台湾王炳忠 我实在没想到新党的王炳忠是台湾本省人!

族群撕裂,形塑了许多台湾家庭顽固的投票习惯。过去4次以及即将到来的2012大选,这样的家庭只会选择同一个颜色。而这类家庭的比例从1996年至今,几乎没有变化。 23岁的新党青年委员王炳忠便成长在这样的家庭。

虽然是正统台南人,但是受其颇有“大中华意识”的父亲影响,王炳忠从普通青年进化成新党青年委员是一部完整的“四月青年”成长史。 1996年,才上小学三年级的王炳忠希望母亲能带他出门观选:“大家都在投票,你带我去看看好不好?”结果母亲冷冷地回答他:“不要乱来,民进党会放炸弹。

” 当晚总统大选开票时,得知父母的支持者是林洋港,王炳忠嘀咕了一句:“林洋港?什么怪名字啊,肯定不会当选。”一个耳光成为这个嘀咕的回应。

在王炳忠接受教育的年代,虽然台湾课本里还会介绍令学生一脸茫然的蒙古、乌苏里江,音乐课本最前面有必学曲目“国歌”、“国旗歌”、国父纪念歌,但大部分老师不像当年他们的老师那样热衷教授此类歌曲,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往往会变成了听“国歌”。

在某日升旗时,王炳忠哼出国旗歌歌词,却被老师指责,认为他在升旗时讲话。“我爸一听,很生气:这台独的,不让你唱国旗歌?!然后我爸就冲到办公室要打那个老师。

” 会唱“国旗歌”的王炳忠,一度像红卫兵一样捍卫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国家认同。他成为李敖和陈文茜的粉丝。有一回,因为和一位从小在日本长大的同学对于抗日战争认知有别,他气得在下课后将教室门关起来,不让那位同学走,“我对他说,你要反省,要接受洗脑教育,你被日本荼毒太久!

他后来哭着跟我讲:我肚子好饿,可以吃面吗?我说,你连民族都忘了还吃什么面?” 2000年,由于国民党的分裂,陈水扁当选總統。不少台湾外省族群和国民党支持者把矛頭指向李登辉首,在选后迟迟不肯从总统府对面更为高大壮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离去。

愤怒的人们最终等来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在马英九的带领下,他们步行赴官邸求见李登辉,转达民意。在电视中看到这一场景的李登辉认为这是马英九带头“逼宫”,气得扔掉遥控器,用“三字经”大骂马英九,当然也拒绝了其请求。

2004年,王炳忠即将进入大学联考冲刺阶段。正是在这一年,两颗子弹改变了大選的方向,也带来了新的仇恨。

“当时已经盛传民进党肯定会出奥步,国民党立委洪秀柱在电视上还列出民进党很多有可能的举动,比如扁嫂吴淑珍可能会挂、到时候可能会翻船之类。没想到,过了两个小时,我们班那些平常就挺绿的同学大吼说‘中共杀阿扁啊’。

我没心思上课了,马上跑回家看电视。我姑姑还打电话过来说,连战完蛋了,没戏了。整个高雄都很义愤填膺。” 连、宋落选后,就在法官们还在辩论是否下令重新开票时,数万名国亲联盟支持者聚集在“总统府”前的广场抗议示威,面前是铁丝网后的防暴警察和高压水龙。

王炳忠成为在广场静坐的青年之一。在前往广场的路上,一个外省籍同学善意劝他将“国旗”收起来,以免被认为是执政者民进党的抗议者,容易造成和警察的冲突。

“我很生气,(中华民国在)大陆沦陷了,在台湾我们还不能拿‘国旗’,还要到哪里才能拿‘国旗’?怎么那么没种?后来我和他绝交了。” “当时有很多广场妈妈,在那边巡逻,帮我们煮饭,也帮我们把风看有没有绿营的人过来。

记得我有一次坐计程车离开,坐的是绿色计程车,后来回来广场妈妈们跟我说,以后都不要坐绿车,要坐大中华(该车队以外省司机为主体)。” 由于广场上是清一色的蓝军,一些绿营支持者也开始蠢蠢欲动,有走上街头进行对抗之势。

台湾陷入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国际舆论一度担心台湾将会处于长期对抗和动荡。 从议会到街头到媒体,撕裂无所不在。蓝军支持者绝不看三立电视台的《大话新闻》,绿军支持者也绝不会将电视屏幕转到TVBS的《2100全民开讲》;《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看起来像两个世界的报纸,甚至他们都不愿意穿上伪装,文中常会出现“我方”之类的词汇。

在南部,靠卖假药维持的地下电台,喋喋不休告诉民进党支持者:“一切都是国民党(或者阿共仔)的阴谋。

”只接受片面信息的各方支持者都越来越偏激。南、北台湾开始看起来像两个台湾,理智而又冷静的中间选民少得可怜。 持续了数月的抗争,最终没能改变结果。不过,一个蓝营新偶像出现在这个广场上:白天作为国民党副主席,代表党中央慰问人民群众;晚上,他又是台北市长,必须严格按照《集会游行法》,动用警力将他们驱逐。

这个看似不会操弄民意、规规矩矩的政治人物,四年后获得了近六成的选票,几乎包揽了除了深绿外,泛蓝、中间、浅绿的选票。

台湾民主“未来时” 王炳忠在大学期间曾是立法委员雷倩竞选团队的成员,此后又经台湾“统派”作家郭冠英的妻子赵耀新的介绍,成为新党青年委员。“前辈们劝我:你没有家世背景,就不要在国民党混。

”立志从政的他,最终选择新党。 “但我已经能感受身边年轻人不像我这样对政治充满兴趣。”王炳忠说。2008年大选前两个月进行的“立法院”选举,投票率创下新低,在1000多万合格选民中,仅不到六成选民出来投票。

领导人大选的投票率也只有76.7%,远低于2004年和2000年。这些放弃投票的选民,多是年轻人。 这一年,一群20岁出头的台湾政治大学学生组成的独立乐队“苏打绿”开始在台湾走红。

这些简单的小情歌,没有罗大佑充满社会关怀的愤怒,而是讨论什么叫美丽、什么叫丑陋、什么叫疏离……对他们而言,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就是政治。他们的走红,说明这才是当下年轻人最真实的心态。

比王炳忠稍微年长一些的曹秉承是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2008年,马英九大胜的那场“总统”选举,作为“首投族”的他没有回家投票,家乡屏东离台北太远是个原因,但说到底,他没有像父辈那样的政治热情。

曹秉承的父亲是国民党在屏东县的桩脚,“桩脚”指的是选战中在基层为选举人固票的工作人员。桩脚的身份或明或暗,往往在当地人脉极广并有强大的动员力。“我的家庭已经够政治了吧?民进党的副手候选人苏嘉全还是我的表舅。

”但曹秉承表示,自己对选举不会太关心。 曹秉承们的政治冷感,让他的大陆朋友感到困惑。一些台湾学生甚至不明白“不分区立委”的“政党票”是怎么回事,而解答者反而是来自大陆、正在台北大学攻读硕士的大陆同学马军。

“这在他们看来好像很正常,我很多同学都不知道马英九和蔡英文的副手是谁。” “我记得高中,也就是阿扁时期,同学们还会因为支持对象不同分成两个阵营。那时国民党青年团和扁帽一族在校园里都有影响力。

但最近几年,吵吵嚷嚷的选举风气倒掉了大家的胃口。”王炳忠说。 意识形态还重要吗?这个答案,在台湾呈现出“过去时”和“未来时”的区别:老一辈或意识形态固化的人,无论政客怎么操弄意识形态,他们的观念和选择都不可能再发生改变;而年轻人,基本对操弄意识形态的政党表现都一律厌恶和冷淡。

可以说,无论意识形态重要与否,过分操弄意识形态对于任何候选人来说都已无必要,甚至可能是“画蛇添足”的败笔。 “中间选民”这个词汇开始频繁出现在媒体上。

这个族群只会关注参选人的“政策牛肉”(竞选政见和承诺)。这也正是从2008年马英九和谢长廷争选“总统”开始,双方都刻意淡化这种色彩、强调不应谈论意识形态问题而应全力发展经济的原因。

根据台湾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等学术机构发表的“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与过去数届相比,2008年大选期间,选民对政党的认同有所下降,近五成选民对“经济发展”议题最关心,只有一成左右选民关心两岸和统独议题。

在2012年选举策略上,马英九提出了“黄金十年”计划,蔡英文也抛出“十年政纲”。2008年,蓝绿还在为“入联”与“返联”公投争吵不休,而在此次选举中,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操弄。“若仔细阅读两个政党的政策诉求,只有微小差异。

只是现在在媒体的宣传下,好像民进党更能代表底层,分配更公正,显得左一些;国民党更懂得把饼做大,看起来更右一些。”在台北大学读研的台湾学生郭晓彤说。 2010年底的“五都选举”中,台北选区的郭晓彤把票投给了民进党人苏贞昌,“我实在不喜欢郝龙斌,公共工程质量很差。

我在坐捷运曾经遇到过故障,被困在那很久,最后大家被疏导穿过黝黑的地道才走到地上。” 只有遭遇不符合自己期待的事情,年轻人才会想到自己的选票。

只有当“念不起书”的忧虑不断萌发、“流浪博士”的说法悄然风行,年轻人才会将目光投向投票所。可以预见未来,他们也只会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中感到不适时积极投入对选举的关注。

根据一项调查,收看政论节目了解候选人及其政策的选民比例已经不到一成,此类节目和电视名嘴的黄金时代已开始远去。 “首投族”一代,与他们的父辈最大不同是:他们生下来,就呼吸着民主的空气。对他们而言,民主不是作战的武器,而是生活的工具,是不满意时的一记“否定”。

领导人?他们是自己票选出来的人,不是神,不必固守原始教义无条件支持。 随着民主斗士远去的背影,包括选举在内的台湾民主政治也一步步走向常态化——这将是台湾民主的未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