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撰文披露冯亦代在章家卧底史(三)
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撰文披露冯亦代在章家卧底史(三)
作者:章诒和
社会主义学院·费孝通
毕竟冯亦代不是大右派,要想搜集到大右派和大知识分子的动态,就需要为他铺设台阶。反右之后,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专门办了一期“右派班”。学员个个大名鼎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费孝通、钱端升、钱伟长、储安平、龙云、陈铭枢、黄绍竑、谭惕吾、陈铭德、邓季惺、林汉达等。
派冯亦代到这个班里来,不就一下子够得着所有对象了吗?听到这个消息,冯写道:“一方面由衷地对党怀着感谢,因为给予我这样一个可以加速改造的机会,一方面又觉得工作的责任很重,怕自己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夜里久久不能睡去,但心里有个信念,党既然信任我,交给我这个工作,我无论如何要不惜牺牲一切来完成这个任务。……彭奇同志给我打电话也说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的确没有,因为这正是我报答党、为党工作的大好机会。
”[1958.11.29.p130]与彭见面后,他又说:“我心里十分愉快,感到党给我的信任培养,这次再不努力工作,我真太不像个人了,我一定要尽我的力量,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工作是艰巨而且陌生的,但想到党会指导我怎样去做,我便安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感到十分兴奋。不要紧张,工作时一定得镇定,这是个艰巨的斗争,需要细心与机智,这是我最缺乏的……记住记住!
”[1958.12.1.pp131—132]这期学员,真是各色人等,一应俱全。胡聊瞎扯,闲谈热议,成了冯亦代们(肯定不止他一人)施展手段的好时机。戴罪立功,正逢其时。冯亦代刺探的第一个对象是费孝通。这也是上面的铺排,把他和费孝通、潘光旦等人编排在一组。假如,冯不是章伯钧家的座上客,恐怕就会有另一种分组方法了。
工作迅速展开。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有个极其复杂的内心世界。冯亦代在一番积极主动之后,接着就有挣扎:“这几天睡得很坏,一睡就是不断地做梦……趁看病之便,回编辑部去了一次,但心里觉得不好受——好像那种负罪的感觉又回来了。”[1958.12.23.p147]用别人的血,去洗自己的罪,去洗权力者的手,能不痛苦吗?冯亦代是痛苦的,但痛苦之后,他又上路了:
1958年12月12日:下午去西苑人民公社劳动……后来和费孝通合成一组,因为他有绳子,而我找到了扁担……[p140]
1958年12月13日:回家之后就打电话给老彭,约定明天见面谈谈。[p141]
1958年12月22日:上午还是和费(孝通——笔者注)潘(光旦——笔者注)合作读文件……晚上打了电话给老彭,他不在,由老张接的,我请他给我个回电。我想和他谈谈。[p146]
1958年12月25日:今天没有大组会,还是自由结合的阅读文件,我和费、潘、李(景汉——笔者注)三人把《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念完了,一共归并为十个问题,向大组提出。……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由老张同志约定明天晚上去谈谈。[p149]
1958年12月26日:晚上去见了老彭,谈了一个小时,把今后该做的谈了,并知道学院在一月底放假……关心我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心里很感动。[pp149—150]
1958年12月27日:下午去费、潘家里,谈了快两个钟点。[p150]
1958年12月29日:上午学院中打扫寝室,我除了把休息室搞干净外,还帮着费、潘去做了一工,因为潘是一条腿,而费则受了凉,气喘又开始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把情况和老张同志谈了。[pp151—152]
1959年1月19日:下午自由小组对笔记,我和费、潘、浦、李在一块,没有对完就下课了。回家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以后他来了电话,就在八点半去看他,谈了些情况。[p164]
1959年1月20日:下午在家写材料,四点半前送出。[p165]
1959年1月23日:今天是自己准备辩论的题目,我和费、潘、李三人合成一个小组。从讨论和争论中……晚上打了电话给彭,他不在。[p167]
1959年1月31日:休息后,给费作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的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她。她说“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以前飘飘然的覆辙”。[p170]
1959年2月2日:下午则给孝通和张纪域所写错误认识提意见。晚上写一信给彭,送到他家里。[p171]
1960年8月5日:孝通和光旦都不住在城里,所以均未达到目的。[p257]
费孝通的性格是友善后面含傲气,平实里头有严谨。他对晚辈后生是热情的,也是爱护的。但对同辈,如果你不是学者、教授,则有所选择,很可能会客客气气地冷淡而去。要成为知己,就更为不易了。对像章伯钧这样的从政者,他是不大看得起的。
父亲藏书很多,版本也好。但在费孝通眼里,章伯钧不过是“玩书”。言外之意,章不读书。我在报纸上看了他关于“玩书”的谈话,一点也不生气。学者理所当然地读书万卷。章伯钧乃“马路政客”(反右批判语),理所当然地不学无术。
那么冯亦代呢?非学非仕,搞西方文学,没去过西方;搞翻译工作,没有过像样的作品。就凭这么个低起点,要获得顶级学者费孝通的认可,还要能够跨进费家门,比接近一向慷慨大度的章伯钧,不知要难上多少倍。
用心机,细思量,登门时“带了几条盐鱼去,做去访之由头也”[p168]。聚餐后,“去王府井大街,陪孝通买药……”[p182]药买不到,第二天自掏腰包“到八面槽给孝通去买药……”[p183]又“去国际友人服务处买了两罐果子酱给孝通送去”[p204],还“送《十八家诗钞》”[p221]。
费孝通的亲人病逝,他到“嘉兴寺殡仪馆,替孝通去打听一下骨灰盒的事情”[p209]。费孝通夫人腿脚有了毛病,他“去北线阁中医研究院给费太太打听风湿性关节炎门诊事,又到协和医院去问了一下”[p211]。
他能“把他(孝通)托洗的衣服拿去(洗)了”[p326]。除此以外,冯亦代还给费孝通搞些文娱活动,如通过老刘“给费(全家)弄电影票《雪崩》[p251]、《万水千山》的戏票”。[p257]。
更为重要的是,冯亦代能判别出费孝通和章伯钧对个人政治前途的不同态度。费是进取的,章则消极得多,甚至继续玩他的“一贯两面派手法”(反右批判语)。针对费孝通的上进要求,冯亦代常给费的发言、检查、思想汇报正面提出意见。
这一手,比几条盐鱼厉害多了!1959年2月26日下午,政协礼堂开座谈会,费孝通发了言,冯听得极其认真,既挑出某些字的毛病,又夸他“对于如何篡夺党的领导权”一段讲得真好。第二天,“张执一部长请了他们几个搞社会主义的人吃饭,他(费——笔者注)很兴奋。
”[p187]中国戏曲的剧种有三百多个,成就最高的是昆腔(昆曲之前身),人称水磨腔,一句十八弯,婉转迤逦,真是动人。冯亦代下的“水磨工夫”最终打动了费氏夫妇。
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冯亦代受邀“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他家院子里的桃花盛开,丁香都已露青了,一派春色……”[pp204—205]当然,费家庭院的美景是背景,引出费孝通的谈话兴致才是“关目”。一回到家,他不忘的仍是“送一封信给彭、刘”[p205]。
如此尽心卖力,上面也未必完全满意。就在送果子酱的那天,冯亦代在费家从上午坐到下午。能坐那么久,是因为他接受了特定任务。所谓的特定任务,今天看来就有点可笑。即在国内外发生大事或有了新政策的第一时间,需要搜集民主人士、知名学者的态度、言论和反应,提供上去。
请看当时的日记:“在他家吃了午饭,和费太太一直谈到五时才坐车回来。……送了一封信给彭、刘。晚上想了想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觉得缺点很多,特别重要的是政治上不够敏感,如这次的阿伊问题,等老刘提出了,才认识到工作中根本没有想到这点,其次则是谈话的办法不多,不能得到对方确切的意见,这两方面都是需要急起直追,加以改进的,晚上把这些意见告诉彭、刘。
”[1959.3.24.pp204—205]的确,难为冯亦代了,父亲对中东问题是最关心的。这也是他和罗隆基就国际形势争论不休的话题。冯到我家做客,根本无须诱导,章伯钧会自动打开话匣子,无奈费孝通是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