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庵的后人 梁茂春: 寒冬的访问——访问刘雪庵记录

梁茂春(音乐史学家、厦门大学艺术研究所教授)

采访说明

一、寒冬拜访刘雪庵

我和俞玉滋老师一起去采访刘雪庵先生的具体时间是1980年1月23日,那是一个寒冷的晚冬。所有的联系工作都是由俞老师负责的,因为她和刘雪庵是老熟人,20世纪50年代她在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学习声乐时,就访问过时任副院长的刘雪庵。“文革”中他们又一起被发送到天津的军粮城农场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改造”。

刘雪庵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谱写的爱国歌曲《长城谣》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他谱写的艺术歌曲《飘零的落花》《红豆词》《追寻》等曾被广为传唱。他的音乐创作才华横溢,在人们口头传播甚广的黄自“四大弟子”(指黄自在20 世纪30 年代带的作曲学生刘雪庵、贺绿汀、江定仙和陈田鹤)中,刘雪庵也是佼佼者。俞玉滋老师和我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者,采访刘雪庵是我们强烈的愿望。

50年代俞玉滋那次对刘雪庵的采访之后不久,刘雪庵就跌入了政治的深渊—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刘雪庵被错划为音乐界的“大右派”,被剥夺了创作和教学权利长达20多年。

刘雪庵的“右派”问题是1979年3月获得“改正”的。我们登门采访他的时候,距他被“改正”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受到高压政治的长期摧残,刚刚获得“改正”的刘雪庵,还没能从“冰冷”的状态下完全“解冻”,这从他谈话的谨慎小心可以感觉出来。但那时他已经开始“复活”了,还在1979年10月参加了“第四次文代会”,见到了老朋友贺绿汀,还一起照了相。当他将照片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

作为采访者,我们的思维也还没能从固有的模式(即“阶级斗争史学观”“为政治服务艺术观”等)中解脱出来。就我来说,学习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在20世纪的60 年代。当时,音乐史上的刘雪庵就是“黄色音乐作者”“国民党御用音乐家”“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现在刘雪庵的“右派”问题虽

然已经“改正”了,但是那些被批判的“坏作品”,它们都能够变成好作品了吗?

因此,我们的采访大体上还处在一种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语境”之中,是备受思想束缚的采访者和备受政治摧残的受访者之间的对话。采访者带着同情,也带着疑虑;受访者战战兢兢,唯恐话有闪失。一问一答之间,相互之间心存隔阂、言不由衷。半天的交谈中,刘雪庵先生没有提到一句他的历史委屈,有的只是淡然和超脱。

今天重新整理这次采访记录,可以回顾发生在30多年前的“1980年当代史”,可以回味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心有所感,我写了一首诗记述此事:

寒冬访刘雪庵

噩梦刚醒暖还寒,陋室拜望刘雪庵。

卄年枷锁刚卸下,半世心缰尚酷严。

惊弓之鸟惮鸣唱,覆巢之卵难有全。

幸有匆匆一探访,乐史真迹留一斑。

二、乐史真迹留一斑

1980年初,当我和俞玉滋老师应约按时来到后海附近的大翔凤胡同22号刘雪庵家时,只见这里平房低矮、屋里水泥地面凹凸不平、窗户的光线黯暗。当时已经75岁的刘雪庵先生满头白发,脸上刻满沧桑,动作显得有点迟钝,眼力也明显不济。

语言表达还算清晰流畅,但是记忆力有些下降了。对于30 年代一些作品的创作时间,他常用“大约写于35、36 年吧”来回答。我们询问《中国组曲》的创作时间,他的回答是“写在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之后”,一个很宽泛的回答。有些稍微牵涉政治的问题,他常用“记不清了”作托词。

即便如此,我们的这次采访还是有重要收获的,因为通过这次采访,对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他所提到的在法国出版的《三歌曲》《中国组曲》,在日本出版的《四歌曲》等事情,是我们原先所完全不知道的。这次采访的三年之后,刘雪庵即双目失明,瘫痪在床,无法再进行像这样面对面的采访了。

这是一次我们与刘雪庵的“面对面”,又是“刘雪庵谈刘雪庵”,是真正意义的“抢救”。这次采访五年之后,刘雪庵就与世长辞了。我和刘雪庵先生仅此一面之缘。回想起来,非常感谢俞玉滋老师带我去采访刘雪庵先生。应该说,这次采访是有重要历史价值的。

第一,刘雪庵对他的钢琴作品《中国组曲》的创作情况和四个乐章的内容、形式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说明,使我们对这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重要钢琴作品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前,我们对这部作品是知之甚微的。刘雪庵的亲口所述,对分析、理解这部作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对刘雪庵创作《流亡三部曲》的情况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从他是如何在上海听到《松花江上》这首歌,为什么要以《松花江上》作第一部,又在去香港的船上和江凌一起创作了第二部《离家》,然后又完成了第三部《上前线》,这样,我们就对《流亡三部曲》的全部情况作了较为细致的了解。

第三,刘雪庵在谈到《长城谣》时说:“它不是作电影插曲而写的。”这个说法和我们原先知道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指出《长城谣》与河北通县民歌在音调上有密切的联系,并说安娥曾经指出了这一事实。这对我们分析《长城谣》的音乐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刘雪庵在谈到《何日君再来》时是一带而过的,但是他提到了后来蔡楚生导演的进步电影《孤岛天堂》时,把《何日君再来》用在电影中,还将歌词改

成了“新四军要走了,唱新四军何日再回来收复这个地方”。这就使《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带上了拥护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色彩。这也是不久之后(1980年底至1981年初)在《北京晚报》《北京音乐报》(今《音乐周报》)展开的一场对《何日君再来》的大争论的原因。

最后,我们请刘雪庵提供他的生平简历,原因是我们当时很难找到关于刘雪庵生平的准确资料,他已经完全被历史封存了。

刘雪庵亲口告诉我们,他出生于1905年11月12日。为了证实他自己的话,他还找出了他的户口本给我们看,这是他出生于1905年11月12日的重要证据。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介绍刘雪庵的文章,大多说刘雪庵出生于1905年11月7日,误差与他本人所述有五天。不知道这个误差是如何产生的?而我则相信刘雪庵本人的口述和户口本的记载。

这次难得的采访也留下了许多遗憾。如刘雪庵的一些重要的代表作品:艺术歌曲《追寻》《枫桥夜泊》等都没有来得及请他细说创作经过;有一些当时被认为是“黄色歌曲”的代表作,如《弹性女儿》等根本都没有提及,那是怕重提这些作品,又会引起老人的惊恐与不快。

还有一些歌曲在当时仍然是很敏感的问题,如《巾帼英雄》《空军之歌》等。因为《巾帼英雄》的词作者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桂永清,《空军之歌》歌颂的是国民党领导的空军。这些作品都是刘雪庵被证明曾经是“国民党御用文人”的例子,是属于“国民党线上”的歌曲。一提到这些作品,刘雪庵都以“记不清了”来回避。

话到嘴边留半句,事逢麻烦绕一圈。这是我们采访者和受访者当时的真实心态。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冷静地对待历史问题了,国民政府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也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如《巾帼英雄》《空军之歌》等与国民党军队有关的歌曲,也是我们伟大的抗日战争历史的一部分。

访问记录

时间:1980年1月23日

地点:北京后海大翔凤胡同22号,刘雪庵家

采访人:俞玉滋、梁茂春

记录整理:梁茂春

问:很高兴见到您,我们有一些关于您的作品的问题想当面向您请教。请您谈谈您最初的歌曲创作情况。

答:大约在1936年,日本东京的一家出版社出版过我的《四歌曲》。这本《四歌曲》中包括我的四首歌:《采莲谣》《早行乐》《飘零的落花》和《菊花黄》。《四歌曲》是东京龙吟社音乐事务所出版的,是通过齐尔品介绍去的。

在这之前,我还在法国巴黎出版过我的《三歌曲》(约在1935年),也是齐尔品介绍的。《飘零的落花》是我在“音专”上学时写的,最迟不超过1935年。这首歌是先写曲调,后写歌词,是蔡绍序最先唱的。曲调委婉、抒情,抑扬起伏,合乎练声曲的需要,常被当作声乐训练的教材使用,以上行的曲调为主。

《采莲谣》可能是《音乐》上用了的歌词,黄自先作了一首曲子,我又用相同的词(韦瀚章词)谱写了另一首,曲调与黄自的不同。

《早行乐》曲调的骨干音是“re—fa—sol—do”,音乐风格和一般的歌曲不同,我是受西北民间音乐风格的影响,创作时间与《飘零的落花》相同。《春夜洛城闻笛》写作时间比《飘零的落花》早,可能是1933年。该曲选用李白的诗,是为《音乐》编选时作的曲,为中学生的音乐教材而写的。这首歌传唱得很普遍。

问:请您详细谈谈您的钢琴作品《中国组曲》的创作情况。

答:《中国组曲》写在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之后,是受到《牧童短笛》影响而创作的。由《头场大闹》《傀儡舞踊》《西楼怀远》和《少年中国进行曲》四段音乐组成。模仿四川锣鼓写的《头场大闹》是第一首,像是开场锣鼓。

第二首《傀儡舞踊》是映射满州国的,其中的皇上就是傀儡。我用了四川民间木偶戏的音乐素材和节奏,以表现滑稽的形象和可笑的动作。江定仙在上海实验话剧团演《武则天》的时候,曾经用了《傀儡舞踊》的音乐来做这部话剧的配音。

当年是郁风演的武则天。第三首《西楼怀远》,音调上我用了西北、西南风格的音调。以“fa”音起,模仿琵琶古曲和西北民歌的特点。事实上是用琵琶古曲的音调“凡五六凡尺上”—“fa—la—sol—fa—re—do”。

黄自看了这首曲子后,觉得曲调很怪,因为从调式上讲,的确与别的调式不同。我不想走老路,而想走新的路子,尝试一下新的调式,用“fa—sol—la—do”结束。三个声部的复调手法,是受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复调手法的影响。

最后第四首是《少年中国进行曲》,音乐受到西方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受舒伯特的进行曲影响。但是曲调是中国风格的,表现新的中国。苏联的音乐家曾经把这一段编成管弦乐,列宁格勒出版社1956年出版了这首器乐曲。这套《中国组曲》1949年在巴黎出版了全部乐谱,章道尊手上有这套乐谱。在国内由吴乐懿演奏,并出了唱片。

问:请您谈谈出版《战歌》的情况与创作《流亡三部曲》的经过。

答:《战歌》一共办了十几期,是我和“上海音专”的谭小麟等几个人办的。在上海办了四期,后来转移到汉口继续出版。《流亡三部曲》发表在第六期上。华北平津流亡学生来上海唱了《松花江上》,是江凌拿谱子来给我看的。

我是1937 年底看到谱子的,谱子上没有写作者是谁。曲调非常好听,但是歌词有一点颓废。我觉得我们国家不会这么倒下,我想把悲愤改成悲壮的情绪,于是就开始构思《流亡三部曲》。当时我正参加上海救亡协会的工作,和江凌一起坐船经香港再到武汉去。

在船上,我叫江凌同志写的歌词,总的是希望改为让人振奋的,在第三首歌要表现复仇的情绪。在船上还碰到了郭沫若同志,他刚从日本回国参加救亡工作。他说:“要悲壮,不要悲伤。”郭老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启示。

我们在船上就写出了《流亡三部曲》的第二部《离家》,郭老对此非常欣赏。正好郁风在船上,也帮我们出主意。不久之后,我们又写出了第三部《上前线》。这样,以《松花江上》为第一部,以《离家》《上前线》为第二、三部的《流亡三部曲》完成了。完成的时间是1937 年12 月。最近我有一篇文章给了《文艺报》,回忆《流亡三部曲》的创作经过。

问:请您谈谈《长城谣》和《红豆词》等歌曲的创作情况。

答:《长城谣》是潘孑农词,周小燕唱的,是一首抗战歌曲。写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华北事变”(1937年)已经发生了,诗的背景是反映时代的,是对日本侵略华北有感而写的,它不是作电影插曲而写的。《长城谣》写出来之后,记得有一次安娥和我谈过,说我的这首歌是和一首通县民歌的旋律有联系。

她是通县人,所以对通县民歌非常了解。我在创作的时候把句子引申开了。《长城谣》在当时很受欢迎,一半功劳要归周小燕,由于她的歌唱,歌曲才引起了轰动。

这一时期我写的歌曲还有电影《何处不相逢》的插曲《湖上轻舟》,我家里还有这首乐曲的乐队谱。还有电影歌曲《满园春色》《思故乡》《如此繁华》等,以及为郭沫若的话剧《屈原》的配乐、为阳翰笙的话剧《李秀成之死》(1938年)写的插曲等。

《何日君再来》是1937 年创作的,是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1939 年蔡楚生导演电影《孤岛天堂》时,把《何日君再来》用在了电影里,内容改成:新四军要走了,唱新四军何日再回来收复这个地方。这事是项堃告诉我的。电影的配乐是我创作的。《孤岛天堂》中还有一首同名的主题歌,是蔡楚生作的词,我作的曲。这是一首男女声二重唱。

1940年我任重庆国立音乐院讲师,当时音乐院办在青木关。1942年郭沫若写了话剧《屈原》,我为该剧写了配乐。杨仲子解聘我以后,我就到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副教授,在那里教音乐。

《红豆词》是1943年在重庆谱写的。当时朱彤写了话剧《红楼梦》的剧本,戏中曹雪芹自己弹琵琶,自弹自唱《红豆词》,曲调带着幽怨感。实际上,正式上演的时候剧中没用《红豆词》,但是这首歌在学生中非常受欢迎,因此单独流行起来了。当时我在重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工作,我是根据曹雪芹原诗的意思体会出这种音乐风格的。

问:请您详细说说《空军之歌》和《巾帼英雄》的创作经过。

答:记不清楚了。

问:请您谈谈抗战胜利之后,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音乐创作情况。

答:抗战胜利以后,重庆社会教育学院搬到苏州,我随之到了苏州。

1946年在西安出版的《诗歌与音乐》月刊里,有专门介绍我及我的作品的文章。1953年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1956年根据琵琶曲《平沙落雁》改编了钢琴曲《飞雁》。钢琴曲《飞雁》的录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由金石演奏的。谱子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也发表过。同年,在“第一届全国音乐周”上,由顾圣婴弹奏过。

问:请将您的生平简单和我们说一说。

答:我的简历如下:1905年11月12日我出生在四川铜梁县,铜梁县在重庆西北百余里。这是我的户口本,户口本上是这样写的。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在铜梁上小学,听老师讲过岳飞的《满江红》。小时候我学过吹笛子、箫,因为我的大哥、二哥会吹,跟随他们学的。

在铜梁上县立中学,初中没有毕业我就到楚南会馆教音乐课。1926年我进入成都美术专科学校学音乐,学的是小提琴、钢琴,还学唱昆曲。学了一年半回到铜梁县当小学校长,并办了“戴帽子”中学。

1923年我开始写作儿童歌曲。1928年写了《春天来了》。1930年我到上海进入中华艺术大学,校长是陈望道,田汉也在这所学校教书。我与田汉等人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我在中华艺术大学学戏剧,洪深在这里教戏剧,学音乐是挂名的。1931年春转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作曲,我与贺绿汀同班,跟随萧友梅、黄自学习。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我回铜梁,半年后又回“上海国立音专”复学。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已写过一些电影歌曲。1936年7月我从“上海国立音专”师范科毕业,江定仙、陈田鹤早我一年毕业。1937年我是自由职业者,给电影写音乐。1938年到武汉参加“三厅”工作。1940年任重庆国立音乐院讲师。

1942年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副教授,教音乐。1946年到江苏苏州文化教育学院任教授兼筹委会副主任。1949年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筹委会副主任。1953年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音乐系主任、教授。1956年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任副院长、教授。1964年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

附 记

我把采访刘雪庵的记录整理好之后,曾寄给俞玉滋老师过目,请她提出修改意见。2012年1月6日我接到俞老师的电话,她说:“你的《访问刘雪庵记录》我看了,很好,没有意见。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先拿出户口本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他家庭出身在是‘小土地出租’。

他刚刚参加了‘文代会’,和金山、贺绿汀等人照了照片,还给我们看他们的合影照片。我们一起采访他之后,我又一个人去找他核实过材料,他还是回避问题。因为不久后《北京晚报》又批判他了,他又紧张了。”

原载《歌唱世界》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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