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季飞妻子 万里之子万季飞:世博会能收回286亿成本

万里之子万季飞:世博会能收回286亿成本

挨家做美国企业工作,世博美国馆不差钱了

主持人:世博会筹办的过程当中,正好也面临了金融危机,在你看来这个影响大不大?

万季飞:金融危机对世博会的影响不大,从现在我们的世博会即将成功举办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世博会筹建的过程当中遇到金融危机,但是作为上海来讲,正是一个机遇,就是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机遇,世博会世博园的建设,它的投入实际上是带动了上海经济的增长。

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看看有没有退展的,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没有退展的,到现在来讲也没有明确的说有退展的,所以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大。这个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可能有的展馆由于资金的不足,变得简陋一点,有的展馆可能由于资金不足,工期滞后的一点,出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说到展馆让我们想起以前美国曾经因为9000万美元的资金问题,一度出现了困难,后来中国也在跟美国方面,包括跟国务卿希拉里有一些斡旋,这个过程你有参加吗?

万季飞:是,这个事情在去年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心,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美国方面迟迟没有确认参加,作为我内心来讲也比较着急,为什么呢?我认为美国是一个在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如果它不参展,我总觉得是一个缺憾,美国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它在法律上规定,财政上不拿钱,由美国自身,就是美国馆自身来筹集资金,正好赶上金融危机,这些大企业在经济上也挺困难的,所以当时这些赞助的企业都迟迟不肯拿钱,一下子遇到了金融困境。

这件事情中国政府很重视,美国政府也很重视,我们也通过国家的领导人也跟美国方面提出来了,希望他们能够参展。希拉里国务卿对这件事很重视,她听说这个情况后认为美国不能缺席,应该参加,她亲自给这些大企业致函,要求这些企业出资支持美国参展的事情。

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商务部和我们的贸促会,这个工作可以说是挨家做的,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大企业在中国取得了不少效益,大家也都知道,像波音公司,美国的可口可乐,这些大公司都在中国取得了不少的效益,中国现在办世博会,也是一个很好的,表现他们自己的机会,我们也都给他们分别做了工作,像我在贸促会这儿,也把那些大公司的代表请到了这儿,美国参展的团队也都来了,跟他们做工作,他们当时就表示说“我们支持”,至于支持多少“我得回去跟我们老板报告”,后来过了不长时间就纷纷的给我们信息了,说“我们老板表态了”。

但是咱们自己说,他们(资助)的数目和我想像的还是有差距的,估计是和金融危机有关(笑)。

我也可以告诉大家,(美国方面)的集资目标是6800万美金,就我前些日子掌握的数据,他们大概已经筹集了6100万美金了,还差这么一点,有一个小缺口,但是这个缺口已经不影响美国馆的筹备了,所以到现在来讲美国的展馆(建设工作)如期进行,他们的工作很优秀,我得表扬他们,很能干,他们叫“2030年美国的城市”,咱们可以想像,未来的美国城市是什么样的?我想不会是2012年的美国吧?(笑)

有些国家参展有困难,我们得给予支持

万季飞:展馆的建设有三类:一类就是自建馆,自己拿钱自己建,我给你一个地块;还有一类就是租赁馆,我建了之后,到时候你来布展,付我一点租赁费;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联合馆,是多少个国家共用一个馆,比如非洲国家联合馆,那就是非洲国家联合在一起建一个馆,有几十个非洲国家都在里面展示自己,他们自己布展,自己创意,也挺好的。

主持人:联合馆是哪方投资的?

万季飞:联合馆建设是我们投资的,他使用的时候要付费,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像非洲的联合馆,相对他的经济条件,我们当然要支持、援助一些了,因为咱们有一个1亿美元的基金,这1亿美元的基金就是给最困难的国家提供帮助、支持的,有一些国家确实挺困难,我们也确实得给予支持,同时我认为,我们也应该这样做,特别是对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也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为什么我们这次世博会能够成为全世界(参展国家)最多的?其中也有内在的原因,就是我们也要尽一下我们在国际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市政工程的建设费用,不该算在世博会里

主持人:之前有媒体报道说,世博会整个筹办的费用是4000亿人民币,前两天韩正市长更正说应该是286亿。

万季飞:这个事我得跟大家说一下,世博会的费用,这是一个前提,世博会的费用其实就是两笔:一笔是园区建设的费用,再有一笔就是运行的费用,你说其他的市政建设花了这么多钱,这是为了提升上海自身的交通、城市的功能的,它是可以长远使用的,比如说建地铁、过江隧道,它永远都可以使用、发挥效益。

我想本来是地铁也好,或者是过江隧道也好,也可能是放在5年之内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由于世博会的召开,提前就把这个地铁也通了,把过江的隧道也打通了,把上海和杭州之间的高速铁路也都修通了,这个是方便老百姓,是为了提升整个城市的费用,而且这个费用也是一定要花的,有可能这个费用(原计划)是5年内花,也可能是3年内花,但是由于我们召开世博会,现在提前花了,但是不能把它算在世博会里。

世博会一开始建设,我们国家的审计署就来了,一直在后面监督着,所以世博会的费用,那不可能有假的,这个费用实实在在的就是两笔:一笔是世博园区的建设180个亿;再有一笔世博会运行的费用,106个亿。

对这180亿我根本就不担心它的偿还问题,因为这个世博会园区的建设实际上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个建筑工程,这个建筑工程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永久的建筑,一个是临时建筑,永久的建筑像中国馆、演艺中心、世博中心,它在世博会结束以后还可以进行后续利用的;中国馆多少人都要来参观?到时候大家肯定都想要看一看,这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临时馆,拆除了以后要进行重新规划,实际上也不叫重新规划,在设计、规划世博会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下一步的发展问题了,所以规划也是从长期来考虑的,拆迁了以后土地要进行二次开发,实际上二次开发就是商业开发,这个土地不要说别的,自身的升值会有多少?这个事我也没算过,我还得请房地产的专家算一算,所以这个180亿,光是对土地进行二次开发就没有问题。

第二个就是106亿的运营费用,这个也是可以通过几方面回收,一个是门票的收入,7000万人次,160块钱一张票,大家可以想一想到底能回收多少?还有一些世博会的特许产品,带着世博会的标记就得付钱的,特许产品,还有衍生产品的开发,这些都和世博会有关,这个恐怕也有利润吧?还有赞助,这些具体的数字,因为我不是管钱的,也没有掌握,但是我觉得从各个方面粗略一算,我想这笔费用对于上海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网友们,别担心(笑)。

万里1979年访美:差距太大,要迎头赶上

主持人:1979年,您的父亲万里曾经到美国做过访问,当时他还是安徽省的省委书记,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访问的情况吗?

万季飞:当时我们老人家在安徽做省委书记,安徽和美国的马里兰州是友好省州,当时马里兰大学提出让老人家到美国访问,立刻就得到了美国州政府的认可,马上发出了邀请,这样的话我们老人家就组织代表团,因为我们老人家没有去过美国,当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正好是刚刚拨乱反正,而且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改革、要开放,国外到底是什么样子,国外为什么能够发展得这么快,始终是大家的一个想法。

当时一个中国这么高级的领导到美国访问,确实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他们对中国共产的印象也是负面的,他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印象还是处在过去的那种冷战时期的印象,所以我们老人家去的时候,很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是让人家看一看我们国家现在是什么样的,再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些共产人,我们国家的领导干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主持人:他回来以后,有没有提到过访美过程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万季飞:当时美国对他很开放,不仅仅让他参观了马里兰州,而且美国的西部、东部沿海城市都进行了参观,纽约、华盛顿老人家都去了,不仅仅是看了一些美国的城市建设,美国的科研、农业,而且美国的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也向他开放,对美国的部队也有了很深的印象。

回来之后老人家跟我聊起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国家和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国家必须改革开放,迎头赶上,缩小美国跟中国的差距,主要讲的是这些。

退休生活:打网球、打桥牌,不谈过去

主持人:万里委员长1993年以后就退休了,能给我们描述一下他退休以后的生活吗?

万季飞:他退休以后确实是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也很难想像,他在过去风风火火、工作起来一直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他工作很有魄力,思路各方面也是很开阔的,有的时候对工作要求也比较严厉,而且在工作的时候,凡是发现有违反有关规定的时候,或者是工作搞不上去的时候,我还看他发火,发脾气,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这样的,可是一退了以后,我就感觉到好像是两个人一样。

后来我说,你看,他在职的时候像一个演员一样,有声有色;一退下来以后,就像一个观众一样,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他每天有自己的生活、爱好、兴趣,打网球、打桥牌,支持台上的工作,从来不发表任何议论。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挺难的,好多朋友也跟我说“你看,你们老人家过去做了这么多事情,你最了解他,得跟老人家谈谈他过去的经历,在战争时代,建设国家的时代,你要不了解一下多可惜呀?”我跟他谈,他从来不说,不见记者、不见媒体、不写回忆录,我就觉得这个老头好像过去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就是这么个人物,他特别有自己的个性。

就是对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关系从来也不议论,他到底对这些事情(有什么想法),好像都埋藏在心中了,我看也是个秘密了,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一点确实是很遗憾。

我和大哥都被父亲送到农村锻炼

万季飞:我父亲对我们从小就要求特别严格,我们穿的都是旧衣服,就像他的那些待遇,什么车呀我从来没坐过,都是自己骑自行车,小时候他也没给过我钱,有时候为了买根冰棍吃,我们那时候坐无轨电车,为了省下那两毛钱,我走路回去,然后才能有钱买根冰棍(笑),从小就这样要求我们。

主持人:他在1962年的时候就特别把你大哥送到农村去了。

万季飞:我父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怕我们有一些特殊化,特权思想,他觉得我们在这种家庭生活当中,能不能为革命事业奋斗?结果就把我哥哥送到农场去了,他认为像我们这种家庭,就必须到下边去,才知道老百姓的疾苦,必须要在下面经受锻炼、经受考验才能成长起来,我哥哥是因为年龄大,我要是年龄再大一点,我估计恐怕也得把我送到那儿去了。

主持人:当时父子之间的通信也被《中国青年报》报道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万季飞:对,他走的时候就是自己的衣服和一床铺盖,带着就去了,连钱都没给,我哥哥去了之后,就是在最基层那个漏着天的房子里面睡大通铺,就相当于现在的那个农民工的待遇,当然,现在的农民工比那个时候(条件)还好,那个时候的农民工的生活,你想想突然一下落到这种程度。

后来我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么一个在北京大都市的条件下长大的孩子,一下子到了陕北的农村,最基层,在窑洞里头,没有灯光,连水都没有,自己背柴,自己烧火做饭,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就要起来干农活,就这么过来的,对我们来讲,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对我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和考验,特别是对家庭生活好的、富裕的,条件好的人,如果经受过这个,这也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对我们一生都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