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总督李鸿宾 较早为基督教进入中国提供方便的是时任两广总督李鸿宾

较早为基督教进入中国提供方便的是时任两广总督李鸿宾

       ——中国历史的欧洲格式化之三

1826年至1832年间的两广总督李鸿宾(1767-1846),是一位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高官,他的经历是一个古典版的屠龙英雄变恶龙的故事。

李鸿宾,标准的社会精英出身,秀才→举人→进士→翰林→谏官。嘉庆十八年(1813),出京巡视漕运。满清后期的内外交困已经显露,他奋发有为,多次上书“陈时政利弊”(本小节引文出自《清史稿·李鸿宾传》的不一一加注)。

他能够在官场脱颖而出,主要是秉公执法、参与查办河督李亨特贪污一案,得到嘉庆皇帝赏识,很快被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由谏官不三年而膺方面,为时所罕”。此人长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往往能针对老大难问题提出具体又切实可行的建议,上上下下普遍看好,历任钦差、巡抚、总督。

道光六年(1826),由湖广总督转任两广总督后却判若两人,几乎是一上任就陷入了被动。满清长期闭关锁国,指定广州为唯一海路通商口岸,又只许朝廷指定的十三洋行与外商贸易,十三行就等于垄断了全中国的沿海对外贸易,获利丰厚,“号为利薮”,多数外商反而不及。

当时惯例,行商每有出缺,由其余十二家联保提名;如有亏欠税费,也由十二家摊偿。这一年又有行商出缺,英国自行任命的广州领事颠地强行干预,试图让他的仆人容阿华补缺,遭到行商一致反对。

颠地对于当时中国的官商关系、官民关系已经有深刻认识,便采取措施、直接“贿鸿宾得之”,行贿得逞之后又公开扬言:“吾以为总督若何严重,讵消数万金便营私耶!”这是将近两百年前的“数万金”。

李鸿宾有可能是满清皇朝督抚一级高官中最先收受外商巨额贿赂的。此前外商很难见到督抚,只是打点中下级官员。此后,外商和行商都不再将他放在眼里。容阿华成为行商后又携巨资潜逃,欠下的官税其他十二家商行不肯摊偿;他便决定提高税收标准予以弥补,外商又不服,遂加大鸦片走私数量而弥补损失。从此,他对行商和外商的管理就都成为官样文章,鸦片走私进入失控状态。

但此人官样文章做得很好。针对鸦片走私,提出设立巡船、即水上缉私警察。获准后,却指示“巡船每月受规银3.6万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更与外商约定,每箱鸦片收5元到10元,名曰“买放”。就是在这个监守自盗的过程中,李鸿宾连年获朝廷赏赐,并被授以协办大学士留任两广总督,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兼广州军区司令员,表明最高统治集团对他的工作很是认可。

后来,有钦差大臣偶然发现“粤兵多食鸦片,不耐山险”,广东的清军士兵普遍抽大烟、成为双枪将,已经难以承担作战任务;军队如此,其他社会阶层可以想见,遂状告“鸿宾陈奏不实”、欺君,他这才被免职流放。

就是在李鸿斌任职期间,仅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输出的鸦片,就从1826年的一万余箱增长到1832年的两万余箱,(每箱装40个鸦片球,每个重1.5千克)。中国的外贸赤字、白银外流也是从1827年开始。在微观层面、就直接因果关系而言,这是李洪斌个人收受“数万金”贿赂之后,国家、民族付出的成千上万倍的代价。

所以,《清史稿》的作者认为他“贻海疆隐患”,这不能否认。当然,李鸿宾、满清政府、英国鸦片商人、英国政府,各有各的责任。

李鸿宾对待鸦片走私做官样文章,对待传播基督教就更无力顾及、更是官样文章。梁发的多次被追捕,往往像是和衙役之间心照不宣的作秀,两次被捕入狱,也都能较快出狱,其中缘由不言而喻。基督教的传教活动规模化、频繁化、半公开化就是在这一期间,基督教也是在这一期间猛烈传播开来。李鸿宾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可谓无心插柳,对于满清皇朝却是犯罪。

当然,这也是传统道理不能满足李鸿宾的需要。传统道理刚刚产生的时候,要求官员都努力成为圣贤,官员也大都还有条件成为圣贤。随着社会结构变化,官员大都没有条件成为圣贤了,传统道理继续这样要求就失之于虚伪,官员再要努力成为圣贤就极为困难。

满清官员的名义俸禄又实在太低。任何一个李鸿斌这样兢兢业业为朝廷奉献了一辈子的高官,内心都会感觉到责权利的严重不一致,一念及此就极有可能屠龙英雄变恶龙。李洪斌这样的高官应该不是少数。所以,尽管他“簠簋不饬”在朝廷可能已经尽人皆知,但朝廷免职流放他的罪名却只是“陈奏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