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的诗 陈行之:廖亦武的文学表达
世界很大,足以容纳两件事乃至于无限多彼此不相同的事同时发生,譬如,几乎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同时,另一位叫廖亦武的中国作家在德国获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包括德国总统高克在内的多位德国政要和各界人士,参加了10月14日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颁奖典礼。德国《世界报》网络版就此发表文章,指出:“他的名字在中国不愿被提及。”
其实我也不愿意提及。很多朋友建议我对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谈看法,我的回答全部是:“没看法。”就在这时,又传来廖亦武在德国获奖的消息,又有几位朋友建议我谈谈看法,这次我实在不好意思再以“没看法”搪塞了,那就谈谈看法吧!
然而我马上就发现——就像《世界报》指出的那样,一个被我的祖国“不愿意提及”的作家是不那么好谈的,所谓“看法”也仅只是自我感觉在被允许的范畴之内,这样,很多本该谈的“看法”在我这里首先被自己过滤掉了,我不知道剩下来的“看法”还有多大的价值?权且说来吧!有聊胜于无啊!
廖亦武在颁奖会上有一个题目为《这个帝国必须分裂》的发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在这里引述发言,一句话也不能引述,我只能谈谈看法。
依据理性,对历史现象和当下现象的解释应当是能够自洽的,至少要说清王二为什么不是张三,张三为什么不是李四,只有这种情况下的解释才是符合逻辑让人信服的。从这个角度说,廖亦武对“这个帝国必须分裂”的缘由的解释不能说是没有漏洞的。
然而作家对事物的反映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纯粹依赖理性,甚至可以说,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更加是感性的方式观察世界和思索世界的。我不敢确认廖亦武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异议分子,我对这个没有多大的兴趣。我只是从廖亦武的发言中看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作家,虽然他把思想的触角延伸到了文学之外,甚至进入到了危险的政治领域,但是他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却仍旧是文学的,这种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尽管从理性角度来说还不能认为多么严谨,却恰恰是我非常赞赏的。
我认为,凡是试图对中国社会做出解读的作家都应当采取这种不排除政治判断的作家立场和作家姿态,严肃地回答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我甚至认为这应当成为中国文学必须担当起来的责任。任何逃避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作家都不能称之为作家,他们不配被称之为作家。
体制内的作家自然不在其例,原因很简单,他们所占据的文学位置决定了他们身份的国家色彩,而带有国家色彩的作家是不能被称之为作家的,因此他们回答还是不回答中国问题,也就没那么要紧了,所以本文不对这部分人群做探讨。
前面已经说过,我仅仅把廖亦武的话题视为廖亦武的文学表达方式,我是赞同的这种方式的。你不能要求作家立场与政治分离,古今中外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具体到廖亦武的话题,我们可以认为专制状态下的国家统一无意义,反之,民主状态下的国家分裂也未必就是灾难,我想廖亦武也是这个意思,虽然他的表述更激烈一些。
值得注意是,国家分裂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的主观选项。一个国家的最终结局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只能依赖于历史发展的内在驱力,而这种内在驱力(既得利益集团对民众的掠夺压榨与民众的反抗)很有可能导致一种严重的社会后果,“国家分裂”不过是作为社会后果附加部分出现的另一种后果之一而已,换一句话说,如果历史的最终结局是这样的,那么,国家也只能分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造成国家分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的是盘踞在国家之上的政治势力,而不是作家乃至于更多柔弱无力的人的寄望。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说的就是这种因果关系,不管廖亦武怎样激愤地说“帝国必须分裂”,他是没有能力分裂帝国的,分裂帝国的只能是那些对国家和民众敲骨吸髓进行掠夺的人。
不管我们多么不愿意看到,一种可怕的社会后果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越来越清晰地听到了它的脚步声……从概括的角度说,廖亦武的文学表达也许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却是合理的。
廖亦武的意义也就在这里。
莫言满意地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
廖亦武绝决地说:“这个帝国必须分裂。”
我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更接近真实,我也无法想象和预见历史将会如何对这两个人做出比较和评价。
那就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待着历史的裁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