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之死(转载)

毛泽东有四次婚姻,他比杨开慧大8岁,在四次婚姻中,毛泽东最珍爱的首推杨开慧,他称杨开慧为“骄杨”、“我亲爱的夫人”,也是毛泽东忠诚的伴侣、革命征途中的贤内助。开慧思念毛泽东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毛泽东是她父亲杨怀中(昌济)教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高足。

杨怀中教授去世前曾致信湖南名流章士钊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指毛泽东、蔡和森)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后来,毛泽东去北京,投靠这位恩师,并寓居杨宅,1920年冬跟开慧结成秦晋之好。

自那以后,杨开慧结婚七年,连生了三个儿子。她跟随毛泽东去上海、广州、韶山、武汉、长沙,过着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几乎没有过一天安顿的好日子。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夫妻生涯是在毛泽东秘密工作中度过的;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诚与爱,更是难以言喻。开慧知道,与毛泽东再次见面,难于上青天。所以,她把她的爱,倾诉在字里行间,藏在墙缝屋角。她想,这感情的记载,终会传到毛泽东手里,那就死而无憾了。

实则上,这是用血泪写成的七篇散记。最后一篇是1990年再度修缮她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霍然露出,那是1930年1月28日写的,她去世前十个月的手迹,看来字字皆是血:

几天睡不着,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有信,天天等。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丢弃我了,一幕一幕地,他一定是丢弃我了。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父爱是一个谜,他难道不思念他的孩子吗?我搞不懂他。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只有母爱是靠得住的。

开慧对于毛泽东的爱是伟大真挚的,她渴望有个男人守望在身旁,然而,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她写道:

人的感情真是奇怪,王春和那样爱我,我连理也不想理他。我真爱他呀,天哪,给我一个完美的答案吧!

在开慧思念毛泽东几乎疯狂之际,毛泽东正在“走麦城”,而且,这二打长沙,成了何键捕捉杨开慧的直接导火索,这是毛都想像不到的惨剧。

所以,杨开慧发自肺腑、无奈之极地说:

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敏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杨开慧就义解密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在南门妙高峰下的一座小楼结婚。船山学社毛泽东的卧室便是他们的新房。

1921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到洞庭湖滨岳阳等地考察学校教育,进行社会调查。而新婚后的洞庭考察,正当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意义更加重大。但是,毛泽东是个性情中人,对于新婚燕尔的娇妻,日夜思念,有时彻夜难眠。

情思难禁,诗兴勃发,毛泽东挥笔写下《虞美人·枕上》词: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青年革命家毛泽东的离愁别绪,兼写身世的凄凉与哀怨,充满了阴柔之美、阳刚之气。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他只身去上海,那时杨开慧已怀了第二个孩子岸青,不能随行。毛泽东12月底又从上海去广州,取道长沙。惜别爱妻,在南去列车上用铅笔写下《贺新郎》一词向杨开慧倾诉: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夏天,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毛泽东身边,住了半年多,因毛泽东身体不好,带着全家人回到韶山冲老家养病,毛泽东在家乡一边养病一边组织雪耻会,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毛泽东去广州不久,开慧又带着孩子到了丈夫身边,在那儿住了一年多,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全家又回到长沙,住进了望麓园的一所房子里。

毛泽东参加中央“八·七”会议后,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回湘改组湖南省委。

结婚八年来,一家颠沛流连。吃百家饭,走万里路。

1927年9月,毛泽东去浏阳文家市领导秋收起义,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杨开慧及三个孩子,只好寄居在板仓娘家,他们没有真正的家啊!

从此,天各一方,苏区与白区,俨然阴阳两界。开慧只好把她对丈夫的热爱,用笔录下来。

开始,毛泽东还通过地下渠道,鸿雁传书,给开慧带去无限的慰藉,井冈山上“才到初秋霜已降,每逢春尽雪方消”,毛泽东在信中说,山上气温低,可战士们还穿着秋收起义时的单薄装束,毛泽东穿着草鞋行军,脚被磨破溃烂了……

开慧接到这封信,便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偶感》一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翔,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已无时。

192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36岁生日,开慧下了面条,遥祝夫婿平安健康。待孩子睡下,她在桐油灯下铺上毛边纸,继续写她的散记。

天哪,我总不放心他。只需他是好好地,属我不属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罢。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笔者注:原件字迹不清)家人烧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着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旁边他不会注意的,一定

□死方休。他的身体实在不能做事,太肯操心,天保佑我罢,我要努一把力,只要每月能够赚到六十元,我就可以叫回他,不要他做事了,那样随他的势,他的聪明或许还会给他一个不朽的成功呢!

又是一晚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

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

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是他,一头是小孩,谁都拿不开。

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总不能不爱他……

开慧在散记中还记下了一个秘密:板仓有两个男子,给她献殷勤,拼命地追求她。当时她二十七八岁,是个成熟的少妇。但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一个人。

开慧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板仓离长沙也仅百十公里。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以来,板仓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就有460多人。所以,她好似生活在虎口和魔掌之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对于这一点,开慧是有思想准备的。

朱德妻伍若兰在长沙司门口枭首示众,正好让开慧目睹惨状,回到板仓,她用毛边纸写下了愤怒而娟秀的文字:

或许是我太不合时宜的缘故罢!为什么人家欣喜的事,我却要悲伤呢?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一回事)!我以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的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提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心里波动!……

偶然在长沙城碰见伍若兰杀头示众的事,对开慧可是个不祥的预兆,她更作好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只是,舍不得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岸英八岁、岸青七岁,岸龙才三岁,万一自己遭遇不幸,可孩子怎么办?母亲年纪大了,丈夫远在江西打仗,且行踪不定,生死未卜,自己死不足惜,孩子托付给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的闹了一晚。

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正失掉一个母亲,或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叔的爱抵得住的,必须得到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于受那狂风骤雨的侵袭!

开慧写信时,泪珠儿不断,心肝俱裂,她作了最坏最坏的估计———她和毛泽东都不在世了,孩子会怎样的凄苦,她提到孩子的叔父“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果然,开慧牺牲后,按照地下党的安排,三个孩子由舅母李崇德护送到上海中共地下党机关,送进大同幼稚园后,毛泽民、钱希均夫妇热情地呵护他们,常去看望孩子。

1930年11月14日,开慧被捕的第二十天,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板仓乡下一群老乡,冒着危险,偷偷地赶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找到开慧僵硬的尸体,用一块白布裹着,用滑杆悄悄地抬回板仓。按照开慧生前的嘱咐,“不作俗人之举”,没有摆流水席,没有请道士和尚念经做道场,只买了一副薄皮杉木棺材,将开慧收殓后,掩埋在棉花山。后来立了一块石刻墓碑。

毛泽东惊悉开慧牺牲的噩耗时,写下“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八个字,表达心中的悼念及悲愤,化悲痛为力量!

杨开慧就义实录

自从在长沙八角亭司门口,看到朱德妻伍若兰斩首示众后,杨开慧就预料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据杨开慧的同狱难友杨经武于1963年6月15日回忆:

1930年8月9日夜(阴历),我被捕后即监禁于本市司禁湾陆军监狱署。狱室内拘禁的人很多,不分男女,同囚一室,大家只好席地而坐。

一天下晚将暮时,忽然来一人,同室一个《晚晚报》的工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晚晚报》的采访员(记者)。这个采访员跨进室内即喊杨开慧的名字。随即有人答应。

我心里一动,随声看去,看到杨开慧着一件浅蓝色竹布单长衫,穿一双青布鞋,面部表情镇静而严肃。

采访员先问了烈士的年龄、籍贯、住址、个人出身及家庭状况后,对杨说:

“你为何要做共产党?你犯了法晓得么?”

杨开慧回道:“我没有犯法,是何键犯了法。”

采访员又说:“现在你能悔过自新就无生命危险了。”杨开慧说:“我誓不屈服。关于政治,各有己是,我的生命早不计较,不成功便成仁。”

采访者再问:“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

杨开慧讲完最后一句后,绝不再言:“我的话说完了。”

何键听了叛徒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任卓宣的建议:“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只要杨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但她坚贞不屈,何键对她没有一点办法。

开慧视死如归,对探监的亲戚平静地说:“屋里有块青布料子,给我做一套衣服,上路时穿的,年少时,家父有训戒:我杨家死了人,不作俗人之举!”

“曲曲———曲曲———”凄厉的哨声在四连兵舍里吹起,恐怖笼罩兵舍。“今天办人,办的是共犯要人,大家要特别注意警戒!”

士兵们紧张地背上驳壳枪和子弹带,走到亭子里集合。四五十人站成二列横队。由值星班长清查了人数,便喊“向右转,开步走!”把队伍带到清乡司令部的“法堂”里,分两路,面对面的站立着,形成了两三尺宽的一条人巷。

“人巷”的尽头,大堂中央摆了一张黑漆长方条桌,桌上有一箭形的“标子”,白纸上已写好了粗黑的字,上书“枪决女共犯杨开慧一名”,标子旁边有一个大砚台,里边有一汪血红的墨水……

大厅内外鸦雀无声,士兵们屏住呼吸。等了十来分钟,只见罗国林、姚楚忠、黄正榜等四五人,从司禁湾监狱署押来杨开慧。

李琼拿着一张状纸,向杨开慧大声宣读,然后,从桌上提起一支粗大的毛笔,在血红的砚台里蘸饱,对着白纸黑字标子上的“杨开慧”,从上至下一笔勾下,然后朝上,一带,丢掉笔,把滴着红墨汁的箭式标子,扔在地上,阎王判官的使命完成了。

罗国林和姚楚忠又用麻绳重将开慧绑紧,站在一旁的黄正榜连忙弯腰,将标子从地上捡起,插在杨开慧后颈衣服里。整个宣判过程,不到五分钟。

杨开慧自始至终以沉默表示着心中的仇恨与愤怒,不吭一声。

行刑的队伍开出教育坪清乡司令部,从北正街到南正街,然后,在学院街口的马路上,停了片刻。搞了一部黄包车,让开慧坐在车上,爬上天心阁,绕到浏阳门外,向识字岭刑场走去。

监斩官一声令下,号兵吹起了冲锋号,引得满街市民,都峰拥到马路两边,向开慧告别,人群中不时发出叹息与唏嘘之声。

开慧早在给“一弟”的托孤信中,便坦言:“我好像看见了死神……说到死,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所以,从城北到城南十里长街的游街示众,她始终坦然,视死如归。

进入刑场后,杨开慧打眼一望,走向一较高的坟茔,心想,这就是她的归宿之处了。匪徒朝开慧连开二枪。中午,匪兵们吃完饭,特务四连的卫兵汤家兴,向值日官晏国务报告:“上边来了通知,上午打的这个女人,没死!”姚楚忠又带了两个士兵,提着驳壳枪,来到识字岭刑场,姚楚忠举起驳壳枪,结束了杨开慧那二十九岁的年轻生命!“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那是毛泽东当时的悲怆心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