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水浒传下180集单田芳

事已遍及大街小巷;画家也执笔为他们图形绘影。《水浒传》最早的蓝本是宋人的《宣和遗事》,它着力描写了杨志卖刀、晁盖等结伙劫生辰纲和宋江杀阎婆惜等事,对林冲、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主要人物也都作了描写。宋元之际,还有不少取材于水浒故事的话本。在元杂剧中,梁山英雄已由36人发展到108人。施耐庵把有关水浒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在创作《水浒传》过程中,忠实地接受了人民的观点,这是《水浒传》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的思想基础。

《水浒传》历史地表现了农民起义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阶级压迫是这场农民起义战争的社会根源。高俅等奸臣贪官对人民进行压榨和迫害,激起了人民大众复仇之火,逐渐发展为燎原之势。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宋江、林冲、鲁智深、武松、李逵等梁山英雄,以及“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农民革命理想,形象地展示了这次农民起义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除了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阮小五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因此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起义的伟大作品。

作品紧扣“官逼民反”、“逼上梁山”的题旨,刻划梁山英雄。如作为80万禁军教头的林冲,经济收入宽裕,妻子年轻美貌,家庭生活温馨。这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面对调戏他爱妻的高衙内,虽然怒气顿生,但碍于对方是自己顶头上司高太尉的螟蛉之子,只好忍气吞声地收回了那高举的拳头。之后,高俅指使陆谦设计骗他的爱妻,并诱骗他误入白虎节堂,他仍然忍气吞声。在充军途中他受尽折磨,在野猪林里险遭暗害,他依然甘受凌辱,幻想能回家与爱妻团聚。直到高俅指派陆谦等人,要在草料场将他烧死,才使他忍无可忍地杀了陆谦等人,雪夜上了梁山。

"《水浒传》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金圣叹语)。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典型。比如林冲、鲁智深和杨志三人,都是军官出身,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他们的性格各异。林冲有如上述。鲁智深慷慨直爽,疾恶如仇,敢作敢为,这都集中表现在见义勇为和爱打抱不平上。为了救金氏父女,三拳打死了郑屠,犯了血案,无可奈何地藏身寺院,做了和尚;为了救林冲,受高俅迫害,连和尚也做不成了,只好落草辗转上了梁山。杨志跟林冲、鲁智深的性格都不相同,他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他的生活目的在于“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也与祖宗争口气”。当他失陷花石纲,丢了官时,仍没有放弃向上爬的想法。他积极采取贿赂的手段,企图恢复原来的官职。当受到梁中书赏识和提拔时,感激涕零,要死心塌地在他的门下做军官。直到失陷生辰纲,生命受到威胁时,才亡命江湖、逼上梁山。

刻划人物,往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时,首先通过肖像描写,展示人物独具的性格特征,这是《水浒传》刻划人物的特色。如第三回鲁达第一次出场时,通过史进的眼睛看见:他是个军官模样,“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只几笔就揭示出鲁达这个粗莽正直的英雄性格。对行者武松,写他“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下子就揭示出武松精明英武的性格特征。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景阳冈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写他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水浒传》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水浒传》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结构,是民间艺人“说话”特色的具体表现。与之相联系的是《水浒传》的语言,它在群众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保存了群众口语的优点,具有洗练、明快、生动、色彩浓烈、造型力强的特色。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受压迫人民“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愿望,则是组成这幅历史图景的经纬。书中的人物性格,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由于身分、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的。禁军教头的地位,优厚的待遇,美满的家庭,使林冲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安于现实,怯于反抗的性格,对统治阶级的逼害一再隐忍;同时这种经历,又使他结交了四方好汉,形成了豪爽、耿直、不甘久居人下的品德。

因此林冲的隐忍不同于逆来顺受。在他“忍”的性格中,蕴藏著“不能忍”的因素,聚集著复仇的怒火。最后,他被逼上梁山,正是这种怒火的总爆发,是他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林冲相比,鲁达并未遇到那样的不幸,但他在和统治阶级长期周旋中,看透了他们荒淫腐朽的本质,加之他一无牵挂的身世,形成了他酷爱自由,好打不平的性格。这种性格和当时黑暗的现实,存在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鲁达是向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挑战而主动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三代将门之后”的杨志,走上梁山的道路更为曲折。“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是他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可以委曲求全。失陷“花石纲”并没有动摇他追求“功名利禄”的意愿,高俅的排斥也未能把他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在充军得到梁中书的青睐后,追求名利的欲望也更加炽烈了。在比武场上的斗狠逞能,护送生辰纲时的兢兢业业,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直到“生辰纲”被劫,不仅功名的道路被截断了,而且有落入牢狱的危险,他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上了梁山。此外在对招安的不同态度上,来自社会底层的李逵等人是坚决反对的;封建文人出身的吴用主张有条件的招安;来自官军的绝大部分的将领则是殷切地盼望著招安。这种不同的态度,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身分、经历中找到充分的根据。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总是把人物放在阶级斗争的激流中,甚至把人物置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自己的行动、语言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征。在“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这样描写:“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掣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夥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只此寥寥数笔,通过对石秀几个异常敏捷激活的白描,把他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表现得入木三分。作者巧妙地把人物的行动、语言和内心的复杂活动,紧紧地交融在一起,虽无静止的心理描写,却能准确、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以劫法场为例,由于石秀是在形势万分急迫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得悉处斩卢俊义的消息的,以他的精细,不会没意识到个人去劫法场的危险;可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又没有别的办法可行。

从石秀在酒楼上的焦躁,可感到他内心的激烈活动。他考虑到要在戒备森严、刀枪林立的法场上,一个人救得卢俊义,必须先压住敌人的气势,因此,未下楼时就大喊一声,接著趁敌人神志未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扯住卢俊义便走。在他被捕后大骂梁中书时,道出了梁山大军即将临城的形势,这才使梁中书不敢杀害他们。透过石秀果断的行动,机智的语言,又看到了他细微的内心活动。小说中类似这样的精彩的描写是很多的,像当林冲抓住高衙内提拳要打而又未敢下落时的微妙心理,像宋江吟反诗时流露出的那种壮志未酬,满腔郁闷的心情,都是通过行动、语言来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并进一步深化了人物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