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的子女 樊锦诗:敦煌的女儿(一)

2018-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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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81 年进入敦煌研究院的吴健,现在负责"数字敦煌"工作,从一开始采集数据,樊锦诗几乎天天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每次吴健都认真地承诺,请她 放心.但是她好像还不放心,每次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仍然 是"一定要保护好知识产权".吴健心里清楚,这是因为院长担心"资料外泄".樊锦诗告诉吴健,那些制造原子弹零件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言外之意很明确,是希望 在"数字敦煌"项目上吴健也能&qu

1981 年进入敦煌研究院的吴健,现在负责“数字敦煌”工作,从一开始采集数据,樊锦诗几乎天天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保护知识产权”。每次吴健都认真地承诺,请她 放心。但是她好像还不放心,每次见了面的第一句话,仍然 是“一定要保护好知识产权”。

吴健心里清楚,这是因为院长担心“资料外泄”。樊锦诗告诉吴健,那些制造原子弹零件的人,都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言外之意很明确,是希望 在“数字敦煌”项目上吴健也能“如法炮制”,因为在数字化时代要保守秘密太难了。

“其实,我压根也不知道原子弹是怎么制造的,但我想道理都是一样 的”,樊锦诗笑着说。吴健觉得 这正是“精明”的老太太超前 理念的体现。眼下,为了更好 地保护莫高窟,院里已经制订 计划,通过法律化的方式保 护知识产权。

在版权上, 樊锦诗更是严格把关,凡是合作都会与对方签署很详细的协议。她谨慎地审视每一条条款,生怕哪儿遗漏了,给国家和院里造成损 失。有时为了一项很小的条 款, 她会邀请对方多次来商 谈,直到对方答应改动。

樊锦 诗说:我不管你合作意向有多 大,钱有多少,损害了国家利 益,影响到莫高窟的保护就不 行,你就得按我说的改,不改就请走人。 

樊锦诗常说,敦煌是个宝贝,“数字敦煌”同样是个宝贝, 但它们都是国家的,谁都不可 以占有。樊锦诗的一个儿子是 搞计算机的,她说:“如果我把 这些资料给搞计算机的儿子, 岂不是很容易?但是,我不可 以这么做。” 

国家利益至上,这是浓缩在樊锦诗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 的鲜明特色。

在多年的对外合作中,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保护敦煌研 究院的声誉不受损,是樊锦诗永 不突破的底线。早在20 世纪90 年代,樊锦诗就和美国专家内莫· 阿根钮在国际合作中开始打交道,几十年的合作也让两人私下里成了好朋友。

说到多年的合作,阿根钮还曾对樊锦诗予以颇 高的评价:“任何一种合作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樊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在她的领导下,敦煌研究院也已形成了成熟的管理架构和人才架构。

”即使如此, 樊锦诗在和这位老朋友的合作 中,依然是有规矩有协议。不足 一米六的“老太太”和身高一米 八几的“老阿”吵架,成了院里的一景。

“不该给他的东西,决不给;不该让步的地方,决不让 步。”在数字化的合作上,版权 问题是她最重视的,“它一定是 属于我们所有,你可以上网看, 但是下载不行,如果想下载,请先和我们联系。

”樊锦诗在版权 上严格把关,比如在和日本、美国的合作上,仅仅就成果可用于 科研、教育,但是如果要用于商业用途是绝对不行,这一规则, 就附有多项细则,目的就是充分保障版权不遭受侵权。 

对于樊锦诗“把数字化敦煌锁在保险柜里”的这些做法,偶尔也有不理解的杂音,但更多的还是理解的声音,“她这个 人心正,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 了敦煌和敦煌研究院。” 

“没有年轻人才,把敦煌事业交给谁?” 

“50 多年来,我身边的人有走的也有留下的,留下的固然是真心实意想干事的人,但 走的人哪一个人也都是恋恋不舍与敦煌洒泪挥别——他们都 有自己的不忍和难处啊!我还特别佩服和欣赏现在来敦煌的 年轻人,他们能甘愿选择这个 或许一生都会很寂寞的事业,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也是一 种无私的牺牲”,樊锦诗感慨 地说。 

1998 年,60 岁的樊锦诗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放眼望去,很多中层干部年龄比她还要大,一下子就急了,“这还得 了!敦煌事业最终要年轻人继 承,没有年轻人才,把敦煌事 业交给谁?”为敦煌储备人才, 成为她心中迫切的愿望。 

敦煌条件苦,自愿去那里工作的人不多,樊锦诗就想方设法把年轻人送出去深造。为培养人才,院里的钱花“海” 了。樊锦诗说:“花再多的钱也 值。”她好像从不担心出去的 人翅膀硬了不再回来,只是告 诉年轻人:“你们出去学,我给你们打杂。

”有些人出去果然就再不回来了。樊锦诗并不觉意外,“一个人的心不在敦煌,又何必强求?”樊锦诗坚 持放手让年轻人去做事情,她说:“什么事情都离不开我不是好事。

”“每个年轻人都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怎么能教他们不混日子、虚度年华?”“希望我 的年轻人不只是一个匠人,更是一个有头脑的科学家。只要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起来了,敦煌就有希望。” 

苏伯民记得自己曾和院里机关的几位处长聊过天,那些处长都很羡慕院里的年轻 人,因为那些年轻人出国的机 会比他们这些有级别的行政人员多。有出国的机会,就给年 轻人,这是樊锦诗的做法,她不会因为谁的级别高而论资排辈,也不会私下里照顾谁。这似乎已经成为敦煌研究院的一种传统和风气了。苏伯民所在的保护所也是如此做的,他觉得之所以能贯穿这么一种自觉, 无疑是受到了樊锦诗的影响。

樊锦诗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有一个数据,说来似乎难以置信:地处戈壁荒漠的敦煌 研究院拥有的博士生在全国文物保护界位列第一。在日本自 费苦读七年拿到博士学位的赵 声良回来了,在北大专攻东方 学的博士后杨富学带着几吨重 的书回来了,有机会留在日本 的丁淑君回来了??樊锦诗不 知道这些优秀人才回来是受她 影响,容易受感动的她倒是一 次次被这些年轻人感动:“一个洋博士,如果去别的地方待遇会更好,你看人家还是回来 了。

”她始终不会想到自己为了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为改善 他们的住房条件、为分居两地 的职工团聚与人磨嘴皮子,与 人争论的无私付出,才是留住 人心的关键。

2014 年2 月,敦煌研究院办公楼一楼的公示栏里又贴出了两份公示,又有两位年轻人 将被派往法国研修深造,公示 内容中让外人羡慕的无疑就是 “费用由院里负担”这一句了。 多年来,樊锦诗继承了前辈的 优良传统,在人才培养上不惜 重金,舍得花钱,大批的专业人员获得多种深造研修机会。

俗话说,有付出就有回报,目 前敦煌研究院已逐步形成了一 支涉及学科门类众多的年轻化专业人员队伍,这支专业人才 队伍是未来敦煌文化遗产保

护、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5年第12期 作者《兰州晨报》记者 雷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