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堂卧射 揭秘中国球王李惠堂:远程发炮倒地卧射是绝技 婉拒英国人高薪
“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这是上世界20年代上海滩的潮人朝话。李惠堂是中国早期足球界的大明星,一个足球佬能和京剧大师梅兰芳相提并论,可见他红的发紫。
他17岁成名,42岁挂靴,每场比赛都有进账,25年一共进球1860多个。他的足迹遍及欧、亚、澳三大洲,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足球运动的黄金时代,几乎就是李惠堂的时代。
他以顽强的拼搏、高超的球艺赢得了“亚洲球王”的称号,英国人称他为“东方亚力詹士”,日本人送他“东方标准球人”的绰号。
1976年,德国一家权威的足球杂志社经过评选将贝利、马修斯、斯蒂法诺、普斯卡士以及李惠堂并列为世界五大球王。李惠堂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用球技和球德维护了民族尊严。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势不可当的足球旋风,从1915年到1934年,中国队在远东运动会的19年间,连获9届足球冠军,其中从第2届到第8届,蝉联7次冠军,号称“远东连捷七届”。
那时的中国队在亚洲已经没有对手,而国人对于足球的喜爱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1923年18岁的李惠堂随南华足球队远征澳大利亚。
在悉尼对澳洲足球劲旅新南威尔士队的比赛中,李惠堂一人连中三球,获得当地颁发的特别金质奖章一枚,澳洲报纸也以红色大标题打出了“亚洲球王李惠堂”。
这场比赛使中国人摆脱了“东亚病夫”的恶名,也让李惠堂赢得了“亚洲球王”的美誉,而李惠堂这样精湛的球技和他幼年的苦练是分不开的。
李惠堂在1910年从香港回到家乡,他在幼年的时候喜爱踢球,根据老人回忆讲,李惠堂从小不但喜欢踢球,更主要的是他苦练基本功,李惠堂家里面种了两颗柚子树,柚子结了籽,李惠堂就摘下来当皮球来踢,结果两颗柚子树结的果子都被李惠堂打完了,打完了以后,他就用布扎个布团当做皮球来踢。在家乡课余常与小球做伴,把家门口的狗洞当成球门练球,与同龄人在草坪对赛,李惠堂的一生与足球结下不解之缘。
几年后李惠堂回到香港,加入了香港南华足球队,1923年李惠堂被选为中国足球队主力队员,赴日本参加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中日决战中,五比一横扫日本队,此后李惠堂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的南征北战以及出国比赛中披荆斩棘,开启了中国足球的黄金时代。
李惠堂被香港的球迷称为“球怪”,他的球艺娴熟刁钻,出神入化,常有惊人之举,他有两大绝招,一个是他喜欢在离球门三四十码远处发炮,而且不用完全拉满弓就射出,他的球又准又刁,还有一招是卧倒射球,一般人倒地之后踢出的球,总是欠准确,但是李惠堂的卧射有如冷箭,往往一箭定江山。
1913年至1934年,远东运动会一共召开了10届,除了中国第一届获得亚军,在21年间,中国队连获9届足球冠军。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日本人以为稳操胜算,准备洗雪前耻,不料又以一比五大败亏输,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上海的《申报》将日本媒体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翻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大胜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内获得“铁军”的称号。
中国队对日本队的不败记录,也让“甲午战争”以来,备受压抑的中国人在体育场出了一口恶气,足球也成为中国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最大希望。
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即将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中国申报了近三十个参赛项目,第一次派出14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准备参赛,此时的中国濒于抗日战争爆发之际,经济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这次奥运会注定是一届充满悲剧色彩的旅行,以张伯苓、王正廷为代表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向国民政府申请了22万元的专用款项,只有17万元得到落实。
中国奥运代表团迟迟不能启程,于是由李惠堂挂帅的中国足球队决定,比大兵团提前两个月先行出发,在远赴柏林途中征战亚洲六国,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筹措比赛资金。
从越南、新加坡、印尼、到马来西亚,经缅甸和印度,中国足球队一路踢向柏林。先后踢了27场球,其中胜24场,平3场,筹得收入20万元港币,解决中国奥运代表团成行柏林的路费。
1936年8月1日,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位火炬手康斯坦丁高举火炬跑进柏林中央体育场,第十一届奥运会开幕,二战前诡异的风云笼罩着整个体育场,从赛场传来的消息,却一再打击中国人。
中国队频频失利,体力问题成为中国代表队的最大障碍。8月6日中国足球队首战英国队,作为捍卫国家尊严的最有力项目,国人及当地华侨对中国足球队寄予厚望。
奥运足球赛采取淘汰制,中国首战便是英国队,不能不令人悬心,作为现代足球运动的鼻祖,英国队的实力不可争议,但李惠堂和中国足球队在亚洲声名远大,十届比赛九次冠军,以这样的成就出征奥运会自然让欧美强国不敢怠慢,所以这场比赛广受瞩目。
8月6日的柏林汤姆逊球场被成千上万的观众挤的满满的,英国女皇特地给他的国脚们发来专电,鼓励他们要维护国家荣誉,而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则率领五六百人啦啦队到球场为中国队助阵。
一上场,英国队的两名队员就死死守住李惠堂使得中国队的攻击力大大受阻,结果场上以零比零结束了上半场,下半场英国队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中国队的防守得当,大概13分左右的时候,中国队突然改变了进攻战术。
全力以赴的发功进攻,结果后方空虚,反而给对方造成了一个突袭的机会,英国人首开一球,在41分钟左右的时候,英国队又第二次打开了中国的球门,最后因为体力不支,中国队被淘汰了。
尽管如此,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引起了全场的球迷和英国当时各家报纸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中国足球的水平不亚于欧洲的强队,主要原因是体力不支。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中国国术团和中国足球队应欧洲各国的观摩邀请,分别开始了欧洲之旅,在英国踢完球,英国人以年薪八千英镑,折合中国六万四千块大洋,请李惠堂留在英国踢球,李惠堂婉言谢绝。
作为中国足球的代表人物,李惠堂另一个贡献是足球的教育理论。1928年,23岁的李惠堂自费出版了《足球》一书,是第一位足球运动员著书立说。
李惠堂对于培养人才、踢好足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李惠堂认为足球是最易入门,最容易举行,最经济的运动,所以学习的人就多。
他在理论著述中有不少创见,如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足球技巧熟练与常习的关系、技巧全面与单项的关系、足球基本技巧在球场上的地位、智与力的关系、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士气高低与胜负的关系、最后几分钟与胜负的关系等等,都作了很富哲理的阐述,分析透彻,到了今天还很有现实指导意义。
李惠堂在二十多年的足球生涯中,驰骋角逐不止千百场,他所率领的球队,三次被国内其他球队挖角,但是他一直坚持为原球队效力,对于被挖角的人照样友谊往来。
还有在香港、上海、印尼、法国和英国等足球机构,以重金聘他,都一一被球王婉言谢绝,因此他被社会上誉为既有读书人的傲骨,又有运动家的风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内地战火纷飞,整整一年又一个月,伤势痊愈后的李惠堂重披战袍,出现在香港赈济内地灾害的赛场上,雄风依旧。
然而1941年12月2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次年春天,汪精卫为庆祝伪满建立十周年,特命外交部长褚民谊和宣传部长林柏生联名给李惠堂致电,拟派专机接李惠堂和南华足球队到南京和满洲各地巡回表演,并留在南京主持体育政务。
李惠堂不愿意为汪精卫效劳,现在又派专机来,那怎么办呢?最后他考虑,反对他又不行,那就走为上策。为了避开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追踪,李惠堂决定率领南华队去澳门访问,借此机会逃离香港,返回广东老家。从澳门去广东的只需7个小时的车程,但因为天气和船舶的缘故,一路周折不断,李惠堂竟漂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返回广东五华锡坑老家。
一路上多方朋友相助,在桂林时更是受到李济深的款待,离桂途中,他写了一首感怀诗,“世乱时虞历万难,今朝脱险向长安。桂林山水迎人笑,我正飘零意未宽。”
回到家乡后,他在田野乡村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在家门口贴上了一幅对联,“认认真真抗战,随随便便过年。”
在维持生计之余,李惠堂依然没有放弃他所热爱的足球,回到家乡后不久,他先后组织五华足球队和航建足球队,两次访问梅县、兴宁、韶关等地,到各地巡回比赛,推动了山乡体育运动的发展。
1942天,响应宋庆龄慰问抗日伤病员,那时候黄河决堤,所以灾民非常多,当时国民党政府号召李惠堂举办足球义赛,义捐。韶关义赛之后就到了桂林、南宁、四川整个大后方,义赛打了138场,收入全部捐给救灾,慰劳伤兵、孤儿等之用,更留下“海角归来奔国难,名成献艺赛频频”的诗句。
抗战胜利之后,李惠堂从内地返回香港,继续效力母队南华队。1947年秋,李惠堂率南华足球队到东南亚访问,与泰国、新加坡等国足球队比赛十场,场场告捷。
回到香港后,李惠堂参加了香港对上海的一场足球比赛,已经43岁的他仍勇猛异常,接连攻入数球,结果以五比一战胜上海队,这场比赛也成了他“挂靴”的告别赛。
从1923年18岁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到1947年李惠堂作为队长,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李惠堂在球场上度过了25年的时间。
他的挂靴意味着中国足球李惠堂时代的结束,此后中国足球命运坎坷,黄金时代自此一去不复返。
1948年李惠堂赴英国罗佈雷受训四个星期,获得英国足球总教练的文凭,回香港后他创立了华人足球裁判会,蝉联6届主席。同年他担任中国足球队教练,率队出征伦敦奥运会,当时中国在打内战,出征奥运注定是一场悲愤莫名的旅途。
新中国成立之后,抗日名将贺龙做首任体育部长,写信邀请李惠堂出任中国国家队男足主教练,由于种种原因没能成事。1951年香港丽的呼声电台聘请李惠堂做顾问,兼体育节目播音评述员。
美国之音电台请他当体育评论员,不久李惠堂当选亚洲足球协会副会长,又荣膺国际足联副主席,这至今还是世界足坛上华人享有的最高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