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的子女 翁文灏:一个科学家的错位
翁文灏的悲剧几乎是宿命的。“生于末世运偏消”的他,仅仅凭借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无法扭转一个专制体制必然厄运的。这样一个体制,总是扼杀具有宏大眼光和变革意识的真正的政治家,只会将本来更适于坐在处长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错置于部长甚至更高的高位。
谈到现代中国的科学家,大概要数地质学界诸位最令人刮目相看。
从丁文江到翁文灏、李四光,不仅专业上响当当,而且个个行政能力极强,都是治国平天下之才。尤其是翁文灏,官至“宰相”一级,按照过去的说法,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谓达到了传统士大夫仕途的极致。 不过,翁文灏的弃学从政,并非其本愿,纯属阴差阳错,命运的不经意安排而已。
地质界的三杰,李四光暂且不论,丁文江与翁文灏有颇多相近之处,两人年龄仅相差两岁,关系在师友之间,都有留洋欧洲的经历,一前一后出任地质调查所所长。
而且,做研究、办实业、写政论、处理行政事务,样样得心应手。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丁文江常常是身在江湖,心在朝廷,他的最大旨趣是做“治世之能臣”。而翁文灏要本分得多。
尽管他也关心政治,也有言论的冲动,但仅止于在《独立评论》上发发议论。骨子里还是书生本色,相信科学救国,“以人的力量开发地的资源,而后国家始可发生力量”。 丁文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欲做“治世之能臣”而不得;而翁文灏呢,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向对做官兴味索然,偏偏仕途对他敞开了大道。
1932年春天,由钱昌照推荐,翁文灏作为若干专家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
庙堂讲学,本是中国士大夫“为帝王师”的古老传统,翁文灏自然乐于前往。没想到他与蒋大概是前世有缘,这么多前去布道的“帝王师”中间,蒋对翁文灏竟然情有独钟。蒋喜用浙江人,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又算得上蒋的宁波小同乡。
他忠厚诚笃,又颇具才干,是蒋最欣赏的那种德才兼备之人。于是,求贤若渴,蒋当下就邀翁文灏留下,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翁文灏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会有如此之举,再三推辞而不得,最后,商定由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执行常务,而翁文灏则挂一个虚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质调查所。
不久,南京政府在不征求他意见的情况下,发表他为教育部长。翁文灏又藉口“丁忧”,为继母守孝而坚辞不就。
不过,翁文灏的挂牌南京,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南京政府与北平自由知识分子携手合作的开端。与翁文灏同时在国防设计委员会挂牌的,还有胡适之、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下,在上一面,蒋介石也知道要借助知识分子的力量搞专家治国了,而在下一面呢,本来向南京争人权、要法治的自由知识分子也开始认同政府的合法性了。
翁文灏尽管挂的是头牌,但在这一大帮知识名流中,翁文灏的庙堂意识恐怕是最淡的。他不是缺乏行政的能力,只是少了一点做官的兴趣。
翁文灏毕竟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不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将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国平天下的狭隘仕途。翁文灏有自己的专业关怀,而这样的关怀同样具有救国救民的功能,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命运真是不可违拗,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翁文灏的整个人生。
1934年春节,翁文灏在浙江武康境内遭遇车祸,蒋介石得报,命令医院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还派来医生,接来家属,将这个体重仅九十磅的垂危病人从死神那里夺了回来。
如果说庐山讲学,翁文灏对蒋介石的“不耻下问”有“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武康脱险之后,无疑又加一层“救命之恩”了。以翁文灏之忠厚,不可能知恩不报。当第二年蒋邀他在学者如云的“人才内阁”中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无法再推托了。
于是正式入京,与蒋廷黻等人一起,从此弃学从政,开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虽然是迫不得已,但起初也未尝不雄心勃勃。在《独立评论》时期,翁文灏就自信将政治看清楚了。
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够上去当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够和平的下来”。熟悉20年代《努力周报》的人们都知道,翁文灏的政治观显然是20年代丁文江、胡适一辈鼓吹的“好政府主义”的流风余韵。
当初受此鼓舞而产生的王宠惠领衔的“好人内阁”,虽然昙花一现,流为历史笑柄,却没有惊醒多少自由知识分子“好人政治”的乌托邦美梦。尤其是科学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对此笃信不已。
翁文灏是否受丁的影响,我们无从知晓,但这两个地质学家对政治的确都有一种幼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以为政治只是一个好人当政的问题。翁文灏以如此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起步政坛,既有一种自我牺牲的道德满足感,同时也不乏科学家的自信。
传统的“好人政治”到了现代,虽然内中的灵魂未变(仍然以“好人”为核心),但“好人”的内涵毕竟有所演变。“好人”?仅要有儒家式的道德修养,而且也要具备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管理能力。而后者,正是丁文江、翁文灏他们这些科技专家所赖以自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