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为何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对于很多人来说，张弼士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名字，但因这个人而诞生的一样东西，却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我们记忆的一部分，这就是张裕酒。下面为什么网告诉你张弼士为何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

张弼士

在中国解放之前的大半个世纪里，张裕一直是唯一的葡萄酒品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他是为数不多的甜美记忆——在1915年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商品展上，张裕酒一举夺得四项奖章，这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

而张弼士也随着这样记忆，走进了历史的记录中。当然，历史记录的有不仅仅“张裕酒”一项，这位在上个世纪便成为华人首富的传奇人物，在1869年时便拥有了超过8000万两白银的巨额财产，而当时整个清政府的年收入也不过7000万两;他比另一位红顶商人胡雪岩鼎盛时期的资产，还要高出5000万两以上，乃名至实归的华人首富。

斯人已逝，但青名留史。张弼士留给中国的，不仅是一个品牌，或是一个天文数字般的财产，他代表着近代中国史上的一种精神，那中精神只有在历史的长河里才能找到。

张弼士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白手起家的华人首富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华南一带，尤其是广东、福建、广西地区，曾出现过几次迁移南洋的浪潮，他们成为今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华人的祖先。而在开拓南洋的事业中，张弼士便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张弼士，原名肇燮，字粥士，别名振勋，清道光21年(1841)生于广东省大埔县西河镇黄堂乡车轮坪村。张弼士小时家境贫寒，父亲张兰轩是乡村塾师兼业余医生，因此他为数不多的学识，也都是从父亲那里得来的。

清咸丰8年(1858)，张弼士家乡遭受严重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张弼士当时18岁，在乡村竹坊做竹工，便与乡人邀约，飘洋过海谋生，几经周折，到了南洋荷属巴达维亚城(简称巴城，即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起始，他寄食于大埔会馆，后经人介绍，到温氏米行当店员。过了不久，老板看他勤恳麻利，精明过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兼且忠厚老实，可以信赖，即起用他为帐房，并把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夫妇继承了他的资产。

有了一定的资产基础后，张弼士开始显示非凡的经营实业奇才。

首先，他抽出一部分资产，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承办了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捐务，随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很快得到了较大的扩充。

接着，他把目光投入了垦殖开发。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雇工近万人。

在经营垦殖开发的同时，他积极捕捉机会创办各类实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赚了一笔大钱;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依赖，业务得到很大发展;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大力发展房地产事业;组织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网，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亦多经张氏药行批销回国，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获得了惊人的利润，他的资产便在这一时期，积累到了最高点，1869年，张弼士的财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成为华人世界的首富。

百年事业融于“张裕”

张裕酒

尽管在海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之如所有中国人特有的习性一样，张弼士将自己事业归根于祖国，他认为只有在国内取得成功才算真正的成功。因此，他多次拒绝了当时英荷属殖民地政府的封官赏赐，而将自己的事业放回到中国。

据史料验证，张弼士是中国第一辆拖拉机的制造者，第一批工业化国产机器制砖厂、玻璃制造厂、机器织布厂的创始人。

但张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是他在山东烟台创办了“张裕葡萄酿酒公司”，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但之如很多历史重大事件的起因往往事出偶然一样，张弼士创办张裕酿酒公司，也纯系意外。

1890年，张弼士任巴城商务领事时，有一次参加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席间，人们对所饮法国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名酒大为赞赏，法国领事为此大谈酒经，并对张弼士说，此酒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如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质并不逊色。张弼士问其为何所知，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告之说，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也是其中一员，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他曾与其它士兵一起，到烟台采集了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可相为媲美。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张弼士大为震惊，将此事默记心中。

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a href='http://www.wsm.cn/wenhua/kepu/15553.html' target='_blank'>酱说乜可矫婧＃蚴螅林史拭溃肥侵种财咸训暮玫胤健？疾焱瓯虾笏⒓淳龆ㄍ蹲?00万两白银，开辟3000亩葡萄园，并从德、法、意等国引进的120多个优质葡萄品种，红红火火建造了中国第一个、也是亚洲最大和世界第三大的葡萄酒工业园基地，成立了以其姓氏“张”开头，以“裕”取意祖国昌隆兴裕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为了达到一流生产的目的，张弼士特地聘请了美国工程师卫林士、日本工程师小松等参与兴建厂房、进口机械设备;并先后聘请奥国著名技师，驻台领事哇务男爵，意大利酒师巴迪士多奇驻厂，按西法酿制葡萄酒。经过10多年的艰苦经营，张裕酿酒公司终于成为中国最早采用现代化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其生产的张裕酒色泽金黄透明，酒质甘醇幽香，被称为与茅台同名的中国八大名酒之一。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题词“品重醴泉”，以示嘉勉;而康有为也曾下榻烟台张裕别墅，并写下了“浅饮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的诗句。1914年1月20日注册商标张裕“双麒麟牌”的葡萄酒横空出世。

但张裕葡萄酒名留史册的最大原因，还在于他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的出色表现。1915年，著名的巴拿马运河竣工，张弼士应美国总统威尔逊邀请，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为此，“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送展了4种葡萄酒，他们分别是“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酒”、“味美思”和“雷司令”。

没想到此次参展正应了中国的古话：“藏在深屋无人知，一朝揭纱天下惊”。在博览会上，张裕酒一举夺得了一个金奖三个优等奖!这是中华民族的产品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块金牌!也因此故，获得金奖的“可雅白兰地”此后便一直被称作：金奖白兰地，他也打破了洋酒不可战胜的神话!

比胡雪岩更成功的红顶商人

在张弼士的财富史上，政治是两个无法剥离的文字。这位在面见慈禧太后时都享有免跪特权的传奇商人，在他大半辈子的经商生涯中，也一直游离于政治的边缘，成为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同时期唯一可与他相比的是路人皆知、比他年长18岁的胡雪岩，但张弼士却做得比胡雪岩更成功，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时，他同样享有与胡雪岩天壤之别的待遇：当他的灵枢自巴城经过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殖民政府都为之下半旗致哀，港督则亲往凭吊;当由汕头溯韩江而上时，两岸群众均摆设牲仪致奠;甚至于孙中山先生在得知噩耗后，还特派代表送挽联：“美酒荣获金奖，飘香万国;怪杰赢得人心，流芳千古。”

张弼士之所以能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与他对政治一直保有最清醒的认识相关的，同时，他也是中国最早具有慈善意识的商人之一。以下是张弼士主要的一些经历：

1892年，张弼士经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的举荐，被任命为槟榔屿首任领事，从此，走上了亦官亦商的道路。

1894年，张弼士升任新加坡总领事，在任期间，组织中华总商会，多方维护华侨利益。

1897年，经李鸿章举荐，参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出任该行总董。嗣后，历任粤汉铁路、广东佛山铁路总办，太仆寺正卿，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兼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督办铁路大臣等职。

1900年黄河决口成灾，他深为同胞遭难而忧虑，发起募银百万余两赈灾，清廷赐建“乐善好施”牌坊。

应该说，张弼士作为出生于清政府时期的中国，与清政府结有剪不断的情结：他先后担任过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但即使位居清廷高位，他却对清廷腐败无能看得深为透彻，这是他与胡雪岩最大的不同之处。

因此，在看到清政府即将垮台之时，他明智地选择帮助孙中山先生开展民族革命事业：他支持儿子张铁君参加同盟会，并暗示南洋所属各企业，要对在海外进行民族革命活动的革命党人给予大力支持。在回到新加坡后，又通过胡汉民暗中帮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作为活动经费。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与张耀轩以南洋中华总商会和他本人的名义，捐赠了一笔巨款给孙中山……对政治的清醒认识，换来的是张弼士更加悠长的政治生涯：在民国时期，张弼士又先后任总统府顾问、立法会议员、参政院参政、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南洋宣抚使等职——这在朝代更替的时代里，是绝无仅有的奇迹了。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潮商：太阳无时无刻不照在他们身上》的演讲(详见《潮商》杂志2009年6月刊)中指出：“美国人称他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在我记忆当中，或者在我所理解的中国历史当中，能够被称谓‘中国的洛克菲勒’的，张弼士是唯一的一个，那是给予极高的评价。”

那么，张弼士是什么时候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的?却说1915年4月，张弼士被中华民国农商部任命为“中国游美实业团”团长，率团赴旧金山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世博会”前身)，8月5日的上海《时报》刊登报道《扩张中美间商业之企图》说：“……团长张振勋君(注：张弼士的别名)，美人名曰之‘中国的洛克菲勒’。”

在美国期间，张弼士还受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邀请，于5月26日率团做客白宫。1915年7月16日的上海《申报》刊登报道《游美实业团见大总统纪事》描述说：“……实业团以我驻美夏公使(注：夏偕复先生)之导引，于抵华盛顿之第一日正午，入白宫见大总统威尔逊氏。大总统西向立先与夏公使握手，次与团员一一握手，相见环立。团长张君(注：张弼士)致词，大意以此行承美政府特别优待，非常感谢，惟愿将考察所得归献本国，以期本国实业与其他事业获有进步改良机会。”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把张弼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众所周知，洛克菲勒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创办人，是当时的“美国首富”。而张裕公司创办人张弼士则是当时的“南洋首富”，据张弼士的堂侄、交通银行总核稽张赞成估计，张弼士早在光绪年间的个人财富就折合白银有七八千万两之巨，超过当时的大清国库。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1896年7月23日)致王文韶、张之洞的电报亦称：“张实为南洋华商巨掰……可否乞宪台电咨龚使，准即调回中国，面筹路事，愈速愈妙。”

那么，张弼士是什么时候被美国人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的?却说1915年4月，张弼士被中华民国农商部任命为“中国游美实业团”团长，率团赴旧金山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世博会”前身)，8月5日的上海《时报》刊登报道《扩张中美间商业之企图》说：“……团长张振勋君(注：张弼士的别名)，美人名曰之‘中国的洛克菲勒’。”

在美国期间，张弼士还受到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邀请，于5月26日率团做客白宫。1915年7月16日的上海《申报》刊登报道《游美实业团见大总统纪事》描述说：“……实业团以我驻美夏公使(注：夏偕复先生)之导引，于抵华盛顿之第一日正午，入白宫见大总统威尔逊氏。大总统西向立先与夏公使握手，次与团员一一握手，相见环立。团长张君(注：张弼士)致词，大意以此行承美政府特别优待，非常感谢，惟愿将考察所得归献本国，以期本国实业与其他事业获有进步改良机会。”

那么，美国人为什么把张弼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众所周知，洛克菲勒是美孚石油公司的创办人，是当时的“美国首富”。而张裕公司创办人张弼士则是当时的“南洋首富”，据张弼士的堂侄、交通银行总核稽张赞成估计，张弼士早在光绪年间的个人财富就折合白银有七八千万两之巨，超过当时的大清国库。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三日(1896年7月23日)致王文韶、张之洞的电报亦称：“张实为南洋华商巨掰……可否乞宪台电咨龚使，准即调回中国，面筹路事，愈速愈妙。”

其实，张弼士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张弼士像洛克菲勒一样乐善好施。据《盛世危言》的作者、张弼士的好友郑官应在《张弼士君生平事略》记载：“……计前清、民国以来，君输款助饷、筹赈、募捐、公债各项，综计亦不下二三百万焉。”所以，郑官应对张弼士评价说：“……济人利物为怀，民生国计为务，当世称大实业家、大慈善家，必首数君焉。”

张弼士担任赴美报聘团团长,黄炎培任秘书,一行50人参加旧金山世博会,张弼士率团参拜白宫,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接见,被美国媒体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前排右四为张弼士)

张弼士简介

张弼士(1841—1916年)，1841年生于大埔县。16岁渡海到印尼的雅加达(原称荷属东印度巴达维亚)，曾当过帮工，开过商行，采过锡矿，成为当时海外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巨富。从此，他亦商亦官，走上仕途。先后任清廷驻槟榔屿领事、新加坡总领事等职。为了振兴祖国工业，他先后投资兴办粤汉铁路、广三铁路等，并创办山东烟台张裕酿酒公司，被称为“中国葡萄酒之父”。1898年间，他集资在巴城、亚齐办了两家远洋航运公司。

离乡背井创实业

1858年，张弼士家乡遭受严重灾荒，不少人离乡背井，外出谋生。张弼士当时18岁，在乡村竹坊做竹工，少年意气，只身漂洋过海前往南洋谋生。初在一家米店当杂工，后来又到了一家纸行当帮工。他做事勤恳认真，聪明过人，而且忠厚诚实，深得老板信任。

一次，一位从欧洲来的海员，拎着一箱子贵重东西，找到张弼士的住处，请他验收。张弼士很奇怪，对这位海员说：“我在欧洲没有亲戚，这东西不是我的。”海员面露难色：“你看，地址和姓名都没有错，退回去我怎么交代?”虽然托运单上的收货人明明是自己，可是张弼士坚决不收。最后，那位海员只好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暂时将箱子寄放在这里，等复查清楚再作处理。临走时他还说道：“如果一年以后，还没人领，这个箱子就是您的了。”一年时间很快过去了，箱子依然没人来取，张弼士也依然未将它打开，他还在耐心等待箱子的主人。此事在当地传扬开来，纸行老板非常欣赏他的诚实品德，将店里财务交他管理，后来，又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了他。这位贤惠的妻子以后成了张弼士事业成功的助手。

几年后，老板病逝，张弼士继承了他的资产。有了一定的资产后，张弼士开始显示他卓越的经营能力。他先抽出一部分资产，开设了一家经营各国酒类的商行，并承办了当地的酒税和新加坡的典当捐务，随后又承包了荷属东印度(在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资产很快得到了较大的扩充。接着，他把目光投入了垦殖开发。当时，荷属东印度殖民者为开发与掠夺鞭长莫及的岛屿资源，曾放手让华侨组织垦殖公司，张弼士抓住这一时机，抽出大部分资产投入这一事业。1866年，他在荷属葛罗巴埠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大规模地开垦荒地，专门种植椰子、咖啡、橡胶、胡椒、茶叶等热带经济作物，并在垦殖区间种杂粮，获取了极大经济效益。1875年，他又在苏门答腊的阿齐创办了新的垦殖公司。1877年和1878年，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8处，雇工近万人。在经营垦殖开发的同时，他积极捕捉机会创办各类实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他在英属马来亚彭亨州文东埠开设东兴公司，开采锡矿，赚了一大笔钱;在日里开设日里银行，专门办理华侨储兑和侨汇业务，深受广大华侨欢迎和依赖，业务得到很大发展;在棉兰、槟榔屿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住宅，大力发展房地产事业;组织了一个联系海内外的药材批发网，国内的名贵药材多经张氏药行批销海外，海外名贵药材及西药，亦多经张氏药行批销回国，沟通了海内外药材市场等。

1892年，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曾向张弼士询及致富之术，张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一番高论令龚氏大为叹服。

这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里，张弼士终于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王国，最高资产达到七八千万元，成为当时南洋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翁

葡萄美酒铸金杯

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让世人为之震惊、令国人为之骄傲的中华实业家张弼士。张弼士经营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此次送展的“可雅白兰地”、“红萄萄”、“雷司令”、“琼瑶浆”(味美思)一举荣获最优等奖和4枚金质奖章，这是中国商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得如此殊荣，“可雅白兰地”也因此而命名为“金奖白兰地”，成为驰名世界的名牌。从此，葡萄酒这种极品酒只属于西洋的历史被永远改写，而这位历史的改写者就是当年编歌自唱的放牛娃张弼士。他在山东烟台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工业化生产葡萄酒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

历史的契机加上强烈的爱国之心成就了这位中国葡萄酒酿造第一人。

1890年，张弼士任巴城商务领事时，有一次参加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席间，人们对所饮法国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名酒大为赞赏，法国领事为此大谈酒经，并对张弼士说：“此酒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如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色并不逊色。”

张弼士问：“这话怎说?”

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告之说：“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我也是其中一员，法军驻屯天津附近时，我曾与其他士兵一起，到烟台采集了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压汁酿造，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可相为媲美。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

张弼士听后大为震惊，将此事牢记心中。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当即决定于此投资设厂，定名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1892年，张弼士投资300万两白银，辟烟台两座占地千亩的荒山，栽植从德、法、意等国引进的120多个优质葡萄品种，建立自己的大葡萄园;引进压榨机、蒸馏机、发酵机、白橡木贮酒桶等酿酒先进设备，建造闻名中外的地下大酒窖，重金聘请欧洲一流酿酒师，建立了我国最早采用现代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企业。

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伴随着失败与成功的考验，“张裕葡萄酿酒公司”终于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们酿的酒色泽金黄透明，酒质甘醇幽香，风行全国，远销海外，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1912年，孙中山先生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题词“品重醴泉”，以示嘉勉;康有为下榻张裕酒厂亦曾书赠绝诗一首：

浅饮张裕葡萄酒，种植豆台芍药花。更复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

风雨兼程终不悔，留得芳香在人间。张弼士在总结张裕创业史中写道：“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

打造巨轮争国威

1898年，从印尼首都巴城到新加坡的海面，波涛起伏，海水不时地拍打着停靠在码头的德国班轮。

张弼士一行3人和一名德籍家庭医生准备乘坐德国班轮前往新加坡办理商务。他叮嘱管事购买4张头等官舱票。船票买回来，却只有一张官舱票，3张统舱票。张弼士很奇怪，问管事为什么只买了一张官舱票，管事无奈地说“德国轮船规定华人不准购买官舱票，那张官舱票还是德国医生买到的”。张弼士听后，当即勃然大怒，将4张船票撕得粉碎，扔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他感到炎黄子孙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侵犯，良久不能平静，随手举起慈禧太后赏赐的御窑宝蓝大花瓶向地板砸去，打了个稀巴烂，并愤然吼道：“岂有此理，华人不能坐官舱，什么苟例?简直欺人太甚!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不可欺!”

“对，中国人不可辱，我们坚决不坐德国人的船。”在场的中国人也义愤填膺地说道。

“大家说得对，我们要坐自己的船。清政府无能力办商船，我张某来办!”弼士旋即对一同来的创办潮汕铁路的张耀轩说：

“记住，以后我的商船凡德国人一律不卖票!”众人喝彩，海水呼啸。

不久，张弼士邀张榕轩、张耀轩昆仲共筹航行苏门答腊及中国南部海面的远洋航运，创办了“裕昌远洋航运公司”和“广福远洋轮船公司”。从此，辽阔的太平洋上开始出现飘扬着中国大清龙旗的侨办远洋巨轮，并专门与德国轮船同走一条航线，比德国的同等官舱票价低一半，并且一报还一报，不卖票给德国人，迫使德轮取消了歧视华人的规定，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威风。

慷慨救国终不弃

张弼士深受清廷赏识倚重，是地道的“红顶商人”。他不仅在晚清时期的国内政商两界声名赫赫，还经常代表清政府在海外叱咤风云。他先后担任清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闽粤两省农工路大臣、钦命头品顶戴、光禄大夫、粤汉铁路总办、佛山铁路总办等职。民国初年，还被任命为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等顾问、立法会议员、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等。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后来北洋军阀政府的相互倾轧，他却看得十分透彻，对参政并不热心，把一生的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实业救国”，给当时积贫积弱的祖国和举步维艰的革命事业以慷慨支持。

辛亥革命初兴，张弼士即鼓励儿子张秩捃加入同盟会。当革命党人在海外秘密活动时，张弼士便指示其南洋企业秘密援助，并通过胡汉民暗助孙中山30万两白银。辛亥革命爆发后，张弼士又向孙中山捐赠一笔巨款，后来他还给福建民军捐赠白银7万两，1904年又为东海海防筹捐巨款。

1900年黄河决口成灾，张弼士目睹灾区惨状，深为同胞遭难而忧虑，急回南洋募捐百万两银款赈灾，清政府为此赐其“急公好义”牌匾，竖于其故乡大埔。

张弼士在海外倡导教育，弘扬中华文明更是不遗余力，在新加坡等地，他创办了中华学校和应新华文学校，又专门设置福利基金为外出学子辅助学费。在他的带动下，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相继兴办了8所华文学校。他在汕头设置“育善堂”，购置数十间楼房堂产作为嘉应五属福利基金，为出国学子补助学费等。1905年他获清朝皇帝光绪恩赐御书“声教南暨”匾额一方。在受匾典礼上，张弼士慷慨陈词：

“国家贫弱之故，皆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皆由于学校不兴，我等旅居外埠，积有财资，眼见他西国之人，在埠设西文学堂甚多，反能教我华商之子弟，而我华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岂不可设一中文学校，以自教其子弟乎?”

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称“在南洋最先肯牺牲无数金钱办学校的，要推张弼士第一人”。张弼士的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报国之志可见一斑。

1916年9月，张弼士为庆祝“可雅白兰地”酒荣获金奖和赴美之行成功，在印尼巴城五知堂设中秋宴会，答谢中外宾客。会上他异常兴奋，频频举杯祝酒，导致心肌绞痛，12日，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荷兰皇家医院，享年75岁。张弼士病逝后，移柩返籍途经新加坡、香港时，英荷政府下半旗致哀，港督躬亲凭吊，民众到处设牲祭奠，可谓生荣死哀。国学大师章炳麟亦敬送挽联“南人光祖国，天际以归魂。”

今人称“张裕酒”是“国魂酒”，“裕”字原取意中华实业永远“昌裕兴隆”。如果说张弼士对中华酿酒业的最大贡献，就是引进了西法酿酒(包括现在全国各地种植的酿酒葡萄，多半都是从他手中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那么他酿造的中国“金奖白兰地”等饮誉中外的葡萄美酒则把伟大的客家精神传递给了世界……

作为商人，张弼士是非常成功的。作为红顶商人，张弼士比胡雪岩的命更好。从放牛娃到华人首富，在看到他的光鲜靓丽的同时，他的努力你看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