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层累的历史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

顾颉刚(1893-1980年),“古史辨”派的领袖,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读书世家,天资聪慧,素有悟性,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通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16岁时他正在读中学二年级,祖父又给他讲授《礼记》、《周易》、《尚书》等,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古史的知识基础。

在中学时代,顾颉刚就养成了喜欢买书的好习惯,常常把家里给的零钱节省下来到书市去买书,久而久之,对书籍的版本、目录也发生了浓厚兴趣,反复翻熟了《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的目录书,了解了中国历史典籍的有关知识。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料,后来转读哲学门。

入学后由于毛子水同学的影响,参加章太炎主讲的“国学会”,聆听了太炎先生的国学系统讲演,深受启发,这可能影响了他一生所走的治学道路。对顾颉刚批判传说古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与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

从《孔子改制考》中使顾颉刚知道了很多古史材料是靠不住的,胡适讲授《中国哲学史》第一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认为这时的传说史料不可靠。

受到这些启发,使大学时代的顾颉刚萌生了用个人的力量去“整理国学”的“野心”。1920年毕业被留校做助教,从此踏上了潜心研究中国古史的学术道路。由于他的学术志趣,对富于批判精神的郑樵和崔述的学术深感兴趣,于是在研究的基础上,也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心志,先后撰著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清代著术考》,标点校定了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标点补辑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等,这些工作为顾颉刚后来的考辨古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同时也为他启发了思路、增加了智慧。

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 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对中国的传说古史进行怀疑,认为“古代的文献可征的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他还认为“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我们既没有实物上的证明,单从书籍上入手,只有这样做才可得一确当的整理,才可尽我们整理的责任。

”顾颉刚怀疑古史的论文一发表,立即吸引了全国的学术界卷入辩论古史问题, 发表不同意见的论文数百篇, 顾颉刚自1926年开始结集出版《古史辨》第1册,至1941年出版第7册,共汇编了350篇文章,325万字,代表了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也体现了他的治史道路和历史观。

苏联史学家越特金(P.

B.B яткин)评价顾颉刚“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础”。美国史学家施奈德(L.A.Schueider)在他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一书中说“顾颉刚是现代中国最卓越的史学家之一,是儒家偶像的破坏者和主张史学改革的人。”(注:转引自刘起釪著《古史续辨》第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自顾颉刚1923年考辨古史的论文问世,迄今已逾70余载,虽然其在史学界的影响,超过除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一切史家,但是评价仍然毁誉不一,近年来由于考古文献的重大发现,对于古书真伪问题又掀起一股研究新热潮,因而又涉及对“古史辨”的评价问题。

本文无意全面评价“古史辨派”,仅拟就顾颉刚考辨古史的历史观即“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理论,进行初步研究,从而说明这种历史观的得与失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与贡献。

一、“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要旨

本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对于传说古史的挑战与批判,发展到对于《尚书》、《诗经》、《周易》、《论语》、《老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重要历史文献的考证与辨伪。

这实际上涉及对中国古史资料的全部审查工作。论战的实际结果,推翻了长期笼罩史学界的以“三皇”、“五帝”为信史的古史系统,形成了具有实力的“疑古”思潮,对于盲目的“信古”展开了全面地批判,提出只有在清理、考辨史料的基础上,才能展开科学的“释古”工作。

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是最有理论、最富实践、最有成就的史学派别,他们的疑古、批判传说古史工作是在特定的历史观指导下展开的,这个历史观就是“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

顾颉刚在他的批判古史的第一篇论战文章《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中就阐述了他的这个古史观。他的基本观念是认为中国传说的古史系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由不同的时代“层累式的造成的”,他把这个基本的古史观的思想内涵及历史演化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时期愈长”。例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圣贤是禹,到了孔子时代出现了尧舜,及至战国时代又出现了黄帝、神农,到了秦代又出现了“三皇”,到了汉代以后则出现了“盘古”;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例如,舜,在孔子时代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了《尧典》就成了“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了孟子时代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对于古史,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例如,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

这个“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历史观的核心思想是:承认传说的古史并非自古皆然,而是由无到有,由简单到复杂,逐渐演化而成,这既是伪造传说古史的过程,也是传说古史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

顾颉刚在说明他的这个古史观时论证说:“自西周以至春秋初年,那时人对于古代原没有悠久的推测。《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大雅》说‘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说‘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可见,他们只是把本族形成时的人作为始祖,并没有很远的始祖存在他们的意想之中。

”他们只是认定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始祖,并没有许多民族公认的始祖。但他们在始祖之外,还有一个“禹”,《商颂·长发》说:“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

”禹的见于载籍以此为最古。据王国维考定,《商颂》是西周中期宋人所作,这时对禹的观念是一个神,到鲁僖公时就变成人了,成为开天辟地的人。到了东周末年更有尧舜是从《论语》上可以看到的(《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靠不住、《左传》是战国时作品)。

在《论语》之后,尧舜的事迹编造的完备了,于是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等篇出现。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地创造,在尧舜之前更加上了多少古皇帝。

自从汉代交通了苗族,把苗族的始族传了过来,于是盘古成了开天辟地的人,更在天皇之前了。经过这番论证之后,顾颉刚得出结论说:“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愈多。汲黯说‘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很好的比喻。看了这些胡乱伪造的史,《尧典》那得不成了信史!但看了《诗经》上稀疏的史,更那得不怀疑商以前的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