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荣年的弟弟 薛荣年以及“薛荣年们”:神秘、诡谲的资本市场神话
资本市场是一座从来不缺少观众,更不缺少演员的舞台。舞台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上演各种悲喜剧情,甚至剧本都大同小异。然而这个舞台的前幕后却似乎总是迷雾重重,神秘、诡谲,让局外人产生距离感,看得热闹而不真切。
所以,除了监管层白纸黑字的一纸罚单之外,关于薛荣年的一切——他的出身,他一手带大的平安证券,他在众声喧哗中的离职,他与平安的恩怨纠缠,以及他在万福生科案中的轰然跌落,舆论中的各种解读,多止于街闻巷议的揣测和各擅立场的裁决。只是,在中国资本市场数十年风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人物的命运,总归是他们背后种种力量对决的结果——不同的演员、不同的剧情却演绎相似的情感冲突和时代脉络。
所以,薛荣年的故事,其实也不那么特别。
逆袭史:“标准屌丝”到“平安模式”
媒体报道中关于薛荣年履历的详尽叙述不多,但传言轶事却不少。
少数媒体在写到薛荣年的时候,会顺带一笔提及他在平安之前的经历:出身农村,起于草根,学不惊人,少时梦想是“到城里给别人捡拖鞋”;毕业于财经专科,早年就职安徽信托,2000年才加入平安证券。直到自万福生科一案中陨落之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蒋飞仍在其文章中写道:“安徽庐江人薛荣年早期是个标准的屌丝,跟许多小地方靠读书走出来的年轻人一样,他心有不甘,自我驱动,但是又急躁、自负。
自负和自卑,经常又是共同体。
”(《平安的救赎,薛氏的毁灭》)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媒体人应有的客观评判,但却说出了同一个时代背景下,薛荣年无可圈点的出身,与大多数资本市场中人并无多大区别,很多人在蒋飞文章后面评论时都说被“戳中笑点和泪点”。
进入平安之后,薛荣年从投行部门经理做起,后任投行部总经理,八年后出任平安证券总经理,仍主管投行业务,直到2011年末辞职转投华林证券(股市动态分析周刊)。而在此期间,他还曾于2006年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行委员会委员,于2008-2010年间担任证监会第一、二、三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委员(时代周报)。
——这一段经历,媒体写来只有只言片语,淡然无奇,却只怕是薛荣年此生最为精彩最为壮阔的一段。与其2000年以前那一段,显然不可同日而语,顺着蒋飞的话说,就是屌丝成功逆袭。《第一财经日报》在2010年也确实有报道说他是“十年磨剑终登顶”。
有人说是平安这个大平台成就了薛后半段的精彩,也有人说是他一手打造了今日的平安证券。2000年以前,在平安集团体系中,平安证券毫不起眼。11年后,平安证券业内排名第一,薛荣年打造了一个业内产能和效率最高的投行团队,投行业务走向巅峰,业内称作“平安模式”,与“国信模式”、“中信模式”遥相对应(理财周报)。
何谓“平安模式”?激进、高效、狼性,对规模、排名、数量偏好,大干快上,流水作业,忽视项目质量,风控程度不够,这些词汇和语句,常见于各大小媒体对于“平安模式”描述,但在2008年至2011年市场大扩容的背景下,这一模式却不啻为快速扩张占领份额的最佳手法。
平安证券的净利润犹如“打了鸡血”般开始往上窜,从2008年的5个亿到2009年的10个亿,再到2010年的15个亿(股市动态分析周刊)。但在一路高歌猛进的同时,投行项目的质量低下却也同时给平安证券埋下“硬伤”,胜景山河已成A股造假上市的一例经典,万福生科案则直接导致平安证券被罚暂停保荐机构资格3个月,还得自掏腰包补偿投资者。
然而从更纯粹的意义出发,业界似乎更认同所谓“平安模式”,即“薛荣年模式”。以上这些特征,并非平安证券投行部门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薛荣年主政之后方自显露。
而薛荣年极强的人格魅力,也随着他在进行业务拓展斩杀的同时,注入到平安证券的文化当中。已经证实和未经证实的故事有很多:为了拉近和一个预审员的关系,大年初二赶到上海去拜年,硬等三天;为能获得客户的认同,整整三个月“同居一室、形影不离”,有家不敢回、有司不能归;为获得公司领导的信任与支持,在连续三天两夜赶材料没合眼的情况下陪着上黄山,以至昏倒上山途中;为揽一个项目,在一个关键人的家门口守候5个多小时……他能记住每个下属的面貌和名字,要知道他执掌的可是一个拥有数千人的大公司;不少平安投行员工至今还记得接受他面试的场景,是他给了新出校门的员工全新的空间和机会。
(证券时报)
作为平安集团整个庞然金融帝国中的小小一支,平安证券却带上了薛荣年浓浓的个人印记。有人说,这就是薛荣年与平安恩怨纠缠的根源。
恩仇录:“不留片纸”与“借刀杀人”
“虽知属必然,但仍无法不悲怀。弄死了袁崇焕,15年后崇祯也将吊死煤山。”2012年12月30日,薛荣年正式宣布去职平安证券,那时候微博上的投行同行还称之为老薛,更为他愤愤不已(@新万古长夜)。袁崇焕指的是薛荣年,崇祯当然就是暗指马明哲。
当年明朝中皇太极反间之计,北京城内自崇祯皇帝至惶惶百姓,皆以为袁崇焕通敌叛国,竟在菜市口将其一片一片生生咬死,天下英雄其冤屈与悲壮,莫出于此。武侠大师金庸曾在小说《碧血剑》的后记中写道,袁崇焕之死,更大的因由,可能还是来自袁崇焕的桀骜与崇祯的多疑,来自两人性格上的冲突。
薛荣年离职当晚,新浪财经编委@曹山石也曾在微博上言道:“在平安集团内部,帅只有一个:那就是马明哲!老薛11年平安证券生涯,因与老板顶嘴而告终。悲情。”“与老板顶嘴一说”,过于离奇,未必可信,但相信薛荣年与平安的矛盾来自于其性格与平安集团的整体利益和文化相冲的,却大有人在。
“平安投行人员变动,最根本的原因是,平安投行人员和平安集团理念不一致,我们不认同集团现在推行的理念。”《理财周报》的文章援引平安一名资深保代的话,试图对早在薛荣年辞职之前近一年时间内平安证券的人员动荡做出解释。
而“在马明哲的平安金融控股集团棋局中,对平安证券的定位变得非常清晰,即作为重要的客户渠道平台,‘服务于集团战略。’”这篇文章从业绩贡献情况分析称,平安证券在平安集团的占比并不高,2010年平安集团盈利179亿元,而平安证券的净利润不足16亿元,占比不足10%,但平安证券的保代们的收入却远超集团平均水平,大大冲击整个集团的薪酬体系。
胜景山河一事,则被舆论解读为,平安证券内部结构调整、薛荣年去职的导火线。
“不留下平安一片纸”,这句传说中薛荣年离职时喊出的口号,已然折射出在双方激烈的冲突之外,是“一种极其复杂的情绪”,《证券时报》记者的文章中,把这种情绪解释为薛荣年多年积累的对公司的感情在离职之后的宣泄,虽然“是爱还是恨外界也难以分清”。不过,多数平安证券员工出走华林证券都在薛荣年之前,是否薛荣年事前授意,尚不得知,“不留片纸”一说,也止于传闻。
此时的平安证券看起来更像是个受害者,“薛荣年的出走不仅基本上毁掉了平安的投行业务线,也极大触动了平安集团。去年(2012年)一度有传闻平安集团要卖掉证券牌照”(《平安的救赎,薛氏的毁灭》)。平安高管也多次向深圳证监局投诉不正当竞争。“老薛去华林,可能会使华林和交易所、证监会的关系发生大变化。但同时平安应该不会善罢甘休。”当时微博上的猜测,如今似乎已然应验。
“平安牛逼,自己家大业大,不怕罚款,把叛将搞死,顺手搞残华林。(@L_B_O)”来自证监会的处罚决定,微博上的评论却能“一眼看穿”,归结于“平安复仇”。但看详细分析,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处罚之前,平安证券的公关态势就是一方面极力做出认错、悔改的高姿态,另一方面把屎盆子一骨脑扣向薛荣年——前一个团队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责任都要我们承担?甚至于处罚本身,也是平安集团与证监会“互探底牌”博弈之后的结果:证监会需要立威、立信,需要树立负面典型,却惮于平安集团深邃的背景;而平安集团则希望借外力整肃平安证券,对新的管理层立威,严防出现第二个薛荣年。
(《平安的救赎,薛氏的毁灭》)
“实践证明,屁股没有擦干净就离开岗位是重大失策。薛的离职等于是放弃了与监管沟通的机会,将自己置于任人宰割的境地。老东家顺手将其交出去祭旗,以既平息民愤,又交待了监管,还杀一儆百,一箭三雕啊。(@经济学票友)”认罚7600万,自备3亿赔偿基金,暂停三个月而牌照得保,代价虽大,平安的救赎算是成功了,还来了一记“借刀杀人”,薛荣年要重返证券行业,至少也得三年之后重考证券从业资格证。
罪与罚:毁灭之后,何去何从?
“年终最后一天(实为2011年12月30日),老薛宣布辞职,老薛一手创造了平安证券的投行神话,也给业内留下很多争议。平安的老薛时代结束,平安未来如何?”,薛荣年自平安证券辞职的时候,投资人@微笑刺客1980在微博上如是感叹。一年多以后,这位投资人却为另一个结果嘘唏不已:“功与过,红与黑,罪与罚……令人唏嘘!”
是与非、恩与怨、因与果,关于薛荣年的评价,也是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汉鼎集团的王叁寿很看得起薛荣年,说投行中,他“最佩服的就是平安的薛荣年,招商的谢继军”。但也有人嗤鼻,说他作为时任副总裁(万福生科IPO时),并担任过发审委委员,绝对难辞其咎,禁入5-10年都是应该(@阿童木5288)。
事实上,从对“平安模式”的争议与薛荣年平时的一些言论看,他本身就充满矛盾。他曾经在跟媒体谈及平安的风控时,大言平安投行有五道风控线,他也曾说只有珍视诚信、规则清晰、自主博弈的市场才是健康的市场,唯有健康的市场才能在广大投资者心中形成“美丽资本市场”的形象。(第一财经)
但对于上市公司业绩变脸,他却这么告诉记者:“上市公司赚钱了不是我们的功劳,亏钱了也不是我们的过错”,平安证券投行部门保荐的项目都是依据证监会指定的“游戏规则”进行(中国经营报)。而自平安出走之后,他在华林证券的年会上,对华林来年的发展侃侃而谈时,则谈到了自己对合规风控工作的重新认识,“可惜证监会没有给他一个重新认识的机会,一纸决定让他跌落神坛”。
以至于微博网友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老实说,薛本质是个好人,只是,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羊皮手稿)。凡事只要归咎于制度,就会成为一个难解的症结:制度之上还有制度,制度改革的推进险阻重重。
即便在制度范围之内,监管层已经做出了多数人认为“给力”的处罚,还是有人认为罚得太轻,“并不是制度的胜利”,监管层并没有做出自我检讨,而处于最底层的普通股民仍然没有话语权,“最大的悲哀不是没有底牌,是根本没有亮底牌的机会”(@ST米饭)。
而且有人认为,薛荣年在平安证券的成功,还缘于他对制度的娴熟利用以及在制度边缘的钻营游走:薛荣年多年经营政府关系,这是他拿到许多IPO项目的基础;薛荣年在“会里”人脉积累,也是平安证券“打鸡血式”扩张的成因之一。
但薛荣年的失败,也缘于他对这些“资源”的错估。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关注最可能上市的“成功”企业,无非是利益关系,“从政府手里拿项目,快则快矣,但迟早一天要还”。而“会里”的人脉资源,也随着郭树清上任之后的“大轮岗”瞬间付诸东流。(《平安的救赎,薛氏的毁灭》)
薛荣年自己在2010年曾经说过,社会对于万一可能失败后再推倒重来的忍受力几乎为零,一切的改革方略都必然带有历史的印痕,同时又带有浓重的兼顾各方利益的色彩,所以,“风雨兼程”和“争议中成长”成为资本市场在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鲜明特征。
他说,回顾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二十年,回顾中国投资银行发展二十年,是在不断地“试错、纠错,再试错、再纠错”,在议论中发展成长的过程(《薛荣年:风雨投行二十年》)。只是未曾想到,这次他自己成了“纠错”的牺牲品。
那么,从今往后,薛荣年何去何从?
事情似乎并没有外界想的那么严重。30万的罚金,对于薛荣年来说,根本不算个事,而按照相关规定,撤销证券从业资格的人员,在被撤销该资格三年后,又可以申报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继续到证券行业任职。而据媒体的报道,罚单下达之后,薛荣年也没有宣布辞去华林证券的相关职务,而可能申请行政复议再做抗争:万福生科挂牌当时,他已提出辞职意向,不负责分管投行业务,不能算保荐负责人。
此外,也还有“热心人士”猜测,借其多年积累的人脉资源与从业经验,大不了也还可以转向PE。(第一财经)
薛荣年们:总有人为时代买单
“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ll)”,有人再次提到这个词。资本市场是一个利益关系几乎和官场政治一样纠结的地方,就算是这次监管层看起来是重拳出击严惩不贷,很多人也还是揣测这个结果不过是多种力量角逐之后的相互妥协。有分析说,三个月的冷宫对于平安证券来说,或许是一记重击,但对于平安集团来说,却无关痛痒——大而不倒,证监会也不能轻易就取消其证券牌照。
果然万福生科案的结果是,造假的主体不会退市,中介机构的牌照也保住了,而真正承击的,是人——薛、曾、崔全部吊销资格,连项目协办人也被终身证券市场禁入。华林证券躺枪重伤,而追随薛荣年出走华林证券的保代们,日子也不好过——作为叛徒,无人收留,作为只会做IPO的,无人接纳,作为职场盲从者,从此被淘汰(@吴汇川)。
——总有人为一个结束的时代买单(@百乐门小艳红)。中国资本市场走过了郭树清的“四天一新政”,迎来肖钢在幕后的铁腕治乱,薛荣年算是给这么一个时代更替买了单。
“精英们自认为拥有巨大的权力和无穷的手段,可以决定这场游戏的胜负。他们敢冒一切风险,并已承受着巨大的风险,但又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冒任何风险。”华尔街畅销书《大而不倒》的作者在序言中这么描述金融精英。在资本市场玩票的人似乎都天生是风险偏好者,在追求巨大财富的同时,享受浪尖舞蹈的心跳。
薛荣年应该属于这类人,再往前,当年的阚治东、管金生、尉文渊,等等,也属于这类人。一时沉浮,对于他们来说,就只是股市曲线上的一折,无论下探还是上扬,最终都会蜿蜒向右走下去。再往后,“薛荣年们”也还会从各个角落冒起。江湖浩荡,却怎能抽身,怎忍抽身?!
所以,薛荣年的故事,其实也不那么特别。
不过,微博上有人用文言为薛荣年立传,倒是颇值玩味:有浪荡子薛氏入赘巨富之家平安府,自此搜刮财货,欺压良善恶行累累,然不满私利不足,弃糟糠而奔走华府,放言曰:平安负我,诚不欲遗片瓦与之。然东窗事发,平安府恨薛之心切,使抵罪,见弃之女亦不愿复认,欲转嫁他门而不得。薛氏获罪。(@圣-精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