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传奇间谍袁殊的一生 袁殊的简介

红潮导语：尹骐的书中写袁殊是“脚踏两只船”的“特别危险的人物”，是“汉奸、国民党特务。”张云和王朝柱的书中对袁殊的描写先是沿袭尹骐的说法，后再版时进行了修正，接受了谭和武的书中观点。

一、袁殊是谁？

袁殊这个名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

袁殊何许人也？

袁殊，1911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原名袁学易，又名袁学艺，曾用名或笔名、化名很多，主要使用碧泉、袁逍逸、严军光、曾达斋等。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后，袁殊依照中共秘密指示转进苏北解放区，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认为“袁殊”这个名字“太臭”，因此，中共党组织建议他改名，袁殊遂改名为曾达斋。

长期以来，海内外有关袁殊的著述，众说纷纭，说他是“落水文人”、“汉奸”有之；说他是军统特务有之；说他是中统特务有之；但越来越多人，认定他是潘汉年手下的得力干将。

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袁殊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上海的一些老人、文化界的一些老前辈们对于袁殊这个名字恐怕并不陌生。袁殊的人脉关系很广，结识不少名人，从其保存的馈赠字画可见一斑，如齐白石、黄宾虹的画，周作人的诗，何香凝的梅花，郭沫若的题字等都明白地写有“学易先生雅属”之类的酬词。从各种材料来看，袁殊背负的骂名似乎更多一些。

资深媒体人金雄白（朱子家）在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书中称：“袁殊这个人，真是有他的一手!他好似天生的一个特工人才，在抗战前后，情报工作的迅速而正确，推他为第一手。”

抗战时期汪伪控制区，人们普遍认为“袁殊是个公开的汉奸”，但各界高层又对其真实身份表示了诸多怀疑。国民政府军统组织曾多次密令调查袁殊的真实身份。1941年2月27日，孔祥熙在上海的情报据点就在一份向重庆当局发的密电中说：袁殊虽几度“在中央机关（指国民党的军统）服务，实则为共产党工作。前年袁被捕后在日方组织伪党（指汉奸组织‘兴亚’），亦为共党指使。现袁为共党担任工作有四。共党在沪安全问题与共党在沦陷区之交通亦由袁负责”，“共产党利用日伪报纸攻击中央（指国民党中央）皆由袁办理”。

著名评论家张颐武在其博客文章《随风而逝：袁殊的故事》中写道：“袁殊的经历的确比侦探小说和电影更有传奇性，007或者阿拉伯的劳伦斯没有这么复杂……时间让许多有趣的传奇被悄然遗忘了，二十世纪其实走得很快。历史的缝隙有太多的故事，它们掉进去就再也无从寻觅。它们已经‘随风而逝’了，但偶尔留下一点踪迹，如同图书馆长椅上的斜阳，引人怀想。”

二、多重身份，才华横溢

袁殊做过记者、编辑，写过剧本、办过报刊杂志，做过社长，并且都做的很出色。

袁殊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一概念，他最早对报告文学作出系统的研究，并且在中国新闻学史上也留下好些个“第一”的记录。他创办的《文艺新闻》一共出版整整60期，时间长达16个月，是左翼文化刊物寿命最长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丁淦林说：“我第一次看到袁殊这个名字,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那时读过他的《记者道》一书,知道他热心于新闻学研究，把Journalism译成‘集纳’(或‘集纳主义’)是他的首创。”

萧云在其《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中指出：“翻开《左联词典》、《新文学史料》、《中共上海党史资料选编》，便可了解：袁殊是左翼新闻工作者、作家、翻译家。他创办了《文艺新闻》，担任过“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与范长江、恽逸群等人发起成立了‘青年新闻记者学会’。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茅盾、鲁迅等43名左翼作家和文化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其中有袁殊的签名。同年，柳亚子、鲁迅等57位左翼作家和文化人发表《中国青年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电文中亦有袁殊的名字……这时期他发表了《记者道》、《现代新闻学》等作品与译著。他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新闻界前辈任白涛说，‘他给1931年的中国新闻界造了不少新记录’。郁达夫称他的剧作《工厂夜景》是一部可与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袁殊文笔甚健，诗文俱佳，著述颇丰，且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袁殊自称：“文化大革命前，编和译日文书四五本，写学习笔记、札记有五六十万字，总计笔耕收获，约在百几十万字以上。”）很多了解其才华者都一致认为：他如不“改行”，当不弱于同在二、三十年代一同出山的著名作家。1989年第1期《新闻记者》刊载肖非的《袁殊纪念会在沪举行》一文，文中仅是赞美袁殊的文学才华：

“袁殊是我国早期留学日本的有志人七之一。1931年参加革命，是三十年代的‘左联’盟员，《文艺新闻》创始人，著名的文艺活动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生写下了许多有关新闻学方面的著作，发表过大量的文艺作品和译文，对我国新闻事业和文化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称赞他是一个‘既能写又能搞社会活动’的有才干的人。他在特殊战线工作期间，贡献也是卓著的，而且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事迹。”

袁殊著述颇丰，比较有影响的有：《记者道》、《学校新闻讲话》、《印度独立史略》、《新闻大王赫斯特》，译作有《新闻法制论》、《最初的欧罗巴之旗》、《一个日本女共产党员的日记》等。袁殊的部分作品汇集在1992年南京出版社出版的《袁殊文集》，该书由夏衍题写书名，南京出版社社长张增泰（拙子）为责任编辑，直接参加文集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的有梅丹馨、高润民、成翼康、曾龙、曾虎、曾曜、周祖培、胡肇枫，他们中有的是袁殊的子女、有的是袁殊的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袁殊文集》附载了赵风1991年12月26日撰写的《袁殊传略》和袁殊1984年秋亲撰的《屐痕重印江南路――南游杂记》，为我们研究袁殊提供了很重要的一手史料。袁殊因“潘汉年、杨帆冤案”，而系狱27年零5个月。1975年春，袁殊羁縻于武汉军都山劳改农场，他以《自嘲》为题作诗一首：

竖子昂藏五尺躯，

腹空咄咄缺诗书；

曾掷黄金若粪土，

琴心剑胆小侏儒。

每读艰危无字书，

不惜身命未踌躇；

人间了无私仇怨，

爱拍苍蝇扫蠹鱼。

这首诗表达了袁殊不惜毁誉打入敌人内部，对其追求事业的赤胆忠心，也准确表达了自己的委屈和大度。袁殊出狱后，为表白自己的真实，他将其《申述材料》和日记等交付给他的学生胡肇枫。

袁殊还是民国三、四十年代文学界屈指可数的幕后炒作高手，一手捧红张爱玲。张爱玲的《小团圆》里面有一句话：“袁殊自命为中共地下工作者，战后大摇大摆带着厨子等一行十余人入共区，立即被拘留（张爱玲致宋淇，1976年4月22日）”。民国老期刊收藏研究专家谢其章指出：这件事及袁殊的真实身份张爱玲是怎么知道得如此详细的，隔了三十年还记得，张爱玲一定还记有许多“秘闻”。

三、浮出水面

现如今，我们只要提及潘汉年，必提袁殊，因为抗战时期潘汉年所获得的大量情报直接出自袁殊之手。 袁殊在建国后常常对人说，我们好像是串戏，在幕后指挥的潘汉年、王子春，在台上表演的是我。

1983年，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为含冤去世的恽逸群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新华日报》对此专门作了报道，所刊发的新闻中，提到“送花圈的人当中有生前友好袁殊同志”。不久，有篇悼念恽逸群的文章《刀斧丛中识恽老》中说：袁殊是―位“深入虎穴”的共产党员。 可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公开刊物上，我们几乎难以找寻到有关袁殊“特殊贡献”的详细报道。

1986年，袁殊在政协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三辑）刊发自己的回忆录：《放眼亭畔话往事――忆打入汪伪的四年》；1994年南宁的接力出版社又出版了曾龙编著的《我的父亲袁殊》，二者成为研究袁殊的最基本的史料。

直到此时，人们才逐步知道袁殊的真实身份：他是电视剧《记忆之城》中朱今墨的原型，是中共情报史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超级特工，被誉为“东方佐尔格”，朱德称之为“我党情报工作战线不可多得的人才”。他是中共情报史上最多面的超级特工！

四、“五重谍报王”

在中共情报史上，先有新闻记者身份，后从事情报工作，而不是先从事情报工作，再以新闻记者面貌出现，袁殊可算是第一人。蕲春县文化馆副馆长郑伯成指出：我军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五重谍报王”。

从1931年10月到1945年10月，袁殊以多重身份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长达14年之久。袁殊的多重身份大致分为五面：即中共特别党员、渝方国民政府(中统与军统)、日方岩井机关、宁方（汪伪政权）和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具体如下：

中共中央特科成员（此为秘密身份，中共特别党员，也是货真价实的中共中央特科特别情报人员）1931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的潘汉年直接发展其为中共秘密党员，袁殊曾一度成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1945年10月7日，袁殊渡江北上，到达解放区，后为中共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旅级，1949年2月，由李克农亲自调到国务院情报总署、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核心组织“干社”情报股股长；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上海总领事馆岩井英一组建的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简称“特调班”、岩井机关）情报员、“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主干；

青帮、洪帮骨干成员（先拜青帮“大”字辈的曹幼珊为师，与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通”字辈，后拜洪帮“五圣山”开山山主向松坡为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后为忠义救国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局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汪伪政权高官（汪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苏南清乡区政治工作团团长、党务办事处主任、镇江公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参议、江苏教育学院院长、上海《新中国报》社长等职）。

据岩井英一回忆：为掣肘汪伪汉奸势力，岩井英一让袁殊出面组织一个“兴亚建国同盟”，作为一个麻痹、消磨中国人民斗志的文化团体，加入到汪伪政府中去。袁殊根据岩井英一的要求，在地处上海宝山路的“岩井公馆”挂起了“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的招牌，成立了“兴亚建国运动委员会”的机构，并筹备出版了《新中国报》和《兴亚》杂志。“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表面上是一个接受日本外务省津贴、支配的汉奸组织，实际是中共的一个新的情报据点。不仅日本外务省每月拨给“兴亚”的20万军票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而且在袁殊的具体操作下，一份份重要的战略情报从敌人的心脏发送到了延安。在兴亚建国运动的幌子下，袁殊曾策动上海租界和沪宁一带地区约40万包括知识界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民众，达到威胁汪伪政权能力的程度了。

据刘人寿等人的回忆，袁殊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主要有：（1）1939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2）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3）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

五、判刑与平反

1965年，袁殊被定性为叛徒、反革命分子、特务、汉奸。当年，军事法庭下达的判决书要点如下：“被告人袁殊，男，1911年生，湖北蕲春人，没落官僚家庭出身。曾于1931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因犯有反革命罪，于1955年4月5日依法逮捕。捕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罪行如下：1、叛变革命，充当军统特务；2、充当日本特务、破坏中共的情报组织；3、充当汉奸、对我江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4、混入内部，秘密与敌人保持联系。”

直到1975年6月份，袁殊大女儿马元曦意外地接到袁殊从千里之外寄来的一封短信，说他5月份离开北京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现已允许通信，要求子女给他回信并寄几本《毛主席语录》给他。谁也没想到，像鬼魂般消逝去的袁殊在20年以后又神差鬼使般地重新闯入袁殊子女已经安之若素的生活中。通信约一年之后，袁殊在1976年7月份来信中突然提出了回京探亲的要求。1977年5月，曾龙在北京站接到了阔别22年之久、第一次回京探亲的袁殊。消逝的父亲终于归来了！曾龙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

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要点如下：“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政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六、平反之后

平反后的袁殊是孤独的。

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的谭元亨从1983年起就打算为潘汉年著书立说，1987年3月7日下午，谭元亨拜访袁殊，袁殊当时坐在轮椅上，说是拒绝一切采访，当谭表示自己是楼适夷介绍而来且为的是写潘汉年，立时，袁殊半语全无。袁殊看上去将不久于人世，吐词也已含混不清，叹气说：“为潘汉年写书，只有你一个人来找我，没有别的人来找。”

自潘汉年冤案平反后，先后出版了六部潘汉年传记，每部都涉及袁殊，分别是谭元亨《潘汉年》、武在平《屡建奇功的一代英才：潘汉年》、尹骐《潘汉年传》和《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张云《潘汉年传奇》和王朝柱《潘汉年的悲剧：功臣与罪人》，五位作者六部书中，所描写的袁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谭、武的书中写袁殊是“党在秘密战线中的杰出战士”；尹骐的书中写袁殊是“脚踏两只船”的“特别危险的人物”，是“汉奸、国民党特务。”张云和王朝柱的书中对袁殊的描写先是沿袭尹骐的说法，后再版时进行了修正，接受了谭和武的书中观点。

两个结论孰是孰非？谭元亨教授说，在所有写潘汉年书的作者中，他是唯一见过潘汉年和袁殊的人，为了写潘汉年传记，谭三次下到?江茶场、两次到潘的故乡宜兴、多次到茶陵又辗转京沪汉等地，采访了上百人。针对尹骐所说“花了两月时间，查阅潘汉年的全部档案…。”谭指出：“他发掘的是冤案发生以来的审讯资料。”在谈及传记文学创作应遵循原则时，谭认为：第一，传记文学有别于文史档案资料，这是起码的常识；第二，一部传记文学要有其灵魂，要有正确的史识；第三，对史料的鉴定，不仅仅在于具体细节的核准，更在于判断上的准确。

1997年4月，袁殊子女状告尹骐及其出版社，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官司，最终结果不得而知。”

七、褒贬不一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海内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大陆文艺界对袁殊的评价，莫衷一是。

章克标在其《九十自述》中也提到了袁殊：“被任命过作（汪伪宣传部）次长的袁殊则是中共党员，曾经办过《文艺新闻》，后来又去了苏州，在（伪）江苏省政府里当了个教育厅长。……我本来也以为他是在混日子，一直到最后才知道是中共方面授意，他这样做，也有点‘特工’的性质，是我料想不到的。”

萧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文中回忆道：“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色’，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嚎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群、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台湾作家刘心皇曾著有《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书之开篇《目次》即赫然把袁殊列入了“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名录，把袁殊称为汉奸文人；袁殊的“汉奸”名声很臭，当年痛骂他为“落水文人”的人大概不少。刘心皇将袁殊污蔑为：“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陈辽撰文指出：“刘心皇是一个爱国学者，同时又是一个治学不甚严谨，无视复杂的历史情况，乱给作家扣帽子的文学史家。仅以上海地区而论，就有不少爱国作家被刘心皇视为文化汉奸：如柯灵、关露、刘慕清、袁殊、恽逸群、邱韵铎、包天笑、周瘦鹃……。

此外，著名的满族革命作家沫南(即关沫南)也被其列入东北伪组织的汉奸作家之列。”

陈兴邦在《我经历的历史教学故事》文中回忆：“学生想到我这位老师，我更怀念自己的老师。汪伪时期，我就读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是由伪省府教育厅长袁殊兼任的，当然他是汉奸。学院还有日籍教授，在那时的情况下毫无疑义要进行奴化教育。一日，一位日本学者来教院作《我的中国观》的专题演讲，主旨是中国妇女小器，男人大方，袁殊亲自翻译。听后几个懂中文的日籍教授说：‘还是听袁先生的翻译有味。’隔日，袁殊主讲《我的日本观》，主旨是日本男人小器，妇女大方。听后，我们学生士气大振，因为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不遗余力地嘲笑大和民族，非一般人所能为。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地理环境决定其国民眼光狭窄，吸支香烟也背着人点着了才转过身来’的话语。”

就连袁殊的儿子曾龙也说：“父亲的一生主流是好的，但缺点错误也不少。作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来说，他是复杂的，难以把握的。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他不过是个小人物”。但在解放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袁殊不免会遇到许多文化界熟人，解释既往无异于自我表白，更何况还有组织纪律。对于自己真实情况的难言之隐，袁殊确实有过“苦情”。1948年在大连，袁殊遇到丁玲等人，他无不感慨地说：“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丁玲回答说：“我们了解你。”

少数人或许了解，但不少人不免心存疑惑。曾龙儿时印象中的父亲“是单纯的、革命军人慈父形象；但在成年后，面对时局，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和受到绝对化时代极左思潮的影响，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怎么能在生活上那么腐化，但也非常好奇袁殊袁殊是怎样实践了‘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之间的大跳动的。”

八、最后定论

《炎黄春秋》2002年12期刊载了尹骐所写的《袁殊谍海风雨16年》，文章指出：“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情报特工经历曲折，扑朔迷离，又不易被人理解，长期以来极少有比较客观全面介绍他的文字见诸报刊，袁殊是一个从贫困的学徒工到激进的左翼文化人；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又受命打入CC组织和受雇于日本情报机构，做所谓‘白皮红心萝卜’；第一次被捕，政治思想弱点暴露,‘转向’后的彷徨，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大义凛然，坚决拒绝敌人的任何要求。他的被捕并没有引起组织的被连锁破坏。袁殊在敌人面前所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灵活、变通、圆滑、尽量保护自己，实质上则是某种退让、妥协的态度；徘徊在政治夹缝之间―第二次被捕――在汉奸的悬崖上；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在上海就又同时和中共、军统、日本人三方面发生联系，同时为三方工作。不过在此后的约两年间，袁殊主要还是在为军统工作……在这段时间里，袁殊确实为军统干了不少事，而且也真卖力，军统也因此而更看重他。……从总体上说，抗日战争时期袁殊在提供情报和掩护中共情报活动方面尽了不少力。他在接受潘汉年代表中共领导的同时，也在时时处处为自己留着退路与后路。对潘汉年交给的任务有时也并未完全尽心尽力。”该文尽管在某些“遣词造句”和一些“具体史实”描述上方面值得商榷外，对袁殊的总体评价还是持肯定的态度和观点。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7卷）专章讲述袁殊的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了袁殊的卓越历史功勋：“袁殊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和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是中共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多重身份长期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忍辱负重，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历尽艰险，几遭不测，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

佐尔格曾说过：“情报工作是一门综合学科，既要懂军事学和政治学，又要懂社会学和心理学，不然就不可能取得对人民有用的资料，这是一套征服人，使人甘愿把情报送上来的艺术，所以它又是艺术学。”从袁殊情报生涯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袁殊走过的是一条情报艺术的人生之路，虽坎坷崎岖，但充满传奇和辉煌。（限于篇幅，注释略）

（作者简介：孙宝根，1964年出生，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后，已出版专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1931―1945）》，2010年8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主讲《湘战风云录》，2012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研究（1937―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