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冬秀朱安 两个小脚女人的不同命运—朱安与江冬秀

胡适和鲁迅,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为醒目的两个名字,偏偏他们都娶了母亲安排的小脚夫人。拿他们两位的婚姻说事者一向不少,替胡适叫屈者有之,怪鲁迅太犟者有之,或叹江冬秀命好,或怜朱安命薄,都可以说上一大堆的道理。

然而类比的好处是让人有话可说,却难免失之于粗暴,个例中总有个体差异,不可轻易混为一谈。以胡适与鲁迅为例,他们婚姻发展方向迥异,有他们性格的因素,但同是小脚女人的江冬秀和朱安的差别,也许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毕竟,旧式女人也是各种各样的。

如果他们两个有一个要嫌弃家中的“小脚女人”,应该是胡适而不是鲁迅。

之后胡适与鲁迅各有一段留学的经历,胡适去的是美国,鲁迅去的是日本。怎么说美国都比日本更为发达,胡适在学校又是极出风头的人物,见的世面也比鲁迅要多,单从这一点上说,如果他们两个有一个要嫌弃家中的“小脚女人”,应该是胡适而不是鲁迅。

胡适与鲁迅两人性格不同,当然是个重要原因,窃以为,胡适对于婚约的坚守,与江冬秀的配合有关。胡适在美国给母亲写信,让她转告江冬秀识字、放大脚,如若江冬秀是个拘泥守旧的女人,必然会有受限制乃至受辱的反感。然而在徽州的小村落里,江冬秀从善如流,她原本读过两年书,识得几个字,在胡适的鼓励下,真的重新拾起,与胡适最初通的那几封信,从文绉绉的文笔看,应是别人代写,但好歹是她的授意,给那千里万里外的学子,寄托了绮思的可能。

胡适曾言:“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成的。订婚之后,女子对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闻人提及其姓名,伊必面赤害羞;闻人道其行事,伊必窃耳倾听,闻其有不幸事,则伊必为之悲伤;闻其得意,则必为之称喜。男子对未婚妻亦然。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真实之爱情。”

很多人认为胡适这是言不由衷,是刚到美国时,在新观念的冲击威胁之下,采取的过激的态度,然而他的这种说法,未必没有道理。许多时候,爱情就是一种幻觉,远远地对着一个具象的人幻想,和对着一个名字幻想并没有多大差别,反正当两者遇到现实,幻灭的概率差不多。这里不将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的利弊展开比较了,总之,江冬秀的聪明,使得胡适远远地心生温柔的涟漪。

朱安则不,鲁迅同样从日本写信,让朱安放脚、进学堂,但是“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说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周冠五《我的杂议》)。

不管朱安怎么说,怎么做,她都难以讨鲁迅的好了。

在鲁迅读书期间,与朱安完全没有交流,没有资料证明,鲁迅读书期间,看到过朱安的照片。甚至,他的回乡结婚,都是他母亲以自己得了重病为名,将他骗回来的,他进入婚姻的过程,无比生硬。没有人知道鲁迅新婚那夜发生了什么,第二天他就搬到别的房间里了。

莫非朱安冲撞了他?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之前鲁迅滞留日本,家乡人传说他在外面娶了老婆,还有人说看见他牵着儿子散步,担心被抛弃的朱安,身处弱势,理应在鲁迅面前赔着小心。然而身为女子,难免会含嗔带怨,说是撒娇也可,说是胡搅蛮缠也可,取决于在老公心中的位置,若他喜欢你,便会觉得娇俏可人,若是他不喜欢你,连呼吸都是错。

鲁迅尽管自己个子也不高,孙子说他一米六一左右。可是婚恋中有个规律是,矮个子男人,往往更喜欢高个子女人。他后来爱上的许广平,身高接近一米七。所以不管朱安怎么说,怎么做,一见之下,她都难以讨鲁迅的好了。

胡适那边的情形大相径庭,虽然他在婚礼前也遇到一个坎儿。回到家乡后,他想跟江冬秀见上一面,写信约她她不来,他亲自来到她家,她家的亲戚都已经答应了,她还只躲在蚊帐里不出来。这村姑式的娇羞,跟刚从美国回来的,而且认为自己必然大有可为的胡适根本不在一个频道。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胡适都有点火大了,却还是按捺下来,不但旁若无人地在江家度过了一晚,回去之后,还写信给江冬秀,表示理解体谅之意。

这个不和谐的小插曲之后,两人的新婚生活堪称甜蜜,胡适几乎是用欢欣鼓舞的口气告诉他美国的女性友人韦莲司,说他跟妻子处得很好,他非常非常快乐,还抱怨北大校方太不通情理,一再催他回学校去。致使已经发现自己深爱上这个中国男子的韦莲司,如遭当头一棒,很久不能再翻看他的旧信。

江冬秀的信里虽有很多的错别字,但她敢写,敢表达,开辟了和胡适之间交流的路径

鲁迅终究没有丢下朱安,将她带到北京,和弟弟弟媳闹翻时,也带她出去另住,但是,他一直对她非常冷淡。鲁迅跟朋友抱怨朱安自作聪明,说有次他说某样东西好吃,她立即说她也吃过。但那东西鲁迅是在日本吃的,国内都没有,朱安不可能吃到过。

但有没有可能朱安以为是某种相近的东西呢?好吧,就算是这样又如何?谁没有因小小虚荣变得愚蠢的瞬间呢?我们能够原谅自己,为什么不能原谅别人呢?胡适跟江冬秀,也曾有七年之痒,他也曾心猿意马,喜欢上别的女人。但是他提出离婚之说,都是孤证,没准还是以讹传讹。从他写给江冬秀的信件看,他们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交流。

比如,江冬秀反感徐志摩始乱终弃,搭上陆小曼,有次在胡适出国之前,江冬秀当着他两个朋友的面放狠话,说要是胡适敢为徐陆证婚,她就敢当众把他拉下来。胡适面不改色,和气如常,出国之后,才给江冬秀写信说,他不说出来,好像记着这事儿似的,说出来,也就可以忘记了。又说:年轻男女的事儿,你总是不能谅解,你就不要管了。有些事,你很明白,有些事儿,你永远都不会明白。

胡适这封信,虽然是指出江冬秀的问题,但是他不敷衍,不苟且,不施加冷暴力,认认真真地跟她正面交流,才是真正的尊重。而江冬秀写给胡适的信里,也体现出她的聪明,有次她整理东西时,发现一个名叫徐芳的女学生写给胡适的情书,她是这样写道:“我有一件很不高兴的事。

我这两个月来,拿不起笔来,不过你是知道我的脾气,放不下话的……”言下之意,她本来想忍住不说,只是忍不住而已,既表达了自己的不快,又显得委屈克制,胡适慌得赶紧回信解释。

朱安自称是一只蜗牛,大半生在缓慢的爬行中,直到终于失去希望。江冬秀则被人目为命好,遇到胡适这样宽容的君子,然而俩人的不同际遇,虽有一部分是命运使然,但江冬秀的积极开放的人生态度,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在今天,仍是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