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克戈达尔 特吕弗与戈达尔之决裂
“新浪潮十年”(1959-1968)是特吕弗和让-吕克·戈达尔关系最“铁”的时侯,这批“希区柯克霍克斯们”在电影创作的起步时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特吕弗让让-吕克·戈达尔写剧本,让-吕克·戈达尔给特吕弗介绍演员,有点“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感觉。
但据特吕弗回忆,“即使在新浪潮时期,友谊对于让-吕克·戈达尔来说也只有一个意义,他非常聪明而且很会装蒜,大家都原谅他的心胸狭窄,但所有人都能证明,他那不可掩饰的小心眼儿在那时就已经有了,你总需要帮助他,给他提供服务并等待着他的回报。”这回报就是70年代开始,让-吕克·戈达尔对特吕弗、夏布洛尔等人的谩骂、抨击和嘲讽。
1973年,因“《日以继夜》事件”两个人正式决裂。戈达尔对特吕弗的攻击非常突然。他在看完特吕弗的《日以继夜》后写信给他,鞭挞了一通特吕弗的电影意识,并在信的最后用了几乎挑衅的语气说:“如果你想讨论一下,也行。
”,这让特吕弗搞得很不痛快,他一直看中戈达尔的评价。于是他回了一封二十也的长信回敬戈达尔:“你假惺惺的左翼立场掩盖不住你骨子里的精英主义”。有意味的是,这封长信的结尾和戈达尔的结尾一模一样。特吕弗在这个时候,进入了电影生涯中最矛盾、最自我怀疑的时期。
从此后两个人再也没见过面。据让-吕克·戈达尔后来回忆,70年代中期他和特吕弗曾在纽约偶遇过一次,两个人碰巧住在同一间旅馆。让-吕克·戈达尔回忆说,“特吕弗拒绝与我握手,我们正好在大厅门前等出租车,他装作根本没看见我。”
让-吕克·戈达尔从未停止过对特吕弗的攻击。他公开声称:“我觉得特吕弗绝对不懂拍电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与他有关的影片,就是《四百击》,这之后就停了,之后他只不过在讲故事罢了。特吕弗是个谋权篡位者,如果他能进法兰西学院,我相信他一定能干得不错。
”整个70年代,两个人的关系跌到了历史谷底,他们的电影也走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让-吕克·戈达尔在“维尔托夫小组”用电影去支援工人阶级斗争,扶持第三世界,而特吕弗则彻底返回他年轻时曾猛烈批判的“法国电影的优质传统”。
1980年,是让-吕克·戈达尔主动向特吕弗伸出了和解之手。他启用刚刚出道的伊莎贝尔·于贝尔和纳塔丽·贝伊拍摄了《挽救生活》(Sauve qui peut la vie,1979),标志着让-吕克·戈达尔结束了他的“战斗电影”时期,回归主流电影体制。
8月19日,让-吕克·戈达尔在瑞士制作后期时给特吕弗写了一封信,同时也给了夏布洛尔和雅克·里维特,让-吕克·戈达尔委婉地邀请他们到瑞士会面。他说“难道我们之间真的不能进行一次‘交谈’吗?到底有什么分歧吗?我非常想听到你们谈论我们电影的真实声音。我相信一定能找到一个大家满意的‘缓冲剂’。”他还建议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出版。
但这次,是特吕弗破坏了他生前最后一次与让-吕克·戈达尔和解的可能,他给让-吕克·戈达尔回了一封长长的信,他历数许多被让-吕克·戈达尔骂的法国电影人,建议戈达尔邀请他们同去参加这场会面,在信的最后,特吕弗建议让-吕克·戈达尔拍一部自传电影,“名字就叫‘一坨屎就是一坨屎’”。
1984年10月21日,特吕弗因患恶性肿瘤去世。戈达尔和特吕弗这两位大师再也没有机会和解了。特吕弗始终坚守一个“电影人”的准则:不浪费制片人的钱,坚持中小规模拍摄;拒绝承认自己是艺术家,从不放弃观众;不批评电影同行和合作者;拒绝做任何电影节的评委;没有在任何政府机构和文化机构任职,甚至拒绝做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
特吕特吕弗不参与左翼运动,拒绝在政治艺术家名单中签名,拒绝参与各种形式的政府官方活动。戈达尔评特吕弗:特吕弗从事电影的过程实在很怪异,假如将特吕弗的真实生活搬上银幕,一定会是一部精彩的杰作,但制作费也一定不便宜。
不过,如果比较他初期写的文章和他后来拍的电影,简直有天壤之别,或许是他的想法变了?是啊,不过他起码也要交待一下改变的理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