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弘援藏 【口述援藏】尹弘回忆:牢记重托 务实惠民 不辱使命

尹弘,1963年6月生。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2001年至2004年,担任上海市第三批援藏干部联络组组长、中共日喀则地委副书记。

今年是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20周年,也是上海派遣对口支援日喀则干部20周年。在此期间,上海先后选派7批援藏干部赴藏开展工作。“咱援藏的人,就是不一样,头枕着边关的明月,身披着雪雨风霜;咱援藏的人,就是不一样,为了西藏的建设,我们战斗在高原上……”这首名为《咱援藏的人》的歌曲是我们第三批援藏干部按照原曲重新填词的,其实也表达了所有援藏干部的心声。

从“稳定发展”到“发展稳定”

我们第三批对口援藏干部共50人,于2001年5月27日离开上海进藏。早在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前,江泽民同志曾专门进行了调研。当时西藏同志提出,西藏要发展首先要充实干部来源,需要内地尽快输送一批党政干部进藏开展工作,以解决西藏本身干部来源比较局限、青黄不接的问题。

依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方针,上海承担起对口支援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拉孜、亚东、定日四个县的任务。

第一批、第二批援藏干部援藏周期都是三年。他们在日喀则打下了很好的工作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按照中央有关对口支援十年为期的精神,我们第三批援藏时间可能延长,大家事先已有思想准备,认为大概要用三年半到四年左右的时间,在我们手上完成十年对口支援的全部收底工作。罗世谦同志代表市委找我谈话时也是这样讲的。

进藏不久,2001年6月,中央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口支援力度:一是将干部对口援藏工作的年限在原定十年基础上再延长十年。后来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又决定继续延续下去,使对口支援工作长期化。

二是决定将西藏还未与内地建立对口支援关系的30个县全部纳入对口支援范围,后来实际安排了29个,有一个县———墨脱实在没办法,到现在还交通不便,进不去。三是明确新增部分省,扩大到18个省市、15家重点国有企业,分别承担对口支援任务。同时将教育、卫生援藏纳入对口支援的领域。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还确立了“实现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局势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这在当时很振奋人心,是切合西藏经济社会和局势稳定实际的战略。鉴于达赖分裂势力的干扰破坏,西藏原来一直提“稳定发展”的口号。

就在我们入藏的那段时间里,西藏局势发生了很好的转变,从而提出“发展稳定”的口号。“稳定”与“发展”顺序倒一下,实际意味着对西藏局势的判断发生重大变化。说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包括对达赖集团的斗争等,党和政府已在西藏占据主动有力的地位。

当地的干部群众对于尽快摆脱落后贫困局面的呼声很高。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确定了这样一个战略目标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也把发展作为首要工作任务,整个西藏的干部群众都是欢欣鼓舞的。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央给了很多具体的措施,包括很多优惠政策。经过前期充分论证,座谈会明确安排了700多个项目、1000亿元左右的投入,包括青藏铁路的开工建设。我们觉得中央将对口支援力度空前加大,是新时期治藏方略的重要内涵,实际上是将援藏长期化,是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的西南边防的重要手段,另外这也是维护西藏局势稳定、加快西藏经济发展、促进西藏社会进步、造福西藏人民的战略性措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我们第三批援藏干部正逢这样的大好形势,同时使命也光荣而艰巨。因为在这样一个目标下面,西藏新世纪跨越式发展,对对口支援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离开上海之前,市领导曾谆谆告诫我们要着眼大局,深刻认识援藏的重要意义,要求我们在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西藏社会进步上有新作为,在发展当地经济上有新作为,在促进西藏社会稳定和汉藏民族思想文化交融共同提高上有新作为。

虽然远离故乡千山万水,在雪域高原的三年时间里,我们时刻不敢忘记市委市政府和上海1300万人民的重托,在各种挑战中经受住考验,承前启后,务实开拓,尽心尽力服务于西藏的发展稳定大业。

我们三年实际为日喀则注入资金2.445亿元,完成大小援藏项目166个。先后组织63名上海技术人员进藏帮助工作,落实305名日喀则党政干部和专业人员赴沪学习。

援藏项目质量优先

为了掌握工作的发言权和主动权,进藏后,联络组首先抓的是深入调研,科学规划援藏项目。在掌握了日喀则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大量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并征求了地委、行署主要领导意见后,我们制定了三年对口支援工作规划和实施细则,力求援藏工作在稳定性中求突破,在开拓中求发展。

关于援藏产业,经过调研我们认为,西藏的产业链本身很脆弱,所以产业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市场问题、物流成本、劳动用工素质等。这就特别需要发挥当地优势。像亚东县,海拔3000米,有不少种类的药材,如虫草、雪莲花、党参、红景天等,还有蘑菇、松茸、蕨菜、木耳、枸杞等食材,林下资源特别丰富。

我们组建了亚东林下资源加工厂,负责产品的收购、加工包装和销售,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扩大产品的销售。拉孜县援藏干部重点扶持了曲下镇蔬菜、拉孜藏刀、彭措村石林等特色经济产业的发展,取得较好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

教育培训、基层政权建设、农牧民增收,这些领域一直是我们确定的对口支援重点。教育卫生是上海的优势。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实行12年一贯制,成为当地最先进的学校。人们动足脑筋,把小孩送到这里,是因为它的升学率高。

这是我们对口支援的,老师从上海选派来。教育援藏、科技援藏、太阳能,一直是上海的强项。西藏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交通事故多;一个是心血管病人多。抢救诊断都需要CT机。我们发现,日喀则这么大的地方,医院中竟然没有一台CT机。

为提高医院的硬件水平,我们想方设法筹资。当时一台CT机要300万元左右,虹口区派出去的一个干部,积极争取区里的支持,加上地直机关援藏干部的共同努力,大家统筹后把事情做成了,解决了大病重病无法诊治的问题,造福了当地群众。

2002年6月,西藏自治区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确定上海扩大对口支援,新增一个萨迦县。萨迦在西藏历史上很有影响,元朝的时候,萨迦王朝曾一度获得忽必烈授权代表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区。萨迦县位于日喀则地区中部,拥有始建于1000多年前的萨迦寺,但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薄弱,交通不便。

从日喀则地区到萨迦虽然只有200多里路,但开车要半天左右。萨迦成为上海对口支援西藏的第五个县后,我们就重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修路、通水电、建学校医院等,见效很快,两年完成了三年的任务。

一座座建筑物崛起、一个个项目竣工,产生了较好的先发效应。且萨迦本身有着萨迦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基础设施建起来后,促进了当地的旅游业发展,大大改变了萨迦的面貌。

为保障援藏项目的顺利实施,确保工程质量,我们成立了上海第三批援藏项目管理办公室。这算我们的一个创新,用以加强对在建项目的监督管理和统筹调度资金流量。在项目上有一整套规定,尽管是援藏资金,也统一按照当地基本建设程序走。

同时,自己也有一套程序,包括向上海报备、管理资金等,所有资金全部进联络组指定账户,像各单位一样,基本账户只有一个。从我们第三批开始做项目审计,规定超过一定数额,并带有基建性质的都要进行审计。所有援藏项目进行全程追踪,援藏项目管理机构参与其中并行使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事后评价职能,以强化援藏项目后续管理,来发挥援藏项目的品牌质量效应。

援藏干部不容易,通过各方努力争取来的资金,以前可以用在自己负责的相关项目上。但是,我明确争取来的资金都是为了完成第三批共同的指标和项目,贡献多的同志要表扬,但资金必须联络组统一使用。不能因为谁争取得多就多用在谁负责的项目上,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个援藏工作的计划性和整体的力量。

在援藏项目选择上,上海形成良好传统:为确保援藏工作的连续性,每一批都为后一批援藏工作大概做哪些项目,做出初步调研和规划,一般历时半年。这样在后一批领队和援藏干部还没产生的时候,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和本批援藏团队就开始统筹谋划下一批要开展的项目。

比如我们这批要执行的八个大项目,实际从林湘那批就已经开始考虑。我们进去后就已经很明确并开始组织实施。而在我们三年援藏的最后半年,也开始为赵福禧那批的项目进行调研。这样使得每一批援藏干部在进藏伊始,就可以启动项目,从而提高了援藏工作的整体效率,也保证了项目的科学性。

上海的援藏工作还形成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不给下批留尾巴”。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基本上都能在本批次工作结束前完成项目的验收。上海这些做法基本上保证了三年中项目执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现在有些难度大、周期长的项目,可能需要跨批接力完成。上海援藏干部工作一批接着一批干,顾全大局,确保项目总体上顺畅落实,为上海的援藏工作在自治区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

发生在农牧民身边的变化———“安康工程”

“安康工程”是我们第三批贯彻中央要求开展的对口支援重点工作。我们在做方案时,提出工作重点向县里倾斜。日喀则地区是上海和山东一起对口支援的。日喀则地委的所在地日喀则市作为后藏中心历史悠久,扎什伦布寺是班禅的驻锡地,因此拥有2万人口的日喀则市成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对口援藏之初,为改变日喀则地区的落后面貌,每批都进行些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和功能性的项目建设,取得显著效果。但由于农牧民少有机会进其所在的县城,更不用说来到日喀则市,这样他们对援藏项目取得的成果感受不直接不明显。

为了能让农牧民们切身感受到对口支援工作为西藏带来的积极变化,我们决心援藏向基层倾斜,通过让他们增收、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把对口支援工作做到农牧民身边。

因此,我们开展了“安康工程”。决定每个县乡镇一级进行试点,共安排1000万左右的资金,每个乡村投入30万元左右。因为资金、精力有限,不可能在面上全部推广。所以先搞试点,典型引路。

我们对口支援的几个县,主要是以农区为主,少数几个牧区。农区相对固定,在村里建成卫生室,有些创造条件搞文化活动室,修一条路,搞一片蔬菜大棚,让当地村容村貌、经济文化生活条件得到实际改善。这几十万元拿出来,要求当地村民参与建设,有些由他们自己来组织施工。

因为这些工程大部分比较简单,如修一些道路等。通过“安康工程”,对口援藏资金真正用到了农牧民身上,工钱直接送到农牧民手里,使他们真正感受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变化,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关心,客观上有助于基层政权的稳定巩固。

比改变村容村貌更重要的是带去沿海地区的先进事物,改变村民的一些观念。在日喀则交通比较发达的县,我们建好蔬菜大棚,专门请一些农业师来培训种植技术。援藏干部有些来自郊区,也可以给当地农民一些指导。老百姓种出蔬菜后很开心,但他们种出的蔬菜吃不完并不卖,而是送给亲戚朋友。

什么原因呢?他们从来没有商品经济的概念,物物交换比较多,还是老的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缺乏市场经济意识,认为乡里乡亲,不好意思卖。我们就灌输给他们商品经济的思想:你有钱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如果你送给不需要这个东西的人,就没有物尽其用,你何必呢;需要的人会花钱买,这是他自己愿意的。

我们援藏干部从带着他们到市场做交易开始,自掏腰包贴给农民钱,任县委书记的援藏干部去主动做工作,这样当地老百姓逐步习惯了。慢慢地当地基本的商品意识培养起来,认识到用钱买卖的好处。对口支援向基层倾斜,我们就是这样来做的,真正对西藏的农牧民有帮助有提高。

此外,各村新建的文化室里贴上了村规民约,电视机、录像机一应俱全。村民们通过这些设施,汲取着科技、文化的养分,开阔了视野,并逐步走出了大山。很多村民反映,村里社会治安明显好转,打架斗殴、赌博等现象越来越少。

我们这批做“安康工程”主要是试点探索。从赵福禧领队的第四批开始,“安康工程”力度进一步加大。因为胡锦涛同志有批示,自治区作为重点推进。每一批重点和角度可能有所不同,但总额、数目是增加了。在此过程中,援藏干部真正深入到基层,与农牧民同吃同住,开展工作。总体而言,“安康工程”让基层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让大家感受到援藏带来的改变。

干部与援藏事业共成长

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援藏干部在当地参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工作有明确要求。各地援藏干部中,有相当一批都是担任一个县的党政主要领导。既要把对口支援任务完成好,又要把当地的发展稳定工作做好,这个担子实际上很重。

援藏干部也是血肉之躯,远离家人朋友和熟悉的工作生活环境,在西藏艰苦的条件下干活管事,把自己当作壮劳力,而不是大家之前观念中的争取尽可能多的资金过来投资就行。所以说,比起对项目的管理,联络组对援藏干部的管理服务、团结凝聚显得更为重要。

在干部管理上,我们同前两批上海对口援藏干部一样,继续充分发挥联络组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联络组将50个援藏干部凝聚在一起。联络组在市委组织部指导下开展工作,接受日喀则地委领导,统一管理援藏干部。联络组共有9名成员,作为领队首先紧紧团结联络组的9名同志。

我们刚刚入藏,高原反应还没结束,就开会统一思想,同心协力策划商议工作。50个援藏干部分成6个组,地直机关有两个组,4个县各一个组。后来增加对口支援萨迦县,就增加了一个组,变成7个组,组长基本由县委书记担任。

作为内部管理机构,联络组承担着领导、协调等职责,定期召开会议,研究一些大的事情,并作最终决定。然后联络组成员根据分工,认真组织本小组同志贯彻落实联络组的有关工作要求,协调处理好与当地干部、军队及其他省市援藏干部的关系。

我们不断强调,在藏工作的50名干部是一个整体,每个人的行为都代表着上海干部的形象。在对援藏干部管理中,当地地委组织部也非常重视,杨建国兼任组织部副部长,协助我共同搞好这一工作。我们狠抓制度建设,坚持从严治理队伍,使干部管理有章可循。

进藏之初,联络组就制定了《援藏干部守则》《援藏干部内部管理规定》《财务报销制度》《援藏资金使用办法》等规定,明确规定有关工作程序和请销假制度等。按照市里要求,我们再三重申“三个不准”,即不准接受与自己业务相关的商界人士的请吃和馈赠,不得进入歌舞厅、夜总会等营业性娱乐场所,不能以工作需要等名义驾车外出。这些制度既是规范行为,更是为了爱护干部。

制度建设之外,联络组十分关心援藏干部的生理、心理健康。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虽然经过层层选派,能够援藏的干部往往不仅是业务骨干,身体也较健康。但从海拔4米到海拔4000米,身体上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刚进藏的时候,有些同志高原反应厉害,饮食不习惯,睡眠也不好,需要联络组多关心。

联络组还关注援藏同志的情绪和家里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遇到家里老人生病甚至去世、小孩刚刚出生、子女升学等,相关同志心里总归有牵挂,我们就要特别关心他,通过各种形式,争取上海大后方的支持,尽可能帮助解决困难。

像有位援藏同志,孩子因患肺炎数次病危,但他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我们联络组得知后主动去关心,与选派单位一起想办法,帮助联系,最后使孩子得到有效治疗并康复。

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三年中还有很多。在西藏,我们过组织生活会、民主生活会比上海过得频繁,联络组、各小组还有专题活动,还开展其他一些凝聚力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大家思想交融、感情交融,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团队氛围。

当地的环境比较复杂,上海干部适应性总体比较强,也比较聪明,低调谦虚,我们出去从来没有说来自大上海,是凭本事干,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业务上,靠实干赢得当地认可。萨迦新增为对口支援县后,上海面临要不要新派7个援藏干部入藏下县的问题。

我认为新选派干部会给组织上出难题,他们延长一年回去的话选派干部每次不同步,跟我们一起回的话他们援藏只有两年时间。再者,新增地区本身条件比较艰苦,基础比较差,新来同志不熟悉,工作做起来更加难。

我们愿意本批内自己想办法调剂人员解决,同时也为一年工作下来比较出挑的同志提供一个担任更重要岗位的机会。于是,我先跟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争取,保证从现有的50个援藏干部中选拔最优秀的同志赴任,保证完成好对口支援项目。

然后我再同日喀则地委落实,从对口援藏的其他县抽调了几位。萨迦需要专业力量,在日喀则发改委和建设局的两个干部只能两头跑,一半时间在地区,一半时间在县里,非常辛苦。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确保了对口支援萨迦任务的顺利完成。

第三批三年对口援藏结束之前,2004年5月份在最后一次年会上,我提出要“忘记西藏”,大家听起来很奇怪。我说大家在西藏三年的人生经历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记,但不要回到上海总是拿援藏的辛苦经历说事,不要挂在嘴上。

在西藏最后半年,我一方面抓好援藏工作的收尾,另一方面要求大家收集上海各方面发展的最新信息资料,不要三年回来跟不上趟。上海援藏干部的选拔原则是“好中选优、优中选强”,他们本身拥有可靠的政治素质和出色的业务能力。再加上援藏的三年中,组织的管理与关心的到位,使这些干部们在西藏三年工作中不辱使命,也得到了很大的成长与锻炼。回来以后,大家基本上没有向组织上开口以援藏说事的,这就是援藏干部的素质。

援藏工作结束后,我们带着一段宝贵的经历和回忆,回到各自岗位继续奉献,这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