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提出石窟寺考古 【敦煌考古】宿白《敦煌七讲》第三讲 石窟寺研究的业务基础知识

在进行石窟寺研究工作之前或在进行的过程中,必须随时注意下面三项准备工作,今天主要讲第二项,为了说清楚第二项,必须先交待一、三两项。

一、理论准备工作

理论问题,是科研中的立场、观点问题。这里主要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石窟寺的研究,还应特别注意经典作家关于宗教问题的指示,虽然他们对基督教论述多,对佛教论述少,但对基督教的一些原则,还是可以应用于佛教的。不注意理论的学习,很容易陷入繁杂的具体材料中,不能自拔。

二、研究材料的搜集工作

石窟寺研究,必须掌握材料,建立档案。其目的有二:㈠一旦洞窟塌损,则可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复原;㈡由于研究工作必须在研究室的桌面上,将有关资料进行排列、对比,并参考有关文献进行,不能带着文献到每个洞去对照实物。因此,搜集石窟资料建立档案是非常重要的和必须的。

三、业务基础知识的准备工作

业务基础知识,包括下列方面。

㈠ 历史知识

石窟寺是历史的遗迹遗物,因此,必须具有历史知识。首先,应有较系统的通史基础。目前可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为主。有了通史基础搞研究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专搞北朝,还得从《三国志》、《魏书》、《北齐书》、《北周书》等正史下手,并以《通鉴》、《北史》为辅助。《北史》原是根据《魏书》、《北齐书》、《北周书》著的,但因为这三本书从宋开始就有断缺,以后校补时是根据《北史》抄录的,所以《北史》就比较重要了。

当司马光修北朝历史时,看到的史料比今天多得多,并根据考证在他的事迹系年上,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北朝很多方面受南朝影响,北朝的很多问题,其渊源应追溯南朝。故南朝的宋、齐、梁、陈书都应翻阅,这四部书加上《魏书》、《北齐书》、《北史》史称七史。现存七史均有问题,但在宋初修《册府元龟》时,根据的七史是七史全文,故看七史时应参照《册府元龟》。

读七史应特别注意佛教和艺术问题,以及有关敦煌事迹的记载,甚至换一个地方官也应注意。敦煌在河西是有代表性的地方,它的历史与河西关系密切,所以也应注意有关整个河西的史料记载。这些材料都应记录整理,做成卡片,分类保存起来。

历史知识,除了正史,还有杂史、地方志类书等史料。关于这些资料,可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它大体将乾隆以前著作的80—90%都收录进去了。它述说了著书的经过,介绍书的内容,故很方便。但它并无版本好坏评述。不过凡现存的影印本一般都较好,如《四部丛刊》,《百衲本廿四史》等。

历史知识还应包括考古知识,具体地说,就是当时的遗迹、遗物、墓葬和现在所谓的文物知识。《新中国考古收获》这本书,概括性强,且有较详细的注释,可以据之追寻原始资料。它的缺点是对地上的遗迹、遗物归纳不够。可参考《考古学报》、《考古》、《文物》三大杂志予以补足。

㈡艺术史知识

石窟寺的主要遗迹是艺术作品,因此,应了解一系列的艺术史知识。

首先,也应具有艺术通史知识。可惜这类书少。现在北京美院正在编教材,杭州美院在编绘画史,可予注意。过去郑昶著的《中国画学全史》较好,俞剑华的《中国绘画史》也可参阅。反右前中央美院王逊的美术史讲义材料较全,但理论观点有问题。

以上的艺术通史,在南宋前的一段,主要根据下列三部书:

1、《历代名画记》(张彦远著),现存无好本,需搞个合佼本,不搞定本。它们主要是明代刻本,刻本前身是抄本。

2、《图画见闻志》(郭若虚著),现存有南宋刻本的大部分。其最好本是《四部丛刊》续编,有影印本。

3、《画继》(邓椿著),此书无好本,合校也困难。

这三本书不仅讲画,也包括了雕塑木作。此外北宋李诫的《营造法式》也很重要,它不仅记录建筑,也记录了不少彩画、雕刻的内容。

关于美术史的工具书,可检阅余绍宋著的《书画书录解题》。

㈢佛教著述和敦煌遗书的知识

1、佛教著述

石窟寺是历代佛教的遗迹,研究石窟寺就必须和佛教以及历代的佛教打交道。隋唐以后,佛教派别多,就敦煌看所涉及的著述范围也很广。因此,研究佛教,得从其传入中国时的著述开始。

首先,应了解中国佛教史。从汉到南北朝以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较系统,它除告诉我们通史知识外,还告诉我们如何整理基本材料,对研究工作有用。南北朝以后,佛教通史,尚无合适著述可考,得靠自己。即将出版的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隋唐部分虽有所述,但作专门研究还不够。佛教是从印度、中亚细亚传来的,因此汤用彤著的《印度佛教史略》和《印度佛教概论》亦应参阅。

佛教艺术是为了当时的佛教宣传而创作的。因此在佛教分派系后,佛教艺术上亦应有所反映。敦煌壁画的差异,有些可能是时代不同,有些也可能是派系不同所致。因此应了解当时的各个佛学派别的特点。也就是说应了解当时的佛学史,并从中归纳出佛教史。

探讨各时期佛学派系的特点,只能根据各派系翻译的经典和大师们的著述研究、分析而定。其方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项:

1、应先查经目,了解其何时翻译了何经,据此分派系。经目是中国佛教徒的重要贡献。汉以来,我国就重视了经目的记录,而且详细,包括各经的不同译本和有关著述以及过去、现在佛经各译本的存佚等情况。由于这些经目是据当时或记录者的需要出发,不一定为我们所需,故现在应用亦应作整理。近年经目整理的著作较易找到的是冯承钧的《大藏经存佚考》和《历代释藏译经存佚考》两文,都收在解放后出版的《西域南海史地论丛》中。

我们整理经目,应抓几个时代中具有代表性的目录作基础。

①《出三藏记集》(梁·僧祐著):是一部翻译佛经的记集。梁以前经目已失,这部就是最早的。

②《历代三宝记》(隋·费长房著)。

③《大唐内典录》(唐·道宣著[高宗时代])。

④《开元释教录》(唐·智升著):后来的藏经多据此目收集抄刻。北宋初年四川的《开宝藏》即据此书目录收经刊刻的。

⑤《贞元释教录》(唐·圆照著):晚唐时对《开元释教录》作了补充,但补录的书不易找,故后代仍根据《开元释教录》抄刻。

⑥《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五代·可洪著):辽藏经却据此目录搜集刻印的,辽刻的房山石经也是。它比《贞元释教录》又增加了很多。

⑦《至元法宝勘同目录》(元·庆吉祥著):《弘法藏》即据此目录刻印。在平江碛砂延圣院刻的《碛砂藏》亦如是,《碛砂藏》在南宋末未竣刻,元至元末年始完工。《碛砂》与《弘法》所刻内容略同,现《弘法》已失传,《碛砂》尚存90%。该藏搜集广博,为明以前藏经最好者。抗战前上海曾影印。

⑧《大正新修大藏经目录》(日人所编,集于日本《昭和法宝总目录》内):此目录以明永乐《北藏》为底,有很多错误。但它搜集了一些《碛砂藏》所缺经章,故可作参考。

整理经目,可得出几个重要内容:

① 什么时候高僧翻译了什么经和著了哪些书。可了解当时存在什么佛教派系。

② 哪些书什么时候没有了,说明哪些派系不流行了。

③ 了解当时翻译和著述佛经的高僧大师据于何地,可进一步知道什么地区流行什么派系。

④ 了解现存的经原录于哪个藏。

只有整理了经目,在搞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有计划、有系统地看佛教著述。

2、看经和高僧的著述时,应注意序和跋。序、跋,往往都请高僧和专家撰写。序、跋中他们对该经的传承、发展历史以及主要内容都有论述,有时还有一些批评。从中可看出当时某些派别的兴衰发展情况。

3、看经,还得参看几个重要的高僧传:

①《名僧传抄》(梁·宝唱著):原卅卷,现仅存一卷,但目录尚全。不如《高僧传》谨严,但内容丰富。现存日本宗性抄本,收在日本的《续藏经》内。它对弥勒记载较多。值得我们注意。

②《比丘尼传》(梁·宝唱著):在日本《续藏经》内。

③《高僧传》(梁·慧皎著):它为目前引用较多的,其中记载南朝高僧较详,北方高僧则略。但对由北赴南的高僧,其在南方已有成就者仍有详录。该书所记载高僧的地区包括凉州、两京、邺、黄龙等地。

④《续高僧传》(唐·道宣著):此传亦叫《唐高僧传》或《高僧传二集》,但均不妥。它主要补充了《高僧传》的不足,尤其是补载了一些北方的高僧,昙曜即录于此传。此传记载到麟德年间为止。

⑤《宋高僧传》(宋·赞宁著):主要记唐、五代高僧,宋僧很少。

北宋晚期到南宋,就不著高僧传而多著传灯录。以后的《明高僧传》主要记元到明初高僧,但内容贫乏。

著高僧传的和尚多为大师,他们根据当时流行的派系选择高僧作传,因此,我们应以佛教史眼光来看这类著述。看以上佛教书笈时,有关名辞、事迹可翻检佛教著述的工具书,工具书有两种:

① 类书性质的

《法苑珠林》(唐·道宣著):初唐主要类书。对了解唐以前佛教的情况有帮助,如对弥勒的来源、事迹感应等都有记载。

《释氏六帖》(五代·义楚著):对唐以后一些掌故有记载。此书中国已佚,日本尚有刻本。因模仿《白氏六贴》的作法,所以叫《释氏六贴》。四字一句,为了容易记忆。

《释氏要览》(宋·道诚著):是一部佛教辞典性质的书。

② 音义性质的

音义是当佛经翻译时,某些词用汉语音译,其意义则由音义书注释。音义书始由译经大师门徒著,后则为大师自己著。

《一切经音义》(唐·玄应著):廿五卷。

《一切经音义》 (唐·慧琳著):一百卷。包括玄应所著的音义在内。

《续一切音义》(辽·希麟著)

《翻译名义集》(宋·法云著);有单刻本。它不以经为单位而以类为单位。其刻本以《四部丛刊》所集最好。

近人所著的佛经工具书,只可备查,不可引用。日本人织田信能和望月信亨所著《佛教大辞典》较好,另外《密教大辞典》对唐以来的密教了解很有用。关于唐以来的密宗图象可参看《大正藏》图象部(共十二卷)。

每看一本经应作笔记,并整理提要。大部头经看完后可开小型汇报会。每个系统佛经著述和有关经录、僧传看完后,应作论文。(所谓系统,约指四方面:㈠以一个大师为单位。㈡以传承为单位。㈢以时代为单位。㈣以地点为单位。)

做笔记和论文,可参阅汤用彤先生和吕澂先生的文章。

从西北现存石窟寺看,在喇嘛教盛时,多少都受到它的一些影响。

喇嘛教是佛教的一支,流行于西藏,为藏族佛教,正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原而成为汉族佛教一样,佛教传入西藏即与西藏原始信仰“本波”结合成为喇嘛教。

蒙古入中原后。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喇嘛教,译了些经,搜集在《弘法藏》内(此经现无存),后管主八又据此复刻在《碛砂藏》内。后来清修《龙藏》时,又增收一些。

汉文喇嘛经典很少,要深入研究,还需看藏文藏经《甘珠尔》、《丹珠尔》。

关于喇嘛教的参考书,有法尊的《西藏政教史》和吕澂的《西藏佛教原论》等。法尊为汉族和尚,曾在拉萨学习,其书是直接参阅藏文著述写的。该书偏重在藏史方面。吕澂所著内容上重于佛史,该书除直接参照藏文材料外,还参阅了西方的研究成果。

2、敦煌遗书

敦煌遗书是指莫高窟藏经洞的遗书,这是莫高窟的特藏,是研究莫高窟的宝贵资料。可惜精华被盗窃运外国。最近科学院所编《敦煌遗书总目录》,其中包括斯坦因、伯希和及陈垣的《敦煌劫余录》等廿多家的目录,基本上搜集了遗书的全部。目前在世界上有关敦煌经文的目录,它是最完备的。

藏书中以佛教著述最多,若加以整理,可看出佛教在敦煌流行的情况。如《十二因缘经》为北魏左右所独有,隋以后就不抄了,《父母恩重经》是伪经,五代以后才有等等。

佛经外与佛经关系最密切的是佛经变文。它是寺院僧人向庶人宣传佛经而写的佛经通俗本。把它整理、排列,可了解当时世俗,首先是敦煌世俗信佛情况。

寺院文书在藏书中有很多,是莫高窟的史料,从中可看出当时莫高窟寺院的规模和世俗的关系,以及佛教派系等情况。若将它与石窟内容、题记等联系研究,还可发现更多的问题。石窟前面寺院的复原,这些文书更是极宝贵的资料。

藏书中还有莫高窟附近村社的记录。其价值不下于寺院文书。通过这些记录,对当时佛教在人民生活中的影响,能更具体地了解。如它记载了莫高乡附近有哪些社,这些社与莫高窟有什么关系,莫高乡的范围有多大等等,用这些资料,可了解寺院与民间的关系。至于为什么寺院有这样多的民情记载的文件,还可深入研究。

藏书中还有敦煌的史地资料。其中较著名的为《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图经》、《西州志》、《敦煌录》、《寿昌地境》等(寿昌指今敦煌西南南湖地区)。这些书互有重复增减。这类地志书往往具有地方百科全书的性质,诸如疆域、渠道、人情、风俗、出产、耕地面积、民族、人口……等,都有记录。是研究当时敦煌的第一手材料。

遗书中还有许多儒家道家的书笈,这对了解敦煌的全貌很有帮助。但为什么寺院藏这些非佛教的书,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上述藏书多具尾题,这些尾题很重要,可帮助了解该书写的时间、地点、写经人等。从中还可知道有些经是从外地传来,甚至有远自南方、中原、北方、四川等地的。藏经中有些大规模写经(10卷、100卷)其尾题更重要。北魏东阳王的发现,就是首先在北魏写经的尾题中找出的。

藏书中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遗书,以吐蕃文最多。其中少数为经典,大部为文书,还有历史记载、敦煌事迹的记载等。此一部分大部被斯坦因、伯希和所窃走。

㈣石窟寺研究成果的知识;

1、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

佛教石窟寺以我国保存的为最多,也最有系统。它广布在我国西部、北部和中原地区。南方较少,现仅知四川、云南和江浙一带存有少量窟龛。窟龛的开凿时间,大约从南北朝起一直到明代。这些窟龛,大体上说,西部多塑绘,北方、中原和南方多雕刻。雕刻较塑绘易于保存,但我国西部气候干燥,塑绘也保存了不少。

这些窟龛雕塑,为我国历代人民所喜爱。窟龛中往往附有石刻和墨书的铭记,所以又为我国历代文人、士大夫阶层所注意,特别自宋以来金石学兴起以后,许多金石学家对石窟铭记的蒐集曾不遗余力。所以,在我国石窟寺的研究工作,即从注意和蒐集研究石窟的铭记开始。

洛阳龙门石窟的铭记,宋朝人就开始著录了。响堂被注意的时间也较早。最早记录大同云冈的有名文人是清初的朱彝尊。全祖望记录了晋南的窟龛,袁枚记录了安西榆林窟,徐松记录了敦煌莫高窟和新疆的石窟。自清道光以后,许多石窟的石刻铭记,成为金石学家增加墨拓数量的重要门类,龙门、响堂山处在中原,可以不论,即是莫高窟的石刻拓画也在这时被罗致到北京了。

光绪末年,缪荃荪艺风堂所收的窟龛墨拓为最多,叶昌炽并从所藏的窟龛拓片中,进而研究历代造象题材的变化,开凿窟龛的人事组织,以及其他零碎佛教石刻的内容等等。他的研究成果都收在《语石》中。

民国以来,顾观光等人调查中原窟龛,徐森玉等人调查山西窟龛,叶恭绰、陈垣等人调查云冈石窟,标志着我们的石窟寺研究工作进入了实地调查阶段,特别是后者并撰述了有关云冈石窟历史的研究论文——陈垣:《记武州山石窟》,这篇论文在蒐集资料上和文中的许多论点,一直对以后中外云冈石窟的研究起着指导作用。

继此而后的有陈万里调查泾川南石窟寺和敦煌莫高窟,向达调查南京摄山石刻, 百益调查龙门石窟,膝固调查安阳宝山石窟和北平研究院考古组调查响堂山石窟,上述这些工作不仅蒐集了各窟龛的铭记、探讨了各窟龛的历史,并进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文字记录。

有的还作了些摄影和实测记录。其中北平研究院在响堂的工作较为全面,他们的组织除了一般调查人员之外,还另设了墨拓和实测佛象两部分。

抗战时期,我们的石窟调查的范围愈来愈扩大了。南到云南剑川,西到新疆中部,都有我们窟龛调查工作者的足迹。四川和甘肃两省的许多重要石窟都是这时被发现或被重视的。马衡等人调查大足,向达等人调查河西石窟(包括酒泉文殊山、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和冯国瑞调查天水麦积崖,都是其中的重要事迹,并都著有专著。

画家张大千谢稚柳等一行在敦煌一带也作了一些工作,莫高窟的初步排年应是他们的重要收获。此外,画家韩乐然等人在新疆也有一些新的发现。

全国解放以后,石窟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呈现空前未有的蓬勃现象,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等省都有许多新的石窟被发现,其中较重要的有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泾阳北石窟寺、青海永靖炳灵寺石窟、河南郏县石窟、陕西延安石窟等。在石窟寺的研究方面,已从蒐集资料、考述历史和进行一般记录之外,出现了两种专门方向,这两种专门方向虽然互有关系,但在着重点和工作方法上都有不同。

①着重佛教艺术的研究:注意艺术风格的研究、技法的发展和题材的考证。

②作为佛教考古学一部分的石窟寺考古学的兴起:注意石窟寺创建与重修历史的恢复。在石窟外面注意崖面遗迹,窟前木构和窟前地面的发掘;在石窟内部着重层次与标型。因此它首先要求作好石窟全部遗迹的全面记录工作。其次在此基础上进行排年工作,然后再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这两种专门研究,前者开展较早也较快,所以已取得了一些成绩,大都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文物》、《美术研究》和《现代佛学》上。后者应该说是在佛教艺术和石窟文献史料整理的过程中逐渐明确起来的,它开始较迟,所以还没有什么成果公开发表。

2、欧洲人的调查人工作

外国人注意我国的石窟寺,是从十九世纪末叶才开始的。他们的工作实际都是为他们本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服务的。他们的工作性质注定了他们在工作中必定进行欺诈、破坏等可耻的罪行。他们的目标首先集中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现在新疆的全部石窟,几乎都弄得体无完肤,即是他们的“德政”!

他们出入的次数和人数之多,这里不能尽述,其重要人物有:帝俄大佐柯兹洛夫,英国派遣的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的勒考克和格仑威得尔和法国的伯希和。

后来斯坦因、勒考克等人的关于新疆石窟寺的报告发表了,斯的情况可参看向达翻译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勒考克的《高昌》,罗振玉曾择要翻印了一本《高昌壁画菁华》,其他的部分还没有中译本。柯兹洛夫和伯希和有关新疆石窟寺的材料,我们还没看到。

1925年伯希和出版了他的《敦煌图录》六大套。关于这些欧洲人的工作,法国郭鲁伯曾有综合介绍,冯承钧为之转汉,书名是《西域考古记举要》,解放后中华书局出版,可参看。

对我国内地石窟的调查,以法人沙畹最早,到的地方也最多,从他的《北中国考古图录》中可以看到,他在龙门和云冈两地停留较长。此外我所知道的还有色加兰曾注意过我国西南的佛教石刻,他的报告《中国西部考古记》有冯承钧译本。

3、日本人的石窟调查研究工作

日本人注意我国石窟寺和欧洲人一样,也是紧紧跟着他们的军国主义入侵我国开始的,到抗日战争时达到最高峰。从入侵我国开始到现在已有三辈人研究我国石窟寺,时达五、六十年之久。

第一辈人,现已去世,开始注意的时间在清末民初。其代表人物为常盘大定,关野贞,大谷光瑞三人。常系居士,大谷为西本愿寺和尚,关是一建筑学家。他们分别代表两个组织,都是直接领取日本特务机关津贴而工作的。其工作主要是配合军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内地进行调查。

中国内地的著名寺院和大同、龙门、巩县、响堂、天龙和杭州飞来峰等石窟常盘相关野都不止一次地进行了调查,并作了草图、拍摄、文字记录等工作。这些材料后来发表在《支那文化史迹》和《支那佛教史迹》两书中。这两部书各有六大套,每套各有解说,附图录发行。调查中常搞佛教内容,关搞建筑实测工作。他们所进行的调查,为以后日本对中国石窟研究作了开创工作。

当时正是各帝国主义对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疯狂的政治侵略的时候,日本也派出了以大谷光瑞为首的中亚细亚探险队。大谷带了一批所谓佛教徒赴新疆“探险”,遍走新疆各石窟。其中的一个组到了敦煌。“调查”成果一部分发表在《西域考古图谱》中,该书内只有图片,说明很简单,共两厚本;另一部分发表在《新西域记》中。目前日本还在不断发表其搜集的材料。

他们对我国的石窟等文物的破坏,应比欧洲人还要多负些责任,常盘关野的照象实测发表后,引起了天龙山的破坏,大同佛头的破坏也在这一时期。常盘还在南方寺院中掠夺了很多经卷和文物。大谷光瑞在新疆破坏更为严重,挖毁壁画,窃掠汉唐文物,甚至连木乃伊也掠劫而去。

在第一期中,作“调查”的,主要是以上两批,而作佛教艺术研究的不止这两批人。较重要的有:

常盘大定:曾进行有关佛教史的研究,发表在《东方学报》后来收在他的《支那佛教史研究论文集》中。

平子铎岑:他对一些器物(佛具)作了不少研究。其文章登于《佛教史学》、《考古学杂志》。死后又集文成《佛教艺术的研究》一书。他死的较早。

小野玄妙:也是所谓居士,他写的东西很杂。有《佛教艺术及其历史》、《犍陀罗的艺术》、《大乘佛教的研究》和一些图象学的书笈等大小几十本。其中介绍了一些早期的佛教艺术作品,与中国有关系。书中的论述可取者不多,但材料收集较多。

滨田耕作:留学欧洲,习美术考古,对印度犍陀罗艺术有研究,以后着重研究中国佛教艺术。他是日本的贵族,后为日本京都大学校长。对日本第二辈人进行中国石窟调查很有影响,对日本田野考古学也有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和研究石窟有关的,还有对我国西藏和印度的研究。如梅见逸荣是研究印度佛教、佛象的,曾写《印度佛教礼拜象形式的研究》一书,文章主要讲佛象造型尺寸比例,梅见后来又研究喇嘛教造像,著有《满洲北支喇嘛教的艺术》。

对西藏喇嘛教进行研究的还有河口慧海,他从学藏文、藏经、喇嘛教着手,对藏经有些研究,并将藏文、藏经的一部分译成英文。他在西藏当喇嘛时,以帝国主义者的方式“买”了不少西藏早期的幡画、藏文佛经以及佛具等带回国。以后日本研究西藏的人都出自其门下。

第二辈人研究工作,开始于“9·18”前后,直到抗战时期。其代表人物大部分是京都大学培养的,也就是滨田培养的,如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

“9·18”以后,滨田首先调查了东北唯一的石窟——义县万佛堂(北魏晚期)。回国后,就着手组织美术考古队,以水野、长广二人为主。他们的调查,在他们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在方法上大有提高,作出了一些成绩。水野清一专搞历史、考古,长广敏雄搞美术史,还吸收了搞中国教史的 本善隆(以写中国唐净土教及中国佛教史北魏篇出名)一起工作。

又请了有名摄影师羽馆易搞摄影。此外还注意整理中国过去石刻目录,使用了中国墨拓(拓片)的方法。

最初,他们搞的是南北响堂,较粗糙,搞龙门时就好一些,搞云冈时则更好些。云冈的调查实测,是与日军入侵华北和日本投降相始终的。在云冈工作的结果,出了《云冈石窟》30大本,它是抗战后陆续出版的,可以看作是日本对我国石窟半世纪研究的总结。

抗战期间京都大学的另一组人马,对元代居庸关过街塔座的佛教雕刻进行了考古实测和研究,这工作以学建筑的村田治郎为首,有搞历史的藤枝 、日比野大夫,有搞图象的高田修,有搞梵文、藏文的长尾雅人,搞八思巴和西夏文的西田龙雄,搞维吾尔文的江实和搞陀罗尼的足利悙氏、梶山雄一等。组织了各方面专家合作,使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所以在佛教考古学的著述中,《居庸关》一书的水平,又超了《云冈石窟》。

抗战胜利以后,石窟寺的研究出现第三辈,但新起的人尚无重大成绩。

日本对石窟寺的研究比我们的成绩为多,在谈到石窟寺的研究水平时,目前还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成就,他们的缺陷是:

①没有正确观点和正确的理论指导,其研究必然只能偏重于题材的考证,无法了解题材的发展。在理论上也不能对现象作正确的解释而仅能进行一些不肯定的推测。对石窟及其内容的考察也只能注意其表面而无法重视其内部联系。

②不能掌握较全面的材料,如天梯山、麦积山、敦煌等重要材料都不知道,这在比较研究工作上,是一个致命弱点。在参考文献方面他们也受到限制,即使是大同云冈,我们的材料也比他们掌握的多。

③缺乏对我国佛教的理解。如对禅的问题、对密宗的问题的理解都是片面的。因为研究这些东西,都和民族生活习惯、道德传统有关。至于在习俗问题上,他们更不能深入。

④前途问题:战后日本出版《云冈石窟》时,石窟寺研究工作似乎活跃了一下,但这也只是回光返照。他们没有而且也无法再用军国主义办法搞到第一手材料了。新一辈人虽然学了些基础知识,但上面的条件限制了他们的前途;使其无法深入下去。

所以这辈新人有的如樋国隆康,冈崎敬等,不能不考虑改变研究方向,有的如熊谷宣夫、秋山光和等,不能不仅限于零散题材的考证和整理一点残余材料了。

我们虽然晚走了一步,但我们具有充分优势条件,一定会赶到他们前面,并永远在他们前面。

㈤最后还想谈谈专题研究的知识

石窟寺研究中的专题研究,目前应放在次要地位。它的研究必须等到较全面的材料整理出来后才行,否则研究专题,不是材料不全解决不了,就是时间不准,结论不确。但目前仍可作一些较有把握的研究和专题的整理工作。

专题研究近人尚少研究成果,我们需从头做起。如搞服装,舞乐,就得到各时代正史中的专门志书里去找线索,这工作应先从断句开始,将有关朝代的《礼乐志》,《军服志》,《舆服志》等书合校,说明其内容,然后作校注工作,再后再对照石窟图象和有关卷轴的图象。

专题研究亦应翻检专门的书笈,如《三通》(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当时的《会要》等。此外专门的综合性书笈,如宋陈旸的礼书、乐书等亦应阅读。再次,小说材料亦很有价值,它往往比正史内容更丰富。唐小说多集中于《太平广记》中,研究唐时应参考。另外,如《太平御览》、《图书集成》等类书也应参阅。(《图书集成》为清雍正时所编,其搜集资料多,但只可备查,不可引用)。

这讲结束时,我愿意再重述一下石窟寺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以下三方面的基础知识上:

1、理论学习的基础;

2、业务基础知识,即是这一讲的内容;

3、对研究对象的充分掌握,这一项是关键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