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是中国籍吗 阳和平:吸引母亲的是中国革命 而非中国
“回到北京,他们发现自己作为‘外国专家’,被事实上软禁了。”阳和平回忆说,那时弟弟建平生病,被医生要求去外国人专门看病的医院;还在上小学的小妹及平,则在同学、老师的隐性歧视中,精神状态出了问题,她躺在寒春怀里,无端地咒骂,朝母亲吐唾沫。
既伤心又愤怒的寒春,联合丈夫阳早、韩丁的前妻史克和好友汤反帝,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取消特殊化”,“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这个呼声得到毛泽东的批示:“不许两样。”
事实上,这个热衷于反帝反修的家庭,高涨的革命热情仅仅用来进行关于政治和哲学的家庭辩论。阳和平无限怀念那段与父母辩论“量变与质变”“必然与偶然”的日子,非要找个话题辩一辩才舒服,“那种感觉不好形容”。这个习惯在他1974年去美国后仍然保留了下来,他却无奈地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同事对此压根没有兴趣。
阳和平三兄妹在70年代先后去了美国。对此,寒春的解释是,孩子们受不了被当作外国人对待。但阳和平把赴美的动力归因为“好奇”,“想看看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资本主义的经历和社会主义的经历一样长”后,选择了留在美国的阳建平把自己称为“父母的右派朋友”。阳及平则与丈夫定居法国。只有阳和平去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定居,现在一所高校教书。
某种意义上,阳和平成了母亲思想的继承者。他在美国做了15年工人,之后拿了一个“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的博士学位。在读了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著作《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后,他觉得自己真正理解了“毛主席”。他认为“资本主义在微观有效益,宏观没效益”。
“如果从个人利益出发,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斯蒂格利茨分析得很精辟了”,他由此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依靠物质奖励,而要靠工人阶级的觉悟,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的思想、主观能动性,这是个意识形态问题。”
这与寒春在经济领域的主张不谋而合。青年时代的她在上级安排下,曾在西安草滩农场主持过计件制的分配方式。这位前物理学家用微积分知识,设计出一套精细的分配方案,试图代替原来的平均分配。但她很快发现,一旦个人利益的幽灵出现,工人们开始产生偷懒和投机心态,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