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为怀:徐悲鸿与孙多慈之恋

“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徐悲鸿致诗于孙多慈

1930年的这一年秋天,徐悲鸿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科担任教授时,被后来他称为“智慧绝伦,敏妙之才”的孙多慈闯进了他的生命轨迹之中。在这本书里,它为我们讲述了孙多慈的家境以及他们各自的成长历程,继而说到主人公的孙多慈如何走进了徐悲鸿的艺术生命之中。

从考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受挫,进而以旁听生的身份进入中央大学艺术科学习美术,得以初见老师徐悲鸿。紧接着述说孙与老师徐悲鸿相处经历到后来无奈离别之痛,并且谈到孙晚年的生活状况。该书以孙多慈为主要线索,所涉及的细节较多,读之感人。

孙多慈于1912年4月11日出生安徽安庆,父亲孙传瑗(字养癯,号仰遽)为当地的名门望族,曾任职过孙传芳秘书。可见,孙多慈所生活的家境颇好,是典型的书香门第之家。她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上大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师资就在安庆,当时的安庆是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区,以致当时孙多慈没有如愿考上中央大学文学院的消息让家里人都不敢相信。

因为孙多慈在安庆女中读书,可谓才貌双全,是当时校园中的校花,名重一时。本来一切都在成事之中,自然考上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下的中国文学系是没有多大的问题。

可惜,由于那时的孙家已今非昔比,来自家庭上的变故,打乱了她的学习和生活状态。没有实现当初的理想,不可不谓之遗憾。但假若当时没有来自家庭的变故,孙考上了中央大学文学院,就不会有后来与老师徐悲鸿的故事了。

于此,中国美术史上也就少了她的一页,是福是祸呢?在此也就由不得我们来辨认了。既然此道不行,改学绘画。因为孙从小就热爱绘画,这种与生俱来的兴趣却给她一生带来难忘的一段经历。孙家托关系入中央大学艺术科旁听,经过考核,正式取得了中央大学的学籍,园了她的大学之梦。

跟随老师徐悲鸿学习美术,绘画领悟能力超群,这一切都被老师徐悲鸿看在眼里。但命运的安排却如此按它自身的法则运行,她与老师徐悲鸿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微妙起来。这个时候的徐悲鸿才35岁,正当年之际,可谓才气勃勃。

或许,在感情上他与生活将近15年的蒋碧微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起来,苦恼必不可少,在这种境况之下,徐悲鸿只好寄托于绘画艺术当中。其实,在整个徐悲鸿的人生际遇中,有过三次婚姻、四次与女性的交往。

徐悲鸿(1895—1953年)首次婚姻是包办婚姻,当时徐悲鸿刚满16周岁之际,最终拗不过父亲徐达章的意志,与家乡宜兴屺亭桥镇同是农村户的姑娘赖氏结了婚。次年,徐悲鸿做了父亲。我们从在给刚出生的小孩取名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徐悲鸿对这场家长制的包办婚姻是不满而又不无憎恨之气。

老父亲达章公为孩子取名“吉生”,而徐悲鸿却因孩子是在动乱中出生,取名为“劫生”。这种不带一点吉利的名字,自然遭到老父亲的反对,也由此,导致徐悲鸿为在自己的取名上表明自己的立场,把父辈为之所取的“康寿”改为“悲鸿”。在这样的人生际遇中,徐悲鸿靠着自己的努力。不仅走出了家乡宜兴,也走出了国门。

初闯上海时,凭借着自己所学到的绘画知识,结识了上海名人。其中,受到来自康有为的赏识,给他后来的人生带来极大的影响。在感情上,徐悲鸿更是雷厉风行。在入同是宜兴人士的蒋梅笙家往来时,与其女儿蒋碧微相识相恋,以至1919年两人私奔日本,而后转学于法国巴黎。

初期,与蒋氏的相濡以沫,幸福美满。在留学欧洲的那一段时期,徐悲鸿用了八年的时间尽情地学习西方写实主义绘画。回国后,与蒋碧微的矛盾越来越大,也完全出乎徐悲鸿本人的意想。难道蒋碧微发生了性格转变,还是出自徐悲鸿自己身上亦或是其他原因的加入,使得徐蒋之间的关系破裂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我想,可以从读这本《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找到一二迹象。徐悲鸿之所以很快爱上作为学生的孙多慈,应该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徐悲鸿在自家的夫妻生活上再也找不到曾经有过的幸福感,不能如其所愿地安心追求于艺术教育事业;二是在孙多慈身上,有被徐悲鸿所欣赏的一面,不仅仅是来自绘画上的天赋,也包括孙作为女性所传达出来的柔情符合徐悲鸿的心灵,使得他不能自已。

我以为,徐悲鸿理想中的情人就如孙那样的类型。上天的嘲弄,让徐悲鸿步步走进学生孙多慈的内心世界中去。

徐悲鸿是一位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勇于追求自己的真爱。当察觉与蒋碧微越来越不能和睦相处时,其内心的苦闷无时不有、无时不在。而作为妻子的蒋碧微却口口声声说为了这个家,但与张道藩的相恋,难以摆正清楚。

一方面,固然是徐悲鸿没能给予她过多地关心;另一方面,不可不说是蒋碧微太注重于个人的得失。不可避免地是,作为艺术家的徐悲鸿是多么地需要自由和理解。我想,蒋碧微在这方面并没有做得像廖静文这么好。自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愈积愈大、愈演愈烈,必不可免。

其实,说到徐悲鸿与孙多慈两人之间的爱情的结局。蒋碧微的存在是一个不可不提到的因素以及徐悲鸿自己的往事也是稍提的一个部分,为的是让我们能够以更多的角度读解徐悲鸿的爱情观以及那颗为艺术而执着不已的心。从1930年的秋天到1941年的上半年,严格来讲,应该是从1930年秋至1938年夏这段长达八年的恋爱马拉松。

随着时间与距离的分别以及来自家长的相劝,至丽水生活两年的时间里,不温不火的许绍棣的爱情攻势有了进展,身为家长的孙传瑗是极力支持与许的这门亲事。

孙与徐分别了两年,信书难寄,切断了两人之间的亲密度。孙在两年的避难生活里对来自许的爱情追求进行了观察,许的所作所为确实让她感受到他的真心执着。另一方面,许的表现及身份颇受孙家其他人的满意。提到许绍棣,在这里不妨说及一下:许曾有过一段婚姻家庭生活,在孙多慈的表妹陆汉民看来,许是那种身体瘦小,比孙多慈本人还矮半肩,并不般配。

气质与爱好两人都不同,难与徐悲鸿那种意气风发、气宇轩昂的形象相提并论。虽然,我们难以相信世间出现的这种不可思议的阴错阳差。那么,在孙的眼中认为:“谁也不能怪,要怪就怪这场战争吧。”

无奈,在1941年暮春的浙江丽水,孙终于走上了婚姻的殿堂,然牵手的男人不是她心爱的悲鸿,而是许绍棣。这时孙的芳龄已29岁矣,这一行为实现了父亲孙传瑗的意愿。孙多慈与徐悲鸿有过十年的恋爱历史在这一历史时刻画上了不幸的句号。

时过五年后的三月,徐悲鸿终于找到了一生真正可以托付的人,在重庆中苏文化交流会所上与来自湖南的女孩廖静文举行了婚礼。原本孙徐有望结合在一起,因种种原因,却不能如意。对于孙徐来说,是悲还是喜呢?我却不敢随意加以评说,造化成人也喜欢捉弄人。

作家傅宁军在其长篇报告文学《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一书中,这样评价孙徐之间的这段师生恋:“也许真是一种宿命,孙多慈贤惠通达、外表柔顺、内心丰盈,这是徐悲鸿非常欣赏的个性,兼有才女与淑女的风度。但她生性认命、优柔寡断,又使她没有抗拒世俗压力的勇气,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是孙多慈这个家教甚严的女子不敢想的。

当徐悲鸿为了他,不惜做出登启事的举动,几乎是背水一战,却得不到她的回应,逼得徐悲鸿无计可施。徐悲鸿是个极其负责的人。惟其负责,他就只能放手让孙多慈离去。”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与两位曾经相恋过的女人(蒋碧微、孙多慈)隔海相望,载着深深的愁绪而又那么绵长。随之新中国文化艺术的开展,使得徐悲鸿的工作担子挑得不轻。此时的他身兼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主席和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之职。

虽有妻子廖静文的悉心照顾,但这在早年就已埋下的病根,让他走向虚弱的境地,随时都有可能终止生命的运行。果然,不幸于1953年9月21日清晨,在北京医院闭上了那双天才之眼、伯乐之眼。天妒其才,作为“中国现代美术之父”的徐悲鸿在这一年龄段走了。

当时在宝岛台湾那边的孙多慈并不知道,以为终有一天会见到她的悲鸿,最终是从蒋碧微口中得知。我相信,无论哪种版本的记述,孙得知徐悲鸿的死讯时的悲痛不可免。获知这一消息之后,发生在孙的身上便是:为了表示她自己对徐悲鸿长达十年之长的感情交往,为心爱的男人守了三年大孝,体现了作为一位中华传统女性的身份。

再之后,孙以惊人般的毅力考上了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继续深造,实现当初老师徐悲鸿对她的愿望,承接徐悲鸿的衣钵,把自己的生命献了艺术事业,如同恩师徐悲鸿。

一九七五年二月,孙多慈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了天国与她心爱的悲鸿相会。最后,引傅宁军在书中对他俩(孙徐)这段情感的描述,也许能让我们更加明白和理解,其语如下:“无数人潮水般流过,婚姻只是一个极小的概率,徐悲鸿与孙多慈似乎在这个概率之外,他们曾经相遇又擦肩而过,决定其走向的有孙多慈的个性,也有徐悲鸿的个性。

徐悲鸿总是为他人着想,对学生如此,对恋人他同样。当孙多慈无法做出抉择时,他不愿意勉强,没有舍我其谁的霸气,像当年在上海遇到法国同学,人家没闹什么风波,就又结婚。而徐悲鸿满城风雨,仍然徘徊不定,因为他本质是个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