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 : 《红楼梦》造假罪魁祸首陶心如
本专栏行文至此,必须来好好谈一谈陶洙陶心如了。陶洙陶心如究竟何许人也?本专栏前文对其下了一个断语:“陶洙陶心如就是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罪魁祸首,陶洙就是卖‘甲戌本’给胡适的藏书家‘胡星垣’,是伙同狄葆贤共同伪造‘戚序本’的‘著名小说家’,是伙同陶湘、董康共同伪造‘程乙本’的首恶,是伪造系列‘曹雪芹’生平材料的犯罪分子。胡适一生的‘红学’功绩,从一开始就跟陶洙这个文化败类紧紧纠缠在一起。”
何以证明陶洙是“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罪魁祸首”呢?非常简单——找出陶洙的亲笔笔迹,跟系列“脂本”上大量的正文和朱批笔迹做笔迹鉴定,事实清楚,铁证如山——这个问题留待后文详细论述。
为了彻底理清陶洙在百年“红学”史上的罪恶,也为了全面深入揭露“红学界”长期隐瞒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本”及涉“曹雪芹”材料的欺诈行径,有必要详细梳理陶洙的家世生平。如前文所论,学术界第一篇较为详细考证陶洙生平的论文是著名“红学家”胡文彬所撰的《陶洙与抄本石头记之流传》(载《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一辑),但这篇论文考订未详,失误颇多。
本人自2008年7月确证陶洙伪造贩卖系列“脂砚斋评本”的罪恶行径之后,几年来一直苦心孤诣地搜罗考证陶洙的家世生平资料,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大量详实深入的考据文章;而“红学界”在此期间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迄今为止,从公开的材料来看,本人掌握并发布的有关陶洙家世生平的资料毫无疑问是最详实最准确的。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必须严正指出,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高文晶之毕业论文《陶洙校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研究》(2011年4月,指导教师曹立波教授)贪人之功,在关于陶洙家世生平的考证等问题上,大肆抄袭剽窃本人发表在博客上的系列学术论文,或一字不改地原文抄袭剽窃,或直接袭用本人的考据结论以为己有。
我已有专文并将继续在本专栏对此学术不端行径予以揭露和谴责,教育部和中央民族大学理应对我的公开实名举报做出严肃调查处理,曹立波和高文晶师生及其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必须为此学术不端行径承担相应责任和严重后果。
陶洙,字“心如”,号“忆园”,江苏武进(今常州)人。陶洙是陶湘(1870~1940)的六弟,也是著名教育家、北京八中前校长陶祖伟的亲生父亲。陶洙本人也是藏书家和书画家,台湾出版的《民国书画家汇传》称陶洙“工山水,花卉,不拘一格,均俊逸秀雅”(第233页,转引自杜霭华:《陈淳写意花鸟画的新贡献》。
广州艺术博物院编:《广州艺术博物院年鉴(2006年)》。广东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08页);“一代名士”、“民国四公子”之一张伯驹之妻、著名画家潘素曾师从陶洙学画。
据陶湘自撰之《武进陶湘字兰泉号涉园七十年记略》,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三月六弟洙字心如生”。《董康东游日记》1935年4月24日(农历三日二十二日)记“是日为余与心如诞辰”。由此可知,陶洙心如生于1878年4月24日。
陶洙死于何时呢?对这个问题,“红学界”一直没有弄清楚,或者是早就知道却一直不敢说清楚讲明白。胡文彬在其论文中推测,陶洙可能是在1954年后“不久即逝世”(第203页)。事实证明,胡文彬的推测完全不能成立。
著名学者、“红学家”周绍良曾经伙同陶洙伪造了一部假古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学界通称“北师大藏本”。“北师大藏本”于1957年卖到了北师大图书馆,“其登录号为342510—17,书价为240元”,“书买进以后,与其他《红楼梦》版本相比,显得很贵”。
(参见曹立波、张俊、***:《北师大〈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来源查访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总第169期。第114、第115页。)当年“偶然发现”这部假古籍的北师大博士生曹立波及其导师张俊等人前去拜访周绍良,周绍良对他们说,陶洙“可能是(19)54年死的”。(参见同前,第117页。)
事实证明,周绍良在“北师大藏本”和陶洙其人等问题上撒了谎(理据后文详述),他关于陶洙卒年的叙述也很可能是刻意的谎言。
周绍良的老师、北师大校长陈垣于1957年12月7日与尹炎武(时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陶洙、陈乃乾(时在中华书局)在京会面,还一起照了一张相,刊登在1957年12月24日第223期的《师大教学》上,可见陶洙此时还健在。
(图注:陶洙亲笔抄写了“北师大藏本”的正文和少量批语,周绍良抄写了绝大多数朱笔批语。)
那么,“北师大藏本”又是如何卖到北师大图书馆去的呢?曹立波等人的调查报告也得够清楚,该本是1957年卖到北师大图书馆的,当年的《中文图书登录簿》上登录号为342510-17,书价为240元;购入该抄本的经手人是周騄良(调查报告误为周禄良)和当时的图书馆副馆长李石涵。
据周对曹立波等人说:“师大这本书登录的时间是(19)57年,就是57年购进的。这是琉璃厂一个书店送来的,当时旧书不好卖,他们一个星期送来一次,让咱们挑。买进以后,有人看过,说是新抄本,根据北大本(按即现藏北大图书馆的‘庚辰本’)抄的,可是没对过。”
调查报告没有写清楚的是,周騄良究竟是何许人。我查到的第一个情况是,周騄良生于1922年,安徽东至人,1943年高中毕业,1954年起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我再查周绍良家族的《世系大表》,发现周绍良和周騄良原来是堂兄弟——周馥有两子,长名周学熙,次名周学煇;周学熙生子周叔迦,周叔迦生子周绍良;周学煇生子周明椿,周明椿生子周騄良。
周騄良没有说清楚的是,“北师大藏本”究竟是琉璃厂的哪个书店送来的。但这个抄本后有一个方框型的签章,下边一行字为“北京市图书业同业公会印制”,方框中有一个长条型小章刻着“前门区议价组”。前文已经明确,这个抄本实际上就是“中国书店”送来的,陶湘投资、孙承俭经营的修绠堂于1956年并入中国书店,孙承俭及其弟子们是中国书店早期的骨干成员。周騄良想不起来这个“北师大藏本”究竟是孙承俭的哪个弟子送来的吗?
从调查报告来看,周騄良等人买进“北师大藏本”时根本就没有做鉴定,事后鉴定又发现是“新抄本”。曹立波等人拜访了曾在北师大图书馆工作过的陈宪章,陈是购书情况的知情人之一。调查报告写道:
【书买进以后,与其他《红楼梦》版本相比,显得很贵。于是,图书馆就请专家来鉴定。当时,请了红学家范宁先生,参加鉴定的还有赵进修先生。据陈先生介绍,范宁先生的结论是:“这部书是过录本。”我们问:“范宁先生看了多久?”陈先生说:“没看多长时间。”从此以后,图书馆就按“过录本”的结论来处理这部书了。】
一部新抄的“过录本”,卖出了240元的高价,比其他《红楼梦》版本贵很多,这看起来至少是图书馆方面的一个“技术性失误”。可是,事情可不是“技术性失误”这么简单。大家首先要对“240元”是高价这个问题有明确的概念,这个问题对于认清“北师大藏本”造假售假的本质非常关键。
1957年的240元到底贵不贵?贵到什么程度?今天的人们不容易对此有明确的了解。如果有人想当然地认为这240元只是相当于今天的2400元,甚至24000元,那就很容易得出“北师大藏本”并不贵的结论。要知道1957年的240元究竟有多贵,就得准确了解当时的物价和生活情况。
1955年2月21日,***发布了《关于发行新的人民币和收回现行的人民币的命令》,命令规定:新人民币自1955年3月1日起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旧币的折合比率,定为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从1955年5月10日起,全国城乡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已全部是新人民币。“北师大藏本”的240元售价,就是以新人民币币值来计算的。
我首先随机抽查了五十年代几个地方的物价情况,折合新人民币来看是这样:
【1953年11月的四川重庆,大米统购价每100市斤为8.4万元(新币8.4元),统销价每100市斤为9.4万元(新币9.4元)。
湖南新化县,1953~1959年,中等稻谷统购价每100市斤为6.35元,统销价6.71元。
安徽太湖县,1953~1959年,三等生猪收购价每100市斤为29.4~34.5元,母鸡收购价每100市斤为45~52元,鸡蛋收购价每100市斤为28~58元。】
然后,我查证了北京市1957年时的生活情况,以下是《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和21日连续两天的长篇报道,主要写的是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工人冯广智的家庭生活实际情况。记者叶剑韵写得很细致,有点有面,情况是这样:
【第一种类型是富裕户。工人的工资收入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在十五元以上者。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全部吃细粮,肉食经常;如果生活不铺张,可以做到月月有节余。这类户叫丰衣足食户,在工人中约占10%左右。
第二种类型是中上等户。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12元至15元者。生活状况除了保持以细粮为主,两三天内吃一次荤菜外,如果计划的好,每月稍有节余。这类户占工人总数的32%左右。
第三种类型是中中等户。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在10元至12元者。这类户的家庭生活状况是,细粮为主,必须吃部分粗粮,肉食不经常。在正常的情况下,伙食和零用、季节换衣可以自理。如果生活计划安排得好,除收支平衡外,每月可剩下少量的钱,这类户占工人总数的38%左右。
第四种类型是中下等户,也就是季节性的困难户。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在8元至10元者。他们的生活状况是粗细粮各半,一个月一两次荤菜;在正常情况下,如果计划的好,月头月尾不致于用的空空的。但到季节换衣,工人本身和家属生病时,就会发生困难。这类户在工人中所占的比例在18%左右。
第五种类型是经常困难户。每人每月平均在8元以下者。这样的家庭生活状况是以吃粗粮为主,菜蔬以咸菜为主。每月发的油票只能用三分之一。吃熟菜炒菜的机会一月三四次。这类户在产业工人中几乎没有,只有在杂工及其他从事简单劳动的辅助工中,因为收入少孩子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人在第一汽车附件厂占不到全厂人数的1%。
五级车工冯广智每月的工资是65.5元。全家六口,按供养人口平均,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10.92元。这是附件厂第三种类型中中等的生活水平。】
请大家看清楚,在1957年的北京,一个居民每月只要11元就能过上中等日子。按每月30天算,一日三餐总共1斤米,每月30斤米,按米价9分/斤来算,每月米钱才2.7元。假设每月吃10斤肉,按肉价3角/斤,每月肉钱才3元。按1斤鸡蛋共3枚来算,每天吃一个蛋,每月吃30个共10斤鸡蛋,以5角/斤计,每月蛋钱共5元。
陶洙单是卖“北师大藏本”就得了240元,在北京可以过上两年中等日子了!
周绍良告诉曹立波,说陶洙当时“很穷”,这是在撒谎呢。陶洙当时就一个孩子,即1933年10月21日出生的陶祖伟,这是晚年得子;陶祖伟1951年高中毕业后就留校(今天的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任教,这是有工资的,可以养活自己。
(参见《陶祖伟传略》。陶西平著:《北京市普通教育年鉴1993》。北京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雷梦水又说,陶洙“暮年僦居六部口,逾八十,佣书为生,间于字画见之”。可见陶洙晚年仍有挣钱的能力,跟富贵周家相比虽然“很穷”,跟普通北京市民相比却算是宽裕的了。
对“北师大藏本”作鉴定的,先是范宁,后来又有赵进修。赵进修是老舍的外甥,是老舍三姐的长子,生于1911年,四十年代进入辅仁大学图书馆任职,后来成了业务骨干。1952年院校大调整,辅仁大学被撤销,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赵进修就成了北师大图书馆的业务骨干。北师大图书馆长期以范宁“过录本”的鉴定意见来处置“北师大藏本”,就是认为这个本子没有什么价值,那么范宁究竟何许人也?他的意见为何如此重要?
范宁,江西瑞昌人,生于1916年8月7日,卒于1997年12月5日。范宁1937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9年转入西南联大。1942年,范宁大学毕业,随即考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师从闻一多。1944年研究生毕业后,范宁经闻一多介绍参加了民主同盟。
1948年,范宁被聘为清华大学讲师。1953年,应郑振铎、何其芳之邀请,范宁进入新成立的北大文学研究所,被聘为副研究员并负责文研所图书馆工作。1956年,北大文研所归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范宁任为副研究员。
1957年,范宁开始任《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编委,又参与闻一多全集修订工作。***一开始,范宁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揪出。
1979年,范宁的职称被评为研究员,当年《红楼梦研究集刊》创刊,范宁出任顾问。总的来说,范宁的著述跟《红楼梦》关系不太多,但他曾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的“理事”。以我有限的阅读来判断,范宁跟“红学家”们的方法论和学术品德大相径庭。
早在1962年撰写“脂本”之一“梦稿本”影印本跋文时,范宁就“枪毙”了“高鹗续书说”,这在当时很需要一点勇气。范宁是这样写的:
【自从有人根据张问陶《船山诗草》中的赠高鹗诗“艳情人自说红楼”的自注说“《红楼梦》八十回以后皆兰墅所补”,认定续作者是高鹗,并说程伟元刻本序言是故弄玄虚,研究《红楼梦》的人,便大部接受这个说法。但是近年来许多新的材料发现,研究者对高鹗续书日渐怀疑起来,转而相信程、高本人的话了。……因此,张问陶所说的“补”,只是修补而已。】
1964年,范宁又进一步谈到这个问题,他写道:
【高鹗续书的证据,全部的也是唯一的就是《张问陶诗集》中那一条附注而已。旧红学家发现这条材料,并不十分重视。只是到了新红学家手里,才大肆宣扬,并用这条注子大胆地否定了程伟元、高鹗在序言中的话。最近,高鹗的诗集《月小山房遗稿》发现了,其中有《重订红楼梦竣工题》诗一首,还和《红楼梦序》一样,只承认我参预订正工作,不曾补写。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撇开近年来许多新的材料发现不谈,单就张问陶的诗注可靠性大呢?还是程伟元、高鹗本人的话可靠性大呢?从这方面来考虑问题,我相信程、高本人的话,对张问陶诗注持怀疑态度。
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张问陶的诗注比程、高本人的话的权威性要大些?为什么“没有理由证明张问陶是撒谎”,而有理由诬蔑程、高本人是撒谎?有人说高鹗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续写后四十回是有政治上的原因,害怕文字狱。
其实这是想当然耳。文字狱对于写书和写序以及刻书都是一律平等的,待遇公平,决不偏袒。程、高敢承认写序和刻书,不敢承认写书,决不是有什么政治上的顾虑。
末了,还得说一说,“补”字解释问题。我说“张问陶所说的‘补’,只是修补而已。”我的意思是说:张问陶所说的“补”(请注意引号),在我们今天根据新发现的材料看来,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些修补的工作而已。并不是说“补”字的字义在这个地方应该解释作“修补”。而且事实上,高鹗续写《红楼梦》与否问题,凭一个字的训诂,是解决不了的。在这里,我不想做无补于实际,徒费精神的工作。
(范宁:《关于高鹗续红楼梦及其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范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390~391页。)】
以上材料说明一个问题,范宁在1957年时就是一位“学术权威”,他不媚俗,不阿世,稍微一看就准确判定了“北师大藏本”的本质。北师大图书馆有什么能耐推翻范宁的鉴定意见呢?
事实很清楚,陶洙和周绍良合伙炮制的“过录本”“北师大藏本”不经鉴定即以离谱的高价卖进了北师大图书馆,这不是造假售假,那什么才是造假售假呢?卖书的是以孙承俭师徒们为业务骨干的中国书店,买书的是陶洙老哥们陈垣当校长的北师大,经手的是周绍良的堂弟周騄良,图书馆里还有陶洙的亲戚在任职,这造假售假真可谓“产销一条龙”呢。
前文指出,何以证明陶洙是“伪造贩卖一系列‘脂本’的罪魁祸首”呢?非常简单——找出陶洙的亲笔笔迹,跟系列“脂本”上大量的正文和朱批笔迹做笔迹鉴定,事实清楚,铁证如山。现在,陶洙亲笔炮制的“北师大藏本”现身了,“红学界”垢污积深数十年的欺世谎言,就到了粉身碎骨的宿命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