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莉莉的女儿 黎莉莉:一个世纪的行云流水
黎莉莉,当之无愧的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电影黄金时代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尚健在的见证人。她曾经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银幕上留下了无数多姿多彩的青春倩影,她的表演生涯和中国电影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年91岁高龄的黎莉莉女士现居北京,因为身体状况不佳,深居简出,很少接受采访,上次在公众场合露面还是在十年前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的活动中,此外她留给当代观众的印象就是在电影《阮玲玉》中的客串亮相。
老人获悉我们的采访意图后,提前两天就做了准备,本来约定的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因为愉快地交谈而延长到两个多小时,交谈中记者不时被老人幽默的言语和灿然的笑容所打动。“行云流水”是老人爱用的一个词,或许这正是一位世纪老人行路的艰辛和一生中绕过那么多沟沟坎坎时的心绪。
作为晚辈,我们能够与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直接对话,并且面对面地聆听她讲述自己一生中那些难忘的故事,是我们的幸运。但愿这段记述能够让读者更为了解那个时代,更为了解那些曾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活跃过的一代风流人物。
回眸 飘荡在风中的茉莉 中国电影“殿堂级”影星黎莉莉自述银色人生 动荡童年,结缘电影 我的原名叫做“钱蓁蓁”,“蓁”这个字就是茂盛的意思。
我的小名就唤做“小旺”,大概是我的父母也希望我能够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我的父亲钱壮飞和母亲张振华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奔走南北,没有一个安定的家,我的童年也就是在动荡中度过的。 还不到七周岁的时候,妈妈把我和姐姐送到一所天主教创办的笃志女校寄宿了一段时间,后来还住过著名教育家陈垣先生创办的北京孤儿工读园,做过一个张姓人家的养女,在当时很有名的琴家戏班子学过京剧。
记得小时候最爱在路灯下跳舞,人们夸我说:别看小旺“蔫儿淘”,常惹她妈生气,可会跳舞、还能唱歌,说不定长大会有出息呢。
平安里的那座灰色旧瓦房我是印象很深的,这座房子直到前些年开通平安大街时才被拆去。就在我家附近,有一个红色大门的露天电影摄影棚,里面是一家电影公司,主人叫徐光华,那时爸爸和他正筹拍一部电影,名叫《燕山侠隐》,在这部片子中我妈妈扮演爸爸的母亲,我扮演爸爸的妹妹。
记得有一场戏,爸爸的父亲赶他出门,爸爸的母亲舍不得儿子,只是哭,我演的妹妹要拖住哥哥(我爸爸)不放,不让他走,也要哭,但是我根本哭不出来,反而笑。
因为我觉得我拖的是爸爸。可嘴里偏要叫哥哥,很可笑。这场戏拍了多次都不行,我妈妈生气得使劲打了我一巴掌,我真的哭了,最后拍成了。
大家那时都夸我,没想到以后真的就和电影结了缘。 “明月”同行,歌舞成名 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我随父母从北京转移到上海。父母为了革命奔波,没有时间照顾我,就急于找一个地方能够将我安顿下来,父亲看到报纸上黎锦辉正为筹备中华歌舞团(“明月社”)招考新学员就带我去报考。
我们走进萨波赛路的(今淡水路)一栋楼房,黎先生正忙碌着,父亲向他介绍了我很爱歌舞,黎先生把我上下打量一番,便点头让我留下。
黎锦辉先生是中国新兴歌舞的开拓者,他所办的歌舞学校与当时一些旧戏班子是大不相同的,父母也就比较放心了。我坚持在当时被人瞧不起的歌舞界,也是出于喜欢和自愿,后来进入电影界也并非偶然。 印象最深的是去南洋的演出,我们到了香港最大的“香港大舞台”,原定演出五天,意外地受到欢迎又加演三天。
记得我们八个身材差不多的女孩,穿着洁白小纺袖褂和长裙,合唱《总理纪念歌》,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孙中山的,当时气氛非常肃穆和庄严。
我们八个姑娘齐唱:“我们总理,宣传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立了中华……”,许多观众都自动从座位上起立,这样的场面使我终身难忘。 在八个月的旅行公演中,我能够扮演大多数角色,团员中谁要有病闹脾气不肯出场,我就换上她们的演出服去“补场”。
我在舞蹈上比较强,而王人美的歌唱在团里十分突出,后来我和王人美,还有薛玲仙、胡笳四个人,被称为歌舞团的“四大天王”。 南洋演出之后,歌舞团解散,我因无家可归,团长黎锦辉先生就带我住在新加坡。
那里的法规一家不能有两姓,我就名义上改姓了黎,取名黎明莉。事实上,无所谓“义父”,大家还是叫我钱蓁蓁。 直到回到上海,进南洋高商半工半读时,我自己取了一个学名黎珂玲。
当成立明月歌舞团后,1931年去南京演出时,我自己改名为黎莉莉,节目单上就是这个名字,以后一直延用。 “体育皇后”,惊艳银幕 明月歌舞团后来解散了,我和王人美等大部分团员参加了联华歌舞班,拍了一些有声的短片,近而加入联华公司当演员。
其中还要说的是南洋高商是我生活中的新天地,那个时候我是“半工半读”,因为当时电影周期比较长,摄制工作多数在晚上,这就使得工作、生活两不误。作为一个女学生,每天拎着书包,带上网球拍,骑上自行车去上学,在那个时候,我被视为体育明星,当时经常出现在虹口的游泳池,还在上海游泳场开幕式上做跳水表演,当时的演员很少有会游泳的。
1935年,我主演了《体育皇后》,当时以体育运动为主题的影片,即使在国外都很少见。
因为我非常喜欢运动,短跑、游泳、篮球、网球都很精通,我年轻时就非常想嫁给一名运动员(笑)。 半工半读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快乐、最难忘的日子,热衷体育、广泛接触文艺对我很有好处。
那时中国的电影,占领银幕的都是小姐、太太们,但是经过“五四”洗礼后的青年学生们更喜欢《渔光曲》、《大路》这样现实主义的电影,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之下的知识青年,格外喜欢救国救亡、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电影,这种心情是现在的青年们难以领会的。
我在那个时候也拍摄了十几部影片,其中有影响的有《小玩意》、《大路》、《狼山喋血记》、《塞上风云》、《天明》等。《大路》里我演一个外向开放的女孩“茉莉”,就是因为“莉莉”的这个名字取的,我非常喜欢这个角色,也很符合我的性格。
抗战前我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是欧阳予倩导演的《如此繁华》,我没有看到样片就离开上海了,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看到录像带。
战火纷飞,另类婚礼 上海发生“八·一三”惨案后,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联华公司的工作,公司欠发的一千元薪金也不要了,决心立即投身抗战。当时,武汉已成为抗战的中心,“中制”已决定开拍抗战影片《热血忠魂》,女主角由我来担任。
当时我父亲已秘密去江西苏区,我把家里的事情完全交给了母亲,把多年的积蓄作为安家费。辗转地到达武汉,在拍摄《热血忠魂》中认识了“中制”技术副厂长罗静予,他沉默寡言、又自学成才、而且处处关心别人,当时他把自己的褥子送给我,我非常地感动。
那时兵荒马乱,心里面非常渴望平静安定,不知怎地,想成家了,于是就在1938年3月16日和罗静予举行了婚礼。我们请郭沫若证婚,婚礼举行时正赶上防空警报,大家都躲到防空洞里,半个小时后警报解除。
当时伊文思正在联系去延安拍纪录片,正好也在武汉,他还在我们的婚礼上致贺词。 “中制”后来撤退到重庆,不久后,我被调到香港拍摄《孤岛天堂》。当时怀有身孕,为了在镜头上看不出,每天加紧在腰里捆绑,孩子出生时特别小,才五磅,取名罗抗生(即罗丹,后成为著名摄影师)。
为了不耽误影片拍摄,生完孩子的第三天就起床拍戏,因为孩子影响工作,只能把母亲接到香港。1941年我到内蒙古拍《塞上风云》,把家又搬到成都,罗静予应邀去美国访问,直到1945年底才回国。
1941年我在成都生下了女儿罗小玲(后来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导演)。 我的回忆,到此为止 1949年5月和史东山、蔡楚生等人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化艺术界代表大会。
解放后,陈波儿留我在北京工作,我就再没有回南方生活了,我喜欢北京,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 我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扮演劳动人民,《小玩意》中的珠儿、《大路》中的茉莉、《狼山喋血记》中的小玉,四十年代扮演《塞上风云》中的金花,虽然不能说特别出色,可也不能说不称职。
可是到了五十年代,只有改造的份儿,却没有表演的机会。后来调到电影学院教学,看着许多青年成材,我也非常的欣慰。
但是到了后来,“反右”、“文革”,思想备受压抑,日子过得更是战战兢兢,静予不幸在这场劫难中惨死,我的一些朋友也在这场浩劫中落难。 回想我的幸免于难,或许正是因为父母给我取的名字代表“茂盛、强壮,有无穷生命力”的意思吧。我的回忆到此为止,一步一个脚印,过着认认真真的一生吧! 口述:黎莉莉 采写:本报记者张悦(感谢黎莉莉之女罗小玲女士及中国电影资料馆朱天纬女士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