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敦煌守护神 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民族色彩

常先生对敦煌的贡献显然已经遮蔽了他作为一名油画家的光芒:提及常书鸿,他便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敦煌守护神、回国后放弃内地优越生活而献身于敦煌研究的第一人屡屡出现在各种纪念性与学术性文章中,以至于有关常先生油画作品的研究很少有人问津。

然而事实上,常先生不仅是敦煌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也是20世纪早期远渡重洋、中国油画拓荒者中的一员。自1927年离开故乡至1936年重新踏入中国版图,常先生将整整十年时间投入到巴黎的艺术学习中。相比这十年的留学生活与创作成就,常先生回国后的油画作品却更受关注

常先生回国后的绘画创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93 6--1942的西南抗战时期、1943--1975的敦煌兰州时期以及1976--1994的兰州、北京时期

西南抗战时期,常先生用熟练的古典主义技法描绘了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如《梳妆》(1939年云南昆明)描绘了云南大娘为年轻女子梳妆的情景。代表古典主义的精准透视以及裸体女子充斥了整个画面,然而画面的色彩却不再如古典主义一般惨淡平静,女子裸体的肉色、大娘衣装的深蓝色,地板的红白相间一一常书鸿的用色越来越大胆了。

如果说1939年的《梳妆》还能明显看出常书鸿的“洋昧”,那作于1941年的《重庆凤凰山即景》则向民族色彩更进了一步:这幅画描绘的是凤凰山上一家人日常生活的一瞥,作者有意模糊人物形象、规避透视,画而的色彩在红黄绿黑的交织下却更加明亮。

这两幅画作虽然在造型和色彩上仍以古典主义为基础,却让我们感到了中国特有的西南地区的气味。这是一种明显不同于古典主义“洋”气味的“土”气味,是一种西南边陲“老乡”的气味,而不是法国上流社会的“小资”气味。

敦煌兰州时期,常先生通过长期临摹敦煌壁画,吸收了敦煌壁画中的平面性与散点透视。如1956年的《麦积山》、1958年的《安西榆林窟》:用色纯度开始增加,古典主义的焦点透视及所着力塑造的立体感也被逐件抛弃,笔触的豪放与散点透视的尝试则显然受到了敦煌壁画的影响。常先生用这样的艺术语言描绘敦煌地区,使得敦煌的民族特色更加彰显。

兰州、北京时期的作品虽然是常先生晚年所作,色彩却最明亮,对比也最强烈。此时的画面基本使用纯色描绘中国各地的风景,体现新中国建立后的新面貌。常先生在这一时期致力于描绘建国后的重大事件,有着中国典型的“宏大叙事”感,画面的基调积极向上,有着中国独特的革命乐观味道,如《刘家峡水库》(1976年兰州)<兰州水库》(1987年兰州),新中国风味极其浓厚。

回国后的这段时期,常先生的油画创作题材都是以中国风土民情为主,尤其是西部边陲地区具有民族特色的的生活情景。而在这些画作中,常先生所作的一系列肖像画在说明其油画民族性的典型性方面极具代表性:从《农民肖像> (1941重庆)到《敦煌农民》(莫高窟1947年),从《四川农民》(1941重庆)到《在蒙古包中》(1954莫高窟)常先生虽然在用古典主义技巧塑造人物,表现出的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特征一一西部人民朴实憨厚的表情、豪放粗犷的性格、忧虑深沉的眼神、中国劳动人民的典型气质。

在技法上,他不局限于古典主义的训练,而是时时刻刻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语言。他的线条和笔触越来越粗犷,用色越来越明亮,他用心研究敦煌壁画,增强会面的平面性,吸收散点透视,努力尝试利用民族语言增强画面的表现力。因此在探讨有关常先生回国后画作研究的文章中,常先生国内画作的民族性已经成为了学者们的“默认值”。

古典主义的角落 一常书鸿留法时期的民族色彩

纵然常先生在法国绘画界成就瞩目,但相比国内大量典型的民族油画作品,其法国的绘画创作则黯然失色。然而,常先生在法国的画作也并非无人问津。作为一个留洋学习西画技法取得如此成就的中国人,常先生的古典主义画作还是备受关注的。然而,研究者的眼光电基本局限于此,其留法时期油画民族性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常先生留法初期,接受的是西方思想,学的是西方技法,画的是西方题材,似乎与民族性没有任何关系。然而,油画民族化的意义仅仅局限于此吗?只有上述在中国所画的中国题材才具有民族性吗?“油画民族化”作为一场艺术运动的口号,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正式登上中国的艺术舞台。

它以1956年文化部在中央美术学院召开的的“全国油画教学会议”及浙江美术学院教师“关于油画的民族风格问题”座谈会为主要标志。会议明确了“油画民族化”的口号和方向,会议之后中国正式形成了“油画民族化”的思潮。

这场“油画民族化”思潮有着中国独特的历史渊源:其目的是超越苏联“一边倒”的绘画风格倾向,强调的是提升民族传统的地位,更包含着油画成为自身民族艺术的雄心。

油画民族化重视的是中国特色,留法的常书鸿追求的却是对西洋绘画的学习。因此,从这场中国特有的“油画民族化”思潮角度来看,常先生留法时期的古典主义的西洋派作品确实不能算作民族化的油画。然而,正如潘公凯所说:“‘油画民族化’是20世纪50年代末正式提出的一个口号,但油画的民族化作为一种实践却早已开始”,常先生就是这些实践开拓者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