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何建明 [中国大师路]何建明:多部作品改成电影电视
编者按:他是上世纪末以来最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七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其中三获鲁迅文学奖、三获正泰杯全国报告文学奖、四获徐迟报告文学奖、五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从1978年的《湘西探险记》到90年代引起广泛影响的《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再到新世纪《根本利益》、《国家行动》等何建明在报告文学这条漫长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了30年。
他的作品,无一不关系国家大事,无一不关系民生利益。
他的系列报告文学作品,完全可以概括为“国家叙述”。30年里,何建明写了40部书。其中8部作品改成电影电视、5部作品被翻译到了英美日和澳大利亚,其中两部被编为日本大学教材。他不知道自己走过多少地方,采访过多少人;30年里,何建明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中国的航天、三峡工程等十几个国家重点工程作过记录,在他笔下推出的全国典型有6个,还有两个成了感动中国人物。
为重庆、东莞、三亚、大庆、中山、义乌、苏州、昆山等10多个城市写过发展史,他为华西村的吴仁宝、优秀纪委书记梁雨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等几十个人物写过作品,中央确定推出的改革开放30年的18个先进地区,何建明写过其中的6个。
国家叙述
肖泽颖:您有没有意识到您的很多的作品都反映的是国家大事,反映的是人民的事情,有人把您的这种报告的创作形式概括为国家叙述,您怎么理解?
【何建明】:国家叙述这个概念,是理论家给我总结的,但是实际上在我的内心世界当中也是这种意识。我也是经历了30多年,我写了大概五六十部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有长篇大概三四十部。这十几年当中,光听名字国家两个字的有好几本,就是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等等这类的,为什么用这样的书名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讲国家叙述。
我觉得我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笔是直面社会,直面这个时代,不管是写批判的还是歌颂的,我都有一种国家的意识。
这种国家意识不是我有意去创造的,而是今天的社会,我们不管是写人还是写集体还是写整个时代,反映的都是我们的国家,都是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一种历史的呈现。这个呈现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历史的画卷和进程。
所以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我们是记录时代的,我们的意识有意无意当中就是会跟国家连在一块儿。你想想看,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的身份不管你是一个老百姓,你还能享受北京的地铁,你到天安门随时可以来。
可是我想到30年前40年前,连我这样的人,连我这样的还不算普通一般的老百姓,我是一个军人,我到北京来从一个湘西那个地方调到北京来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极大的这种满足感。为什么呢?当我第一次路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内心是那么激动,我发现天安门怎么这么高大,现在天天走了也没有什么感觉了。
可是我不是跟普通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心态,当我第一次坐地铁的时候,一号线那个时候坐了好几回,真好玩儿,又快又安静,那时候人少,地铁真快。
现在我们随时可以乘地铁,你想想一个普通的公民在以前有这样的可能吗?进北京根本进不进去,还要打证明。有钱了你都不一定进到北京,现在谁都可以进来,首都的这种精神的物质的都可以享受。那么我们就是说,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要记述我们几十年来的变化。
这是对国家来看是这样。可是从大的历史进程当中也是这样,中国30年的历史变迁和进程,几乎是实现了美国300年的建国的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整个人类社会三千年的变化都没有这么大,难道这样的变化不是我们国家的,值得我们去好好记录和讴歌的吗,这就是我自己内心的,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写作者,我的笔触或者说我创作的意图就是建立在这个点上。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失去了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基本的品质和素质。
有的时候可能话扯得远了一点,现在我认为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发展是怀着并不公正的一种态度在看。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到处是腐败现象,好像共产党执政有那么多不对的地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
黑暗面很多,可是他们不要忘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这30年来的变迁是无法代替的,是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替代的,你必须看到这种主流。
当然在这个历史进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但是你要记住尽管我们在看到有毒的奶粉,更多的奶粉还是好的,尽管我们看到有人非常不道德的把婴儿卖掉了,但是要看到我们千千万万的儿童是在健康的成长,他们成长以后都有机会上大学。
我们要看到确实党内有这些腐败干部,他们非常可恶,但是要看到更多的极大多数的干部是在努力的工作在支撑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所以要看到主流。这样我们才是一个正确的客观的公正的这样一种视觉。
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尤其像我写报告文学的作家来说,我的关注点就应该放在一个客观真实的国家层面上,我们从国家的层面上去理解一个普通人的情怀,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他应该面临的和正在面临的这样的问题,所以国家意识一直在我的创作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因为我觉得我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以我的最宝贵的年龄正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大变迁的时代,几十年,所以我的关注点我的激情我的笔触落到这个地方,是有它的特定意义的或者说是一种特定的责任和使命在我身上的呈现。
《国家》闪闪发光
肖泽颖:2011年的时候您创作出版《国家》这部作品,中国政府对被困的利比亚政府第一时间采取了什么样的营救究措施?
【何建明】:2012年的我们中国在利比亚撤离将近四万人,这个事件应该说在当时的国际国外内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它是一个突发事件,你知道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这几年在海外的投资,在海外的输出劳动力是非常非常多的,特别是在非洲国家。
现在世界上每年,据外交部说到国外的净出是8千万人次,8千万人次是什么概念?将近十分之一的人经常在外面走,国家的资产在国外是非常大的。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利比亚事件当时是非常典型的,突然卡扎菲政权不行了,西方时间要实行封锁轰炸,我们有4万人在那个地方,当时面对这样一个事件怎么办?国内压力非常大,党中央迅速做出决定,用几天时间尽国家之力把这些人从遥远的非洲弄到国内来,我们共和国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
而且在世界人类史上也是第一次。一万里的路,4万人8天时间完成,这个我们从来没干过。《国家》记录这么一个事件,我刚才说过是惊心动魄,显示国家的力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国家真伟大。
我们共产党真是了不起。美国这么强大,英国这么老牌,就是没有做到,我们中国做到了。这个多难啊,我们要走多少外交的程序。我们跟利比亚是没有航空关系的,在这种情况下,最后我们军机都出现了,我们要走多少路,每一个国家的路我们打通得非常好,是什么原因?我们国家几十年积累的外交经验,在这个时候都可以用上了。
这么多友好国家对我们的支持,国内的老百姓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外交部的努力。海内外的企业、机构全力以赴的支持,我外交人员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精神,都显示了我们国家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办成大事的。
而利比亚事件给了一个精彩的国家形象的展现,所以《国家》闪闪发光,不是因为我的作品,而是因为国家,让我作为一个作家感觉自豪。
所以我倾注了对国家的感情,同时国家给我带来了感情。很多里面的细节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我们在利比亚跟突尼斯交接的地方,有15000人要通过那个关口的时候,海关简直是乱套了,有5万多人,其中有很多东方人,什么越南人韩国人尼泊尔人,还有菲律宾人,都混在一块儿了。
他们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好不容易通过利比亚官方的关系和民间的关系,同意我们走了,结果突然发现我们队伍当中来了很多菲律宾人、越南人,怎么办?利比亚说不让我们走了,这怎么办?只给我们一个多小时通关,最后真是急死人。
国家最高领导都快急死了,没有办法怎么办?如果再不撤离的话可能利比亚要把海关封死了,在联合国马上要投票制裁利比亚,等于法国要轰炸利比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堵在那个地方,生命多危险,多少人在焦急。
怎么办?最后一个中国人想了一个点子,分不清人,我们来唱中国国歌吧。一唱中国国歌中国人就站在一块儿,菲律宾人、越南人他会说几句中文,他不会唱中国国歌,一下子就分开了,我们的人浩浩荡荡的出关了,实现了我们的预期目标。
这么多感动的事情让我写下了国家两个字,所以国家两个字它真是金光闪闪,它是有温度的,体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这种温暖。所以也是我这样一个作家写作时情感的流露。
肖泽颖:您怎么看国家这两个字?
【何建明】:国家是什么?他既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是我们制度,是我们民族的结合体,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家园,国家就是我们的母亲,也许离开了母亲我们也能过日子,但是我们心里是不安宁的。有母亲在,我们是随时随地可以感到有一种依靠,有了母亲,我们再苦的日子也会踏实,我们是充实的,有了母亲可以教导我们把路走得更好更远,这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要爱惜这个国家,我们对这个国家出现的一些问题,都要正视,要用爱去看待和改变问题。
所以国家是我们的家园,是母亲,是我们生命的依附,是我们人生中可以永远让我们感到力量的一个概念。
肖泽颖:如果把国和家分开的话,国和家的联系是什么?
【何建明】:国和家是不能分开的,家是在国的范围当中,国是由千千万万的家组成的国,所以是连在一块儿的。生命,什么叫生命?你生出来你才有命的继续存在,所以这两个也都同样存在。国家也是,家和国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国我们的家是不安全的,是破裂的,如果没有家何来国呢?所以他们永远是连在一块儿的。
【何建明】:生活在这一个和平的世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和追求的那么一个家园当中。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梦。所以不是说空话,国家制度真是我们千千万万的人向往的那条路,我们用文学把它表现出来了。所以我的作品如果说有什么意义,就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他那个时代的期望和抱负,我是这么理解,内心也是这么去做的。
【何建明】:国家叙述的概念,其实最早还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在2008年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们写报告文学、小说、乃至诗歌,都是一个道理。如果一个人的情感局限于个人的小情感、小情调的话,成不了大气。一个作家必须有自己非常高的这种远见去思考问题,我们写一个男女之间的情感,就要建立在所处的时代背景下你才能写深刻了,否则一切作品都是非常无力的。
比如我们为什么说《红楼梦》是伟大的?原因是曹雪芹当时站在自己家庭背景这样的一个起点上,进行了一个针对没落的封建社会的时代的写作,所以他的作品表面看起来是一个家族的问题,但是实际上讲了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制度的没落的过程,这就是作者在那个时代的国家叙述。
再说一点,梁山伯与祝英台看起来是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但是他们的爱情为什么会是失败的,到了坟墓里他们化成两个蝴蝶才实现自由恋爱的梦想,这是由于在那个时代与制度下,人们实现不了男女的自由恋爱。
所以作者是在那个时代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的国家叙述。
所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发现,当今社会不能简单地划类一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只是在笔下的人物有的完整点、有的简单点。比如说假设我要写一个在西单街头唱歌的女孩,这是一个非常小的点。
可是为什么西单女孩在今天可以一下子一举成名?因为今天的社会与几十年前是在不同的层面上,以前的乞丐可能永远销声匿迹了,但是今天我们一个很小的事件可能引起社会巨大的关注,把它无限量放大,然后弄到电视台、报纸上。
一下就由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成了一个有名的人。写这样的人物,就是在这个时代层面上的国家叙述。国家叙述不是空的概念,它是由千千万万的小家庭、无数的小细胞组成的。那么我们国家叙述的细节也是这样,一个人的某一事某一阶段、一个事的某一情节某一方面都是国家叙述的组成部分。
我们作品中的国家叙述并不都是国家大事,国家大事本身也是由千千万万的人物情节组成。比如我们写领袖,就属于国家叙述,但这个领袖本身也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他领导一个团体集团,他的生活也由很多人和事组成,领袖本身也是普通人,有普通人的层面。
所以我们只有深刻了解他身边的普通人的时候才能把的作品写得精彩。国家叙述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写出符合我个人的创作的特点、创作的风格,写出我的精神追求,写出对这个时代的理解的文学表达,也是我一个文学工作者心里的中国梦。
肖泽颖:国家叙述在您的三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所取得的阶段性的成就是什么。
【何建明】:我几乎是在跟这个时代同步地成长,为什么?首先就是从我年轻的时代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断过我对国家、对这个时代这种火热的青春般的激情。尽管比以前年纪大了,体力有点跟不上,但是当我看到好的题材、好的作品的时候我依然充满情感,所以每年都有两到三部作品创作出来。
这让我感觉我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题材或者是这个时代需要我这样的人去做事,否则我们的报告文学会很虚弱。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我必须承担这样的责任。
另外这个时代给了我丰富的题材,不去写都太可惜了。例如我最近在写“古董收藏”,都是比较边缘的人,但是我觉得也是了不起的。我以前不是特别了解这个行当,但是当我走进去以后发现,很多人在做收藏的财富梦,他们内心的向往是真实的,得到一个宝贝就能发财。
大家都想求真,以此来换回无限的财富的时候,实际发现90%都是假的。而有的人明明知道这是假的,但是还不想承认它是假的,都在玩假。
玩假的目的什么?就是实现他们内心的那种不劳而获,所以这个行当会出现问题。在这里面折射出现在中国人的浮躁心态,对财富不正当的畸形的心态。曾经成就了一番美好的东西,只怕在最后就成为一种恶梦式的毁灭。我就觉得作家就要有这种责任去思考、去深入研究这样的问题。
而我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需要走在社会的最前沿,当我关注这个的时候,他不仅仅是来记录这个行当的表象,而是去深刻地思考我们的国民性、人性,去提醒我们的政治家、社会学家、百姓们注意这个问题。
当生命不息的时候,我有力气的时候还要写作。有时候我还写诗,我最近写了一首《为什么,我还有梦》,我已经过了我做梦的年龄,完全可以平平淡淡地生活。然而马上有个转折,当我看到现在社会当中还有很多问题不完善、不完美,我就会梦想去改变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抒写一下自己内心的那一份感情和呐喊,这就是我想要完成的使命。
生命如歌,我这个歌既是唱给我内心追求的歌,同时也期待我的同胞、我的读者更清醒地跟我同样地思考一些问题。
我们国家不是现在也在讲,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梦我们不能走邪路,我们一定要沿着一条健康的道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发家致富梦是要建立在靠智慧和诚实劳动的出发点上。我们文学工作者需要成熟的思考和眼光,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光明日报》头版发了我的一篇报告文学,很多同志看了,给我反馈非常不错,其实我就写了两天时间,但是我集结了我这么多年来我所看到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反映的问题非常有针对性。
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很多新的决策跟我呐喊的问题是相呼应的。这就是我们与这个时代共命运、共呼吸、共呐喊的一种表达和表现,这也是文学作家,包括文学的文体本身的特定性所决定的。
肖泽颖:国家叙述目前发展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现在是属于那个阶段。他还有那些局限性。
【何建明】:国家叙述只是一个我的文学的一种风格,或者说是我创作的一种内心表达的形态。那么它也不是说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国家叙述在这个历史阶段当中,他以一种国家的独特的眼光,站在比较高的视野、深刻的思考,去阐述一个文学和现实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这种文体的形态的表达和表现,应该说还有很长的路可走。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还早着呢,写完国家的还要写世界的,写完一个年轻的还可以写中年,还可以写老年,还可以写家庭等等,这是一个开始,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一种形态而已。
那么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空泛,我刚才讲的国家叙述实际上是由更多的细节来堆积成的,就像国家两个字,千千万万的家庭组成的我们的共和国。那么国家叙述也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生动、微小的细节,把它组成起来才能成为一部好的作品。
所以关注国家叙述和运用国家叙述我们要特别注重客观的细节和艺术的细节。好的作品,一个开头、一个标题就是非常精彩的。而不是一个口号式的笼统的政治概念。
所以国家叙述我觉得是一种在健康成长过程中的报告文学的形态,或者说是一个作家的思考形态。一个优秀报告文学他必须具备那么几种素质,要将自己内心历练出这种感觉意识,以及思考问题的高度、深度,他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国家叙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