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国家 一曲国家人道主义的浩歌 ——读何建明长篇报告文学《国家》

文学是人学,人道主义关怀是文学的终极关怀。报告文学由于对现实生活和时代潮流的深度介入,其人道主义关怀往往更为真切,具有更为强烈的现实性;也正因此,报告文学往往更能在现实层面丰富人道主义内涵,激励人道主义行动。著名作家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国家》(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通过对一场有史以来中国最大规模撤侨行动的生动纪实,呈现出一幅国家人道主义的壮阔画卷,唱响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国家人道主义浩歌。

《国家》以国家行动体现以人为本理念,展现新时代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国家》全景记录和表现了我国2011年2、3月间的利比亚大撤侨事件。2011年2月,利比亚内战爆发,战火绵延,流血冲突和暴力抢劫时刻都在发生,身处利比亚的三万余名中国公民随时都会遭遇生命危险。

我国国家领导人立即决定启动政府最高级别动员——国家一级响应,全力营救利比亚战火中的中国公民。一场国家人道主义救援的战役打响了,以外交部的一群外交官为动员和响应中心,在12天的时间里,调派182架次中国民航包机、24架次军机,租用70架次外航包机、22艘次外籍邮轮、1千余次客车,动用5艘货轮、1艘军舰,海陆空三路出击,涉及40余个国家,最终无一例伤亡事件,顺利将35860名同胞安全撤离和转运回国。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奇迹。《国家》告诉我们,这一事件与1998年的抗洪救灾、2008年汶川大地震救援,都反复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体制是属于人民的,是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谋福祉的。

以人为本作为一种国家理念,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实现的充分程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程度是成正比例的。这些思想蕴涵也正体现了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的深刻与洞见。

《国家》着力在行动中刻画人物性格,以系列外交官形象展现国家人道主义意志执行者的美学意蕴。戴秉国、宋涛、黄屏、郭少春、郑曦原、高晓林、费明星、李玥,等等,还有利比亚中资机构负责人贠亮等,在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崇高之美,可以真切地体验到人性之美。

文学应该是灵魂的钟声,对于那些要消解崇高、削平价值的文学创作倾向,《国家》塑造的人物性格无疑是黄钟大吕。这些人物形象读之令人感奋,有疏瀹五脏、澡雪精神之美学功效,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社会价值重建、公民人格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人道主义精神的旨归在于拯救,在《国家》中,大撤侨事件是一次对于在利比亚战火中的中国公民生命的伟大拯救,同时,这些国家人道主义意志执行者的英雄们,以他们的人道行动,又实现了一次文学方式的、伟大的对于读者的精神拯救。

世俗生活在改写人的性格方面发挥的作用之大是难以估计的,庸俗、低俗、媚俗的文艺作品为世俗生活的这一改写活动推波助澜,崇高美、美的人性,由于它们对于世俗生活的反拨功能,反而成为一些作家创作过程中极力“躲避”的东西。何建明的《国家》是对崇高美、美的人性的鼓舞和激励,显示了当代作家对崇高美学理想的回归与重构。

《国家》主要以“蒙太奇”手法体现节奏和意蕴,远观近审,跌宕起伏,张弛错落,展现出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独特的艺术魅力,也使国家人道主义得以艺术化地表达。利比亚大撤侨行动,错综复杂,万绪百端,作家巧妙地以“平行蒙太奇”和“交叉蒙太奇”手法分切、组接和勾连,使整个事件得以艺术化全景展现。

在对场景的处理上,比如作者特别写到的三个“镜头”,尤其是“镜头之三:女将挺身独行打通拉斯杰迪尔通道”,以“景深长镜头”为高晓林写真,把“蒙太奇”和“长镜头”结合起来,收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

叙事节奏无疑是体现叙事之美的重要环节,《国家》所表现的利比亚大撤侨是高度紧张、节奏快速的行动,作家在叙述中的节奏布置体现出了其对叙事之美的深刻理解。

大撤侨行动是一个整体,它由许多小行动组成,作家笔触关注了作为总体的大行动,但具体的叙事却着眼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行动,小行动一般由开始撤离(节奏趋紧)—遭遇险情或难题(节奏紧张)—险情解除、顺利撤离(节奏趋缓)构成,每个小行动都完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节奏和情绪节奏,小行动最终汇成大行动,这样全篇就形成一种大、小行动叠置的复调式节奏,使叙事体现出一种内在旋律的层次性和丰富性,这可以说是报告文学叙事艺术层面的一个新的拓展。

显然,这一拓展使这曲国家人道主义浩歌更为沉雄、浑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