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钱钟书 钱钟书、杨绛夫妇与李健吾先生的情谊往事
李健吾与钱钟书的性格颇有相似处。正如杨绛所言,朋友们如柯灵等都说李健吾"天真"。杨绛说钱钟书"‘痴气’旺盛",亲近的四婶说他"憨",钱钟书的清华同舍同学、书评家常风的回忆称他"书生气十足",这岂不正是一种天真?两人对生活同样"自奉甚俭",都是好丈夫、慈父。他们的亲近和友情自有一种天然的机缘。
李健吾欣赏钱钟书杨绛夫妇的创作,但他更喜欢杨绛的文笔和风格。他曾坦荡且毫不掩饰地宣称:"钟书君我敬服,然而沁进我的灵魂的,却更是杨绛女士。也许我有的地方和钱钟书君相似罢,我嫌自己枯燥,也就不免嫌他枯燥。不是学者,一个人要多愉快呀!"(《〈称心如意〉演出前言》)
当然,这丝毫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情谊,也不影响李健吾在各自场合对钱钟书的赞赏和推重。
相似或相近的性格,共同的文学理想和追求,使得李健吾与钱钟书时常有文学的切磋和互动。40年代的上海是他们往来切磋最频繁的时期,是"走得较近的朋友"(杨绛语),其中交流最多的,当是法国文学和戏剧创作及演出。
上海沦陷包括"孤岛"时期,迫于政治环境压力和生存压力,李健吾改编了不少剧作。当时改编莎士比亚戏剧成为一种风潮,李健吾根据《麦克白》改编的《王德明》、根据《奥赛罗》改编的《阿史那》皆得莎剧神韵,是莎剧改编和实现中国化民族化的典范(柯灵语),搬上舞台商演皆大受欢迎。
钱钟书对李健吾当时大获成功的莎剧改编和演出颇为赞赏,故在他当时正细读的《全唐诗》有关阿史那的诗歌上留下 "李健吾不知此也"的眉批,在有关读书笔记上称赞李健吾的改编模仿原作而善于创造优于原作。
同时,他在《灵感》中还幽默地调侃了那时风靡一时的莎剧改编云云。钱钟书更是大夸李健吾"把《啼笑因缘》改活了"。李健吾40年代在上海"埋头翻译莫里哀"时,钱钟书与郑振铎、陈麟瑞、巴金等朋友"都经常表示关切" (《〈莫里哀喜剧集〉序》),这当是后来钱钟书为《莫里哀喜剧》题签的缘由之一。
李健吾那时集中精力翻译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计划出《福楼拜全集》,钱钟书也是鼓励和支持最力者。
李健吾在翻译福楼拜《圣安东的诱惑》时,"有一条注释寻觅了半年,终于为钟书兄在无意中发现。他的短笺使我欢跃了一整下午"(《与友人书》)。非熟知且有心者不会留意李健吾的小小苦恼。
钱钟书对李健吾(刘西渭)印象式、散文式的评论风格是很欣赏的,他赞赏著名"九叶派"诗人、评论家、自命为李健吾的评论弟子的唐湜早期的评论集《意度集》,称赞他"能继我的健吾(刘西渭)学长的《咀华》而起"。此皆足证李健吾钱钟书之间频密的文学交流切磋之一斑。
1947年8月,已在暨南大学教书的钱钟书介绍李健吾再次回到暨大外语系教书,两人皆为妙语连珠、名震一时的名师。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研究所期间,特别是同住一栋大楼后,因为李健吾有丰富的外文藏书,钱钟书常来借书阅读。他们与朱光潜、蔡仪等名家同任《孤岛文艺理论译丛》编委,共同参与了多个主题专辑的选题研究,钱钟书还为巴尔扎克专集翻译了左拉的有关评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