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讲鲁迅 [光明讲坛]孙郁:鲁迅在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的选择

鲁迅背后的俄国资源,大家都是知道的。讨论他的审美意识,俄国文学占了相当的比重。他所翻译的俄国作家作品数量可观。对其影响最大的是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的传统。从气质层面看,果戈理的智慧深得鲁迅喜爱,而小说的以微见幽的神意,则是契诃夫带来的。但就思想的覆盖面与分量而言,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影响力的存在,从鲁迅的接受态度可以看出这一点。

简历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出生于大连。1988年毕业于沈阳师院中文系,文学硕士。曾任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

1907年前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同时进入鲁迅的视野。他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里对托尔斯泰的价值取向有着真诚的肯定。不久之后,鲁迅与周作人所译介的《域外小说集》,许多作家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迦尔逊、安德莱夫的文本,差不多都流淌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血液。鲁迅在有意无意之中,与俄国重要的文学传统开始相遇。

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讨论文化的根本问题的时候,鲁迅在众多的参照里选择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支撑了其“立人”的基本概念。《热风》动人的文字就回响着托尔斯泰式的声音。但在小说的写作里,托尔斯泰的影子却消失了,多了一种灰暗、痛楚和绝望的意象,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一种显现。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真正给自己带来审美震撼的不是前者,恰恰是后者的诗性。

鲁迅早期思想一个关键的亮点是关于“人”的描述,这是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一种表达。其间流动的就有托尔斯泰的元素。引用俄国的资源,这在他是一种新文化建设的渴望。可是后来,当他凝视中国社会生活的时候,“立人”这个正面的话题被苦难的负面阴影代替了。

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里找到了共鸣,那就是对无法“立人”的焦虑,出现的是与托尔斯泰相反的东西。你会感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天然的好感,其肃杀、灰暗、地狱般的惊恐场景,把先前的温情的憧憬统统消解了。

当未名社青年开始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的时候,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那作品的奇妙表达有着由衷的感佩。那些文字似乎唤起了自己的内觉,因为他们彼此有着惊人的一致。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作品的黑暗、极端的恐怖和阴冷,并不能遮掩他的纯然的存在。外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无序、忧郁,隐含的却有托尔斯泰式的庄严。俄国文化两个重要传统就这样组合在鲁迅的世界里。

托尔斯泰的作品给人的多是“圣意”的普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充满了“浊味”之寒冷。“圣意”则会成为“劝善书”,而“浊味”里多无路的迷茫,恶魔之影在花丛里舞蹈着,指示着我们生存的另一面。鲁迅是温情者有之,绝望者亦多,这也可以理解他何以在这两个传统间的游移。而对于小说家而言,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睐显然超出托尔斯泰。因为在相当的时候,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

五四那代人,对未来文化走向的思考,总体是确切性的。《新青年》的主要声音便是人道精神和科学理性,以及这里衍生出的自由、民主的要求。从那时候的文人书写里发现,对托尔斯泰精神的神往,以及借鉴其价值理想,是人们较为一致的选择。鲁迅加入《新青年》队伍,便是自觉的呼应这种确切性的渴念。

新文化运动初期,托尔斯泰的影响不仅在文学领域,社会运动中的呼应也相当可观。鲁迅兄弟译介日本白桦派的作品,对于颠覆旧学中非人道的传统颇为奏效。而“新村主义”的传入,则把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践性元素具体化。这吸引了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新文化的主要精神之一,是诚与爱,是人道对专制的抵抗。“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背后的理论,多少与托尔斯泰的存在有关。

但是,鲁迅是最早从托尔斯泰余影里走出的人,当不断面对中国的棘手的文化难题时,就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他觉得,仅仅拥有托尔斯泰的传统是不够的。现实不都是以确切性的方式可以呈现出人性的本质和生活的本质。对于人而言,精神是流动不已的河,潜意识里的无序之音和盲动之波,不断冲刷着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的本质往往在我们的话语逻辑之外。

他与托尔斯泰精神疏离的过程,其实也是和《新青年》同人分化的过程。这在后来的选择里,变得越发明显起来。

有一个现象意味深长,许多文人由托尔斯泰主义进入马克思主义。细想起来,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构想,可能更具有革命性,托尔斯泰主义则流于劝善之途,无力感便增强了。与托尔斯泰从道德与审美的角度打量生活不同,鲁迅关注的是底层人自身解放的问题。托尔斯泰无论爱意多深,还是对现实无力感的爱。鲁迅以为,新的知识阶级,已经不是托尔斯泰那样的人物,还应当是进入生活深处的改革者。

鲁迅

恰是这个思路,鲁迅的艺术追求里,从无宏大的叙事。他的作品被称为匕首和投枪。托尔斯泰因为沉浸在自己的宗教里,便不免如亨利·詹姆士所说“结构松散、拖泥带水的怪物”。鲁迅作品都是细小的存在,小说几乎没有长篇大论的,杂文的字数更少。

一方面没有依傍在确切性的宗教般的理念里,另一方面更接近底层复杂的生活。托尔斯泰关注的是世界的不平等,鲁迅则更多看到是不平等后的深层原因。前者以庞大的宗教说教不断忏悔、冷思自己的选择,后者则在无路可走里苦苦跋涉。托尔斯泰的苦楚来自对自己的欲望克服与否的焦虑,鲁迅则看到中国人正常欲望不得舒展的苦运,故有着做人的焦虑。他后来倾向共产主义运动,其实是对人的解放的另一种渴望。

鲁迅特别注意域外学者对托尔斯泰的弱点的描述。在他关注知识分子的有限性的时候,托尔斯泰的问题,差不多也成了世界范围内读书人不能不内省的问题。在翻译片上伸的《北欧文学的原理》的时候,他发现欧洲知识界对托尔斯泰的批评,那感觉引起鲁迅的兴奋是自然的。片上伸说:

托尔斯泰倡导无抵抗主义的时代,是俄国正在和土耳其打仗,一个冷嘲的批评家曾说,当残暴的土耳其杀害俄国的美好的孩子之际,俄国人应该漠视这暴虐么?假使托尔斯泰目睹着这事,当然是不能抵抗的,但因为也不能坐视太甚的残虐,恐怕即刻要逃走罢。

这是基于对人性恶的问题的思考,其间有现实经验与无抵抗主义的抵牾。鲁迅是赞佩这样的观点的。他在与绅士阶级的交锋里,完全放下了托尔斯泰的立场,成了面对邪恶的斗士。这种斗士精神,与俄罗斯革命派的理念便十分接近了。

在托尔斯泰和诸多西洋文学家的思想的参照里,鲁迅不是讲什么是人道的文学,而是指陈什么是非人道的遗存。对非人的存在的攻击,才是那一代人题中应有之意。

我们细细审视鲁迅的言论,在言及托尔斯泰传统的时候,保持的是对过分书生化气质的警惕。在他看来,中国这样的地方,只有人道的幻想远远不够,非暴力在专制主义面前是孱弱的。而唯有对黑暗的存在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才能够真正坚持人道的立场。

1925年,在致徐旭生的信里,鲁迅说,在中国要成大事者,需学者之良知与市侩之手段。学者的良知,自然就包括托尔斯泰式的传统,而市侩之手段,乃俄、法大革命的遗风。鲁迅接受托尔斯泰的前提是,不是从孤立的层面摄取其遗产,相反,则在其中加进相反的因素。我们看他后来很少讲托尔斯泰,其实是现实性的吸引所致。在他看来,第一要务是铲除历史的垃圾,只说几句人道主义的话,大概是不得要领的。

鲁迅的意思很明显,实现托尔斯泰及西洋个人主义精神,在中国要先铲除不平等的障碍。空谈理想,自己憨厚地对待别人,却不幸被对手所害,在中国不乏其数。他在《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就说: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

这句话暗含的逻辑是,人道的精神固然好,可是在中国,仅仅拥有这些还不够。天真的学者说几句漂亮的托尔斯泰式的话,并不得要领的。

他后来在译介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的时候,以平实的语言转译了这位俄国批评家对托尔斯泰的批评。其中《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一节,观点颇为明晰。那译文的看法是,托尔斯泰还不能以复杂化的观点看待社会的矛盾,也无法解决其间的内在紧张。卢那察尔斯基以为非暴力、无抵抗主义可能使敌对的黑暗肆意蔓延,乃一种助纣为虐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几个口号和观点是不能改变世界的。

这找到了旧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在鲁迅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可能比托尔斯泰主义更为有效。鲁迅渐渐远离托尔斯泰,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的增高不无关系。鲁迅在译了《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后,谈到自己的用意:

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觉得,现在倒回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欧洲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Anatole France,德国的Gerhart Hauptmann,意大利的Giovanni Papini ,还有青年作者D.Ancelis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预见的事,是非常之难的。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而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已经掌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

显然,这里有鲁迅的疑点。俄国人对托尔斯泰评价的变化,是有文化与政治的原因的。鲁迅意识到革命到来的时候,旧式的知识分子的尴尬,伟大如托尔斯泰者尚且不合时宜,那么普通的文人要经历更苦的磨难吧?在鲁迅看来,中国知识界是有偷懒的积习的。对于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的深入研究,可能打开思想的窗口。鲁迅对于译介不同声音的文章的思考,也是他精神世界最为迷人的一部分。

刘半农形容鲁迅的那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的话,可以说意味深长。从鲁迅与托尔斯泰之间的断断续续的逻辑关联里,能够感受到一种呼应。比如他们都厌倦旧文人的作品,主动关爱自己之外的底层的人们;比如他们都为他人而献身,不惜放弃自己的一切。

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主流文化的敌人。鲁迅对托尔斯泰的关注,有精神信仰调整的考虑,也有知识分子有限性的问题。托尔斯泰对于他来说,艺术之高明不必证明,而要证明的是他何以被新俄的评论家视为落伍的一员。避免落伍,随着时代走下去,才是鲁迅的根本之意。

今人对鲁迅的诟病的原因,似乎是他不讲“费尔泼赖”,将温情放弃了。这是一种误读。鲁迅所以主张战斗精神,乃因为空喊概念的无效性。胡适等人主张好政府主义,鲁迅以为是隔靴搔痒。对一个邪恶的存在,自然不能只说人道的话,这打不倒军阀、官僚,所选的路,不能不是斗争。因为现实的复杂和不可理喻性,选择就不能是温情主义。

对于鲁迅来说,温情的、爱意的存在殊为重要。但这要看在怎样的语境里。中国缺少托尔斯泰式的爱,在没有宗教的国度,劝善的结果可能是远离善,伪善倒可能肆意横行。建立善的世界首先是铲除伪善的存在。而面对伪善,则不能仅仅以善的态度为之。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便浮现出来。

在许多时候,鲁迅所以用欣赏的眼光打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乃因为其有效地揭示了现象背后的本真。其不规则的、反逻辑的、超出感觉限度的审视,颠覆了世间的幻象。在精神的极度变形、夸张里,被虚幻之影笼罩的世间,露出本然。

显然,鲁迅的趣味里有着心理学家的因素。他自己阅读了大量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对隐层结构里的存在是抱有好奇心的。在弗洛伊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精神的内在性是存在的。弗洛伊德当年看到陀氏的作品,惊异于其心理学层面的意义。

这份遗产在后来得到了诸多作家的呼应。学者与作家对这份遗产的接受是不同的,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的拷问者,不仅是冷思后的悟道之言,也有自我生命觉态的唤醒后的共振。这已不是理论的总结,而成了创作语态的衔接。

鲁迅似乎觉得,《罪与罚》写犯罪分子内心的独白,栩栩如生。每一种思绪都被跌宕起伏地绘制出来。拉斯柯尼科夫在仇恨哲学引导下的报复、杀人之举,是深陷灾难的一种扭曲。有学者提出这是二重人格的一种展示,是两个相反的人格在起作用。

这样一个自我清高的人却成了杀人犯,变为罪人。人是多么不可理喻的存在!作者在描述其心理活动的时候,一再写他在折磨、刺激自己的途中获得快感。这种精神畸形的存在,我们思之不禁为之寒栗。那些在仇恨里诞生的哲学不可能带来希望,而给人间的是毁灭性的灾难。

这样的人物,在后来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里又一次再现出来。鲁迅其实从这部作品里,看到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影子。他翻译这部无政府主义意味浓厚的作品,其实就是讨论知识阶级的问题。

在无望的时代,仅有复仇是可以的么?鲁迅赞成压迫下的复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是一种反对的态度。他们的价值观虽然不同,可是却在刻画非理性的战栗的时候,显得那么相似。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善于对人的内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一些地方完全出乎读者的意料。人的内心诸多无绪、黑暗、可怕的形影形成了一个令人震颤的空间。

中国的知识人形象,在那时候还没有拉斯柯尼科夫式的人物,只有魏连殳、觉慧、觉民那样的单一的人。在接受新学的时代,中国知识人要和传统决裂,而非校正尼采哲学的偏差。尼采式的反叛,还恰是人们所需要的。唯有鲁迅,在和传统对峙的同时,不断和自己内心的形影搏斗着,只有他的内心,可能更能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他对陀氏遗产领会中的惬意。俄国的许多作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现了穿透的力量。那背后有法国文学的声音,也有俄罗斯式的忧郁,是多重的演绎。用巴赫金的话说:“思想,像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见的那样,不是‘居”在个人头脑里的主观的个体心理构成;不,思想是人际的、主体际的,它的存在环境不是个体意识,而是多种意识之间的对话交流”。

而那时候的中国,能在类似的层面展示生命的悖谬者,还非常有限。有人在鲁迅那里感到不可思议的天外来客的一面,其实是没有意识到那些俄国元素的作用。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鲁迅知道了自己文笔的有限,而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也被其意识到了。

鲁迅式的延宕是通过对自己的否认来完成的。他不断解剖自己,从颠覆己身的话题开始进入现象界。在致读者的信里,他就说,自己是一个醉虾式的人物,其文字是有毒的。在另一封致友人的信里,他不断强调自己的黑暗和无聊。

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可笑与可怕的时候,精神的起落颇为可疑。《野草》里阴冷无助的人与事,时光里凝固的泪痕,隐隐地有着《死屋手记》的遗响。在上帝远离尘世的地方,坚韧地挣扎于死地的人,倘还有生命的光热在,那他在本质上就有着基督式的伟岸在。鲁迅身上的神异性因素,似乎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一种类比,虽然他们的差异那么巨大。

不妨说,鲁迅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精神画面的极度紧张无聊、绝望后,还有着巨大的人性的闪光。用德·斯·米尔斯基的话说是“充满高涨的激情”。展示社会的问题,直面人生的困惑,乃他们共有的特点。

只是选择的途径与常人不同,乃从大众走向自己的心灵,以自己的变化而面对世界,复杂性才有真正的真实性。在天使与恶魔之间,人的选择有时候是超于常理的。我们并不能用美和丑简单地扫描这个世界。常理下的生命反应被无序的精神替代了。惊恐不是来自苦难感的出现,幸事亦可能给来绝望。

那么多苦难与人相伴。人自己背叛着自己,在悬崖边上行进着的,竟毫无曙色。恶习、才情、穷困、雄心、虚荣,有时候竟在一个人那里出现。可是主人公常常要爱上这样魔性的存在。人不能摆脱的恰是这样的魔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描述人的不能解析的奇怪的感觉,人所选择的,不是理性以为可然的东西,而恰恰是感性里召唤自己的那种异样的存在。

《涅托奇卡·涅茨万诺娃》的主人公在父母之间,竟然喜爱酗酒、无常、行迹多恶的父亲。一个少女的纯粹的爱,竟交给恶的人,恰是生活的一种写真。

这类极其悖谬的存在,鲁迅几乎没能在自己的文本里处理过。他的小说的维度显然没有陀氏那么广大。鲁迅在杂文世界里曾展示过存在的不可思议性,但自己的斗士的立场反而把一些问题简单化了。他的写作一直被节制在一个限定的时空,残留着明清笔记小说的痕迹。当他面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似的难题的时候,笔端直指黑暗的勇气,有时把虚无的无奈感覆盖了。

在新文学道路摸索的中国作家,很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资源用到民众的描写里,至少在三十年代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题还仅仅在文学青年那里。人们将其精神个体化,知识人化。瞿秋白和曹靖华都谈到这位作家,在他们眼里有相当的历史价值。

韦素园在西山养病的时候,身边带着的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像和鲁迅的像。这对他的心是一种大安慰。鲁迅后来去香山看他,就感到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被审视的可怜的人。几年后,当韦素园死去的时候,鲁迅忆起当年见面的情景,那图景一直深刻在自己的脑子里: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到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喜欢陀氏的人,不幸掉入陀氏所描写的同样的无望陷阱里。这里的宿命般的隐喻,也有时代的病象无疑。我们看韦素园与兄弟朋友的通信,以及留下的少数的诗文,都在压抑的冷意里,冰封的旷野里几株瑟瑟的树,绿色是看不到的。

韦素园其实意识到了此点,因此喜欢在陀氏与鲁迅那里靠词语来救赎自己;鲁迅却因之有莫名的悲哀,似乎艺术里的鬼气也有害人的一面。当他们自觉地感到大家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宿命之网里时,俄国文学的力量,其实也有了预言的意味。他们那时候的氛围里,多少有些俄国气味。肺病、贫穷、死亡,缠绕在友人之间。一些作品里也自觉不自觉染上了俄国式的忧郁。

1936年,鲁迅给日文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普及本写了导言。评价依然像十年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但有了中国视角里的话。文章一再谈及残酷的美带来的启示。在赞佩的同时,也略有微词,他看到了与我们东方人不一样的地方:

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地忍从,在未嫁就死了订婚的丈夫,艰苦地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见,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在这里,他以另一种眼光过滤了俄国旧时代文学的残余,看到了这位俄国作家的缺陷,所说也并非没有道理。不过,这种看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本意未必一致,强加在其身上的印象也是有的。那时候鲁迅正在与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争斗,希望自己快些脱离旧影的纠葛。

陀氏的那种痉挛对自己不过是一种负面的存在,在他看来,从陀氏的人物命运走出来,是一种解放的选择。从亲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远离这个残酷的审问者,鲁迅的转变给后来的研究者也带来了认知的困难。

不希望在苦海的艺术里久久沉迷,那就要从孤独的个体世界走向大众,远离黑暗王国。在这个意义上看,他对高尔基的兴趣,渐渐超过旧俄作家的兴趣。晚年的鲁迅翻译高尔基的作品、法捷耶夫的作品,旧俄作家只有果戈理、契诃夫,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类作家。这里的价值取向是显而易见的。其小说思维被杂文思维代替的时候,《卡拉马佐夫兄弟》式的恢宏交响曲要想被召唤回来,已是大难之事。

鲁迅的转变,使他把目光放到了苏联新文艺之间。这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有所接近了。这时候他以往的那个头上模糊的声音渐渐被一种确切性所代替。他已离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无序之路,进入了确切性的天地。前者没有“权威的声音”,后者则“有一个主宰性的声音”。

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念,要求作品思想的正确性,这未尝不可。但小说家的使命有时候不是思想正确问题,而是精神展示的真实性与复杂性问题。从复杂性到明晰性,那就把混沌未开的苦状让位于乌托邦的灵光缥缈的召唤,其实是朗照驱除魔影的缘故。试图摆脱混沌之状,但却越发混沌,这是他的一种悖论。而人性的柔美的部分也由此发出迷人的光泽。

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学者已经说了许多。中国的鲁迅却有另一种鉴赏的体味,和他的生命哲学深切地连在一起了。我的看法是:鲁迅从托尔斯泰那里得其人道思想之意,却以非托尔斯泰的反抗方式成为精神界之战士。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摄取超时空的审美意绪,却以东方式的清峻、苍凉之笔表达了东方问题的复杂性的理解与沉思。就爱意而言,鲁迅神似于前者;就智慧达成方式来说,与后者多有共鸣之处。两颗伟大的灵魂与这位东方的智者所不断凝视、对话的过程,也是鲁迅智性不断成长、成熟的过程。从俄国文学传统返回本土,在其参照里形成中国的问题意识和审美意识,终于使其成为与俄国文豪可以并肩的伟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