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遗风录孙郁 材料与论述——读《鲁迅遗风录》

纵观全书,从我的判断标准来看,《孙犁的鲁迅遗风》是写得最好的,读起来,比起杨联芬老师年轻时所作之《孙犁:革命中的多余人》更让人觉得畅快。

具体如何有此结论,下面会展开说明,而我的判断标准也是再简单不过的:无论采用什么方式,是以西方理论来解释某一文本或文学现象,还是以材料的遴选、论述为基础来展开都无妨,也无所谓何人之论更贴近“真实”的作者或文本“本身”,关键在于过程是否是有说服力、结论是否还有活力和生产性。不过,我是被钱理群和洪子诚老师的著作深深吸引,认为材料的选择与重新组合,再加以恰当的评述,是极好的写作论文的路子。

孙郁老师本书有诸多长处,我所能看出来,并进行呈现的有以下三点:一是,拎起了一条鲁迅遗风的线索,制造了许多的话题,也就给读者提供了许多的进入不同鲁迅遗风继承者文本的角度,提出了诸多有意思的问题;二是,从鲁迅的追随者到友人再到反对者,然后是域外的研究者,面铺得广,对于初学者来说,视野也可以拓宽一些,而不囿于一家之言;三是,语言浅易又悠长。

若不带有过多的审视的目光,读来确实舒服,可惜,我的期待不同,读来总不痛快。

首先让我不痛快的是孙老师对鲁迅的爱显露得太过厉害。正如小莫所言,爱多得“要溢出来”。这些“爱”自然俯拾皆是,仅从一点来呈现,即孙老师在许多地方有为先生“洗白”的嫌疑。他说,“鲁迅多疑的一面受到了友情的消解”(p14),还说,“世上误解鲁迅者,往往以为其心胸偏狭,喜怒无常,似乎不可接近”(p61)。

当年,苏雪林等人对鲁迅“多疑”、“多怒”、“阴暗”等的攻击自然是多少有误解和恶意的,但关于这一点李长之早在30年代、鲁迅还在世的时候,就写下了《鲁迅批判》对此一一加以说明,评价可说是稳妥的。

李长之说,鲁迅是内倾性的人格,“忽喜忽厌的态度也是不健康的”,又说“虽然多疑,然而他的心肠是好的,他是一个再良善也没有的人”,“情感上病态了,人格上全然无缺”。

在判断时又引了鲁迅的作品、友人的说法进行佐证,很是周到,孙老师如此说来,反而显得护短。在谈及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毫无分析就以为鲁迅去世二十周年时写下的《鲁迅的笑》“很是中肯”、“公允”、“是实在的表达”,并以为“鲁迅平易的一面,友善的一面,终于被揭示出来了”(p61),这反而使得后面所言“客观”以及所谓“真实的”鲁迅一类的话语听起来极为讽刺。

难免给人留下,在反对者那里,坏的鲁迅是“真实”的,在孙老师这里,好的鲁迅是“真实”的,这样的判断,不如不下。

孙老师的阅读量之大、涵养之深从本书可见一斑,但文本摄入与材料的挑选、组织、再输出是两回事。从本书来看,孙老师追求所谓非学院派的写作、批评,却大多时候不免流于表面。所谓非学院派写作在本书各处的所指是不尽相同的。

在竹内好那里,指的是“直面社会与自己”,要质疑“主体世界那些'自明'的存在”。在王元化那里,指的是“和学院派的单一化学科设置”相反对,“学术语言儒雅、晓畅,考据与玄想暗含期间,将文学、史学、哲学打通”(p180)。在曹聚仁那里,是“走出学堂,在战火和商业社会里穿梭着,手中做的,仍是学问”,“走着读书”,因而“书卷气便稀少,灵动的东西就多了”。

另外两位先生之“非学院派”追求如何如何,我未曾读过他们的书,不能下判断。而竹内好的追求,却是很有活力的。竹内好在“非学院派”这个点上与鲁迅相遇,是有他构建“东洋的抵抗”的内在需要的,是深深嵌在日本的历史语境中的。而孙老师显然也是倾慕于“非学院派”书写的,只是若将本书作为范本,则显出了短板,即浅尝辄止而致使很多概念、观点的含混不清。

以“文脉”、“传统”这一组孙老师时常提及的关键词为例。他说自己于王元化先生的《思辨录》中,嗅出了文脉上熊十力、冯友兰式的书卷之气。还有多处此类说法,此处不一一罗列。想说的是,在勾画传统的时候,孙老师往往打擦边球,不能切中核心。

如,在讲到王元化,他说,“在我眼里,他的阔大深切,延续了我国近代学术的一个传统”,之后再无半句解释。蓦地想起陈平原老师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还未展开阅读,关于中国传统的文脉,将其中一条从周作人追溯到晚明、公安三袁,无论论断是否完全成立,至少确指了。就此两相比较,已可看出这中间的距离,前者流于印象、显得破碎,而后者则是要明确指出是怎样的学术传统,高下立见。

再一点让我很长一段时间读得很不快活,多是我有了先见。既然是“遗风录”,我以为大概是一部要勾连起鲁迅先生同后人的影响研究著作,可是,非也。正如张老师所言,本书可与洪子诚老师的《我的阅读史》对读,“遗风录”看似为文学史叙述,其实是个人的抒情表达;而后者看起来只是个人的阅读笔记,实际上却是很一本正经的文学史书写。

在域外鲁迅研究方面,关于竹内好、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之鲁迅研究的介绍是很能满足一般读者了解的需求的。

在此之前,读过竹内好包括《鲁迅》在内的文章,所以会觉得此篇平平,其他的三篇于我而言起到了很好的导读的作用。没有很好地勾连鲁迅和受他影响的后继者的关系这一弱点是在书写鲁迅的追随者和兼受周氏兄弟的影响的学人的时候体现出来的。

以《废名的转变》为例。同是去年,钱理群老师的《岁月沧桑》也写到了废名。钱老师聚焦在1949年废名的“上书”,细致地对其“上书”的内容作了分析,理出了废名认同与拥戴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思想逻辑的同时,又从其谏言和《新民主主义论》的对读中分析出他与毛泽东的不同之处以及他对于中共对传统的态度之担忧。

由此,一个对于新中国之将成立、对于新时期有着真诚的向往而又对其有隔膜和误解的废名形象跃然纸上。而孙郁老师笔下的废名被置于鲁迅遗风的语境中,却并未真正被联系。

孙老师有言,“在最初的写作里,周氏兄弟的影响都可以看到一二。乡土之趣得自鲁迅,文章的安静则从周作人那里来。”总觉得这样的判断,只可随意看看,没太大的价值。这种评价关涉到孙老师超爱的一个词,即“暗示”。

积累过少,实难判断所有被孙老师认为被鲁迅或知堂所暗示的是否全都属实,但由此也多少可见这种缺乏材料比对、加以论述的“影响”批评于想要确切了解这种影响的读者而言,多少有些隔靴搔痒,读来实在不痛快。

又如,孙老师说,“他捕捉乡间人的痛苦的人生,分明有《呐喊》的影子”,在我看来,这两者的勾连并非“分明”二字的强调就可以被确指的。毕竟那“捕捉乡间人的痛苦的人生”的,并非前无古人,在鲁迅之后,也远非废名一人。

之后,孙老师又说,“我们不妨说,没有鲁迅,废名可能还不会有一种描写乡土的冲动,恰恰是《呐喊》的世界,让他悟出小说写作的某种道理。”不妨?不,于我而言,很是妨碍。

可以说,本书的诸多篇目在鲁迅遗风的书写与知识分子的个人精神挖掘间摇摆,勾连不足,而导致对于双方的呈现都是破碎的,未能深入。有几个写得很顺畅、读来如沐春风的篇目,如写曹聚仁、唐弢、台静农,基本上是把这个与鲁迅有关的人写得好的,而非将鲁迅与其关系写得好的。在鲁迅与后人的勾连上,孙老师多是浅尝辄止的。而这些人物又多是与周作人相通或有深深的古文脉的,也就是孙老师更能亲近的对象。

同是写过鲁迅传记的两位,孙老师如此评价——

唐弢的写鲁迅,“多用的是周作人的笔法,对于谣俗、古风、社会心态的把握,都是苦雨斋式的。我读这半部《鲁迅传》,觉得开笔的风格,多少受到《知堂随笔录》的暗示,举重若轻,从容的来,自由的去。开笔与收笔冲淡婉转,笔记的风格历历在目。只是处处考虑周到的时候,显得力不从心,影响了作品的深度。”(p156)

“《鲁迅评传》最动人之处是写出了鲁迅平凡中的伟岸。曹聚仁在史料、观点上,没有极端的东西。其精彩之处是'述学'的文字,但'评介'的部分则缺少哲思,对鲁夫子内心的把握,还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他的知识储备还是从章太炎那儿来的,虽又多了西洋的传记意识,但因为对形而上学缺乏研究,探究问题时,就显得平淡。”(p102)

大概因为亲近,所以评论起来,也更得心应手,虽无材料的支撑,也不让人觉得单单是情感的灌注,且勾起了我去阅读的兴致。而这两位,都是在学理或风格上与周作人相近的。

至此,若无《孙犁的鲁迅遗风》,也就没有更多要说的。这一篇文章,若不完全拘于“鲁迅遗风”的体系里,还能写得更好。起先,对于本文,我是一样不大满意的。特别是读到这一段,“1956年,他因身体原因而退出文坛时间很久。

他的病,使其远离了政治漩涡,有了冷思的时间。当全国在政治运动的狂热里的时候,他却在冷寂之所煎熬着自己。不久,就是'文革'之变,精神仿佛进入炼狱。这使他对生活的看法有了一丝变化。《彷徨》《野草》的意象一再进入其世界。

鲁迅的另一面,不经意闯进他的世界,给了他诸多暗示。也因此有了全面对话的机会。”(p191)鲁迅的另一面指的是与革命层面不同的另一面。可是,此处的问题仍然是,缺乏对比文本的支撑。与鲁迅的联系具体在何处,《彷徨》、《野草》的意象以何种形式进入了孙犁的世界,从何处可见,均未在下文指出,不知是可惜,还是本为臆测。

后文引《茶香室丛钞》说“词语间处处有埋伏,笔笔带隐喻,其心求得解放之想,历历在目”;引《水浒叶子》说“我们在这种心绪里,读出在苦海里的不幸”……无一不是离了鲁迅,在勾勒孙犁而已。

却莫名于最后,加上一句,“平淡里多了沉郁之气,古风里的惨烈之意缭绕,令人想到《野草》里的诗句”,流于模棱两可的感觉的抒发,不是我所能心悦诚服地接受的批评。

而后,还有诸如,“不拥有完美而直面残缺,恰是鲁迅给他的启示”之类的武断的评判。孙老师每每习惯于将一个人的特点归结为鲁迅的启示、被鲁迅某种精神的召唤,读来,总是一肚子火。

明明此处对于孙犁的精神状态的描摹是很动人的,说“他永远是低调的……拒绝热闹,抵挡虚名,远离世俗之乐。于是就把自己放逐到荒原里,独自对着沙碛、枯谷,以带血的声音仰望苍穹。……”(p193)可是,非得扯上鲁迅,煞风景。后面论及萧红,倒反而妥帖,材料与论述不至脱节。

但,之后论及《芸斋小说》和《呐喊》、《彷徨》,读来实在畅快。他说,“鲁迅经历辛亥革命,失望之情多流露在《呐喊》、《彷徨》间。……《芸斋小说》乃'文革'命运的再现,作者写《小d》,令人想起《阿q正传》,只是内涵不及后者幽深,而意蕴暗袭其风,都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思考。”(p195)而后是恰到好处的文本对读。

对于孙犁和林语堂风格关系的论说也因为有孙犁《知堂书话》的支撑而有了力量。孙老师说,“我以前读他的书话,觉得有一些地方与知堂的风格接近,杂趣和杂识均在,苦雨斋的影子是有的。但细读文本,则看出不然。他讨厌知堂的平淡,虽然并不拒绝其文本,而内心则对其颇多拒绝。

”(p199)然后,下面引了《知堂书话》。多了考证、材料引述与分析。诸如此处,若在前面的文章的,多是一笔带过,即止于“觉得有一些地方与知堂的风格接近”,读来索然无味。无论每一个“觉得”后面的内容是真实的还是错觉,都需要有文本引述或分析的支撑,否则,难以让人信服,倒不是学院不学院,或必得有材料的问题。

以上,不仅不周全,还有揪着一点便不放的小家子气,只是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而记录下的思考,也许往后是要“打脸”的,倒也无妨。

备注:

另有一点,是接下去要找时间展开的,即对比孙郁老师和沈从文、刘西渭两位先生的批评。在读书会上,提及“印象批评”,甚至有“大师的批评”一类的说法。需要对读,方可下判断。

周作人与鲁迅的相通之处,也是很有意思的值得关注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