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关于毛远新的几件事情

现在所有谈到毛远新的文章和著作中,说他做联络员,只谈到1975年这一次(当然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实际上,毛远新在“文革”中做联络员,不止这一次,而包括这一次,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做周总理的联络员。1966年9月,他从云南部队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好几个月了,他对要打倒刘少奇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毛主席要他参加“文化大革命”,并且希望他参加一个单位的全过程,至于去哪个单位由他自己定。毛远新考虑了一下,他是101中学毕业的,但离开6年多了;离开哈军工才一年多,那里还比较熟,于是他决定去哈尔滨。毛主席同意。毛远新到哈尔滨时,对立的两派早形成了,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为造反派的一个领袖。他说,当时很威风,很神气,连省委书记潘复生,都经常找他联系,或“请示”工作。后来,他又到延边造反,还参加过那里的武斗。1967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后,住到钓鱼台十一号楼(江青住的楼)。毛主席因为他到少数民族地区造过反,要他读点民族问题的书,研究一下民族问题。为此,我(当时任江青的机要秘书)还帮他从《红旗》杂志图书室和中宣部图书馆借了十几本关于民族问题的书(主要是列宁的)。在这次交谈中,我问他,在1967年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周总理转来你写的信让江青阅,怎么没看到你给江青写信啊?他告诉我,他从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总理的联络员。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当联络员。

第二次’,是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1967年春夏,毛远新正在认真研究民族问题,有时还到我办公室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记得他说不同民族终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办公室来,跟我说,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边了,也不回哈尔滨了,留下来,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对此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相处甚洽,很谈得来。不一会儿,江青从外边回来了,她到我办公室,看到毛远新,就夸奖起来了,十分高兴地笑着说:“你是好孩子,留下来,做联络员好,好好做!”听她这样夸毛远新,我感到很别扭。就在几天前,她从外边同来,一进门就问警卫员孙占龙:“李讷住这里吗?”孙答:“这几天李讷没住这里,远新在这里住呢。”江青气呼呼地说:“他住我这里干什么?”孙也没再说什么。毛主席为什么把毛远新留下做处理东北两派问题的联络员呢?我们所能看到的原因,就是毛远新和这两派的领导人都很熟,因此让他帮助做两派联合的工作。这是毛远新在“文革”中第二次做联络员。

第三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远新1975年做毛主席的联络员。这确实是毛远新在“文革”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联络员。其作为人们已经说过很多了,都知道了。我只补充一点,他是怎样做了这次联络员的。2001年,毛远新到我家作客时,他告诉我!1975年9月至10月,他作为祝贺新疆维普尔自治区成立20周年代表团的副团长(团长是陈锡联)参加完庆祝回到北京后,毛主席告诉他,你不要回沈阳了,留在我身边做我和政治局的联络员吧,那两个“小耗子”跳船了。毛远新以毛主席的意志为意志,就这样,他留下来,做了毛主席的联络员。这实际上是他在“文革”中第三次做联络员。

“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曾告诉我:在1975年做联络员期间,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给登记一下,以便她查找。这件事没法拒绝。我就把她保险柜里的文件,按目录一一登记下来。交她看后,她说,这样我还是只知道题目,不知道内容,能不能每个文件都摘个内容提要。我觉得这样做,很费时间,很难做,我没答应。江青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谈这件事,还是要求我给她摘每份文件的内容提要。在这封信上毛主席画了一个圈,没批语。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我怕江青拿着毛主席画了圈的这封信找我,就去问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帮帮她的忙吧,我们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远新说的所谓“三进宫”,是指当局两次准备想让他从监狱里出来,都没成功,以致他继续留在监狱里。1976年l0月8日晚抓“四人帮”时,毛远新也被换了住的地方,当时宣布对他是“保护审查”。其实和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没有什么不同,后来都是关在秦城监狱。按照毛远新的说法,这是“一进宫“。1982年,有人奉上峰之命,找已关押了六七年的毛远新谈话,希望他写个材料,替毛主席承担一些责任,说这样做一下就可以出去了。毛远新说,这个责任,我承担不了,都有毛主席写或批的字,其数量有一大摞。那人再三劝说。毛远新答应写就写吧。接着说,材料在监狱怎么写啊?那人说:“好,给你找个地方。”毛远新住到了秦城监狱招待所。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材料,送上去。

上面不满意,说他“顽固不化”。毛远新继续关进秦城监狱。他称这是“二进宫”。1986年经过审判,毛远新被判刑17年。罪名是“崩覆无产价级专政”。毛远新告诉我,接照当时的意见,判过了就对他实行“假释”。在这时候,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毛主席写的那些批示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恐怕不可能,毛主席写的东西,那是文献,都要存档的;二是在毛主席书房放着的一套新的《二十四史》,那是毛主席给他的,希望还给他有关人员说,这个可写报告。毛远新比划着跟我说,你在电视上可以看到,在毛主席书房的一个地方放着同样版本的两套《二十四史》,那套旧的,是毛主席看过的,上面有他的批注;那套新的,就是毛主席送给我的。毛主席为什么送毛远新这套《二十四史》?毛远新解释说,在我当联络员期间,我拿毛主席看过的《二十四史》看,有时毛主席也要看,这就发生冲突。因为出现这种情况,毛主席说:孩子,这样吧,我给你搞一套同样版本的《二十四史》,你可以把我的批注抄在上面,这样我们都可以读了,并且还可以讨论。这就是毛主席送我一套《二十四史》的原因和情况。“天公不作美”。正准备“假释”我的时候,恰逢胡耀邦辞去中央领导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起来,我继续被关在监狱。这就是毛远新所说的“三进宫”。

毛远新说:我的妈妈朱丹华,还有我的妻子、女儿,都急盼着我出来。1989年3月,我妈妈找了杨尚昆,要我“保外就医”。杨主席发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让我到江西我妈妈那里去。这样决定后,公安部的人问我:“你什么时候走?”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明天就走!”

这是我吸取了“假释”不成的教训,怕“夜长梦多”。公安部的人说,明天走怕搞不到票吧。我立马接上去说:“我不相信你们公安部的人搞不到几张去南昌的票!”就这样,第二天,我总算走出了呆了10多年的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