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大的错误在接班人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选华国锋为“接班人”?
把华国锋这样一个人物取代邓小平的位置,进而把他定为自己的接班人,是毛泽东生前留下的一个最大的政治悬念。
在毛泽东生前的最后几个月,党内以所谓“四人帮”为代表的“左派”力量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精神旗帜的“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四五”事件和对这个事件的镇压,以及和全国民众的情绪相逆而行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党内两派政治力量的斗争推向一个巨大的、一触即发的政治的、心理的磁场,双方力量的任何一个撞击,都可能引发剧烈的政治动荡。
党内的统一和谐已根本不可能。尽管作为党内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周恩来已经去世、邓小平已被再次打倒,但保守势力作为社会摆脱困境、恢复生机的内在历史要求的象征,作为全国广大民众强烈情绪的代表,在党内包括在党的核心层已形成一个无形的、强大的、无所不在的磁场,这个磁场的巨大能量随时都会派生出强大的政治力量。
实际上,毛泽东在他的最后岁月对党内两派政治力量的斡旋、权衡、弹压,只是维持一个短暂的平衡。在这个平衡中,他的思想倾向完全倒向了“左派”,但他在党内关键岗位上所用的人却是“中派”。他所以在自己的生命的最后关头仍不急于把“左派”们扶上党内最高权力的位置,是因为他清楚这样做只会欲速不达,左派上台,只会激化矛盾,在他死后党内斗争的爆发会更快,“左派”的失败会更快、更惨。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中派”身上。
他期望在他死后,“中派”能继续维系党内短暂的统一和平衡,他期望在这个微妙的过渡时期“中派”能按照他的遗愿继续扶持“左派”的力量,同时又能团结党内的保守力量,使国家的经济好转,社会秩序免于崩溃得到恢复,他期望“中派”和“左派”能联手继承他的思想、理论、路线……然而,这仅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是他根本无法实现的梦想。
上面说过,所谓的“中派”,骨子里秉承的仍是党内保守派“常规”的思维方式,他们和保守派的区别,只是对毛泽东的盲从和愚忠而已。他们和保守派的关系,是水和乳的关系,随时可能融为一体,他们和“左派”的关系,是水和油的关系,怎么也不会搅到一块去,从个人经历到思维方式到思想感情,他们都不是一路人。因此,当毛泽东将党内的“中派”人物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时,他身后党内斗争的结局可以说就已经敲定了。
但这个结局来得这样快,在毛泽东去世后还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这是人们万难想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毛泽东选定的他身后的坐镇人物不够分量,其资历、在党内的威望以及政治斗争经验远在党内两派的代表人物之下,这就形成“左派”轻视他而急于夺权,面对胁迫,他要保住自己的权力而急于寻找同盟军,两个“急于”,加快了事态的发展。
从毛泽东去世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其中的脉搏和端倪。毛泽东逝世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后,由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毛泽东后事的料理问题。会上,江青锋芒毕露,多次提到坚持批林批孔、批邓问题,与许世友、叶剑英等人发生口角,华国锋为息事宁人,作如下表态:“批邓当然是不能停止的……不过眼下嘛,我们首先要把主席的治丧问题先定下来,我们总不能把主席的遗体放在一边谈批邓嘛!
”(见纪希晨《尘封岁月》第554页)
可以说,华国锋的态度对两派双方都是暧昧的。从华国锋的政治立场来说,他当然坚定地站在毛泽东这一边,要不折不扣地传承毛泽东的遗愿,他当政,只要不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他是会把批邓搞下去的。
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又是常规的,务实的,他不赞成江青等人在处理毛泽东的后事时喧宾夺主地谈批邓问题,无形之中,他就站到了保守力量这一边。事实上,无论是常理还是常情,在毛泽东尸骨未寒时便大谈特谈批邓,露骨而迫不及待地把派别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也只有江青这样的泼妇才做得出来,连王洪文都对她表示了不满。
应该说,江青对华国锋接任邓小平的位置,是乐意的。第一,华国锋虽被毛泽东推荐为党内第一副主席,似乎已经被选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这并不说明是最后的定局。毛泽东临终时并没有明确谁当党的主席,这就给了她可趁之机。而凭华国锋的资历和威望,他能否当上党的主席的变数更大。
第二,华国锋对毛泽东的忠诚没有问题,以江青的推想,华国锋至少根本不可能和她江青反目,更不敢对她这个毛泽东的夫人下手。相反,在和保守势力的对阵中,虽不能保证华国锋完全站在他们这边,但至少华国锋不敢完全站在对方一边。
而在华国锋对“左派”的忍让、迁就、保护、支持中,正好成为“左派”攫取党内最高权力的跳板。
第三,华国锋资历不深,威望不高,政治经验不足,人又厚道老实,利用他、架空他乃至最后取代他,不会花很大力气,也不会用多长时间。
第四,华国锋暂时掌握党政军大权,对“左派”利多弊少,可以以主席生前的嘱咐胁迫他替“左派”打头阵,对党内保守势力发起攻击,而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因此发生问题时,他又是最好的替罪羊。然而,江青等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太不把华国锋当回事了,也太急于夺权了,其所作所为也太明目张胆太露骨了,甚至逾越华国锋的权位而“越俎代庖”,这一切使备感屈辱和愤怒的华国锋不得不和保守力量结成同盟来捍卫自己的权力。
要知道,在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一个人一旦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无论他多么厚道老实,都会在手中的权力遇到威胁时玩命儿似地保权的。
1976年9月10日晚上,即毛泽东去世的第二天,王洪文便带着秘书廖祖康、米士奇来到中南海,在紫光阁架起了17部电话机,要秘书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通知如发生重大问题,向他及时请示。
而这一切,都是背着华国锋干的。华国锋得知后,反应强烈,当即向汪东兴了解情况。结果汪东兴也不知此事,还反映了他要江青交出毛泽东的文件、手稿被拒绝的事情。这无异于火上加油,以致华国锋拍了茶几:“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叶剑英同志也是副主席嘛,怎么能把我们都架空呢?你(汪东兴)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一切重大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见《尘封岁月》第556页)
接着,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江青等人继续我行我素,对在位的华国锋及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到了视而不见的地步,从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第一,在毛泽东遗嘱问题上。其实毛泽东临终前并无遗嘱,他根本说不出话来了。所谓遗嘱,是指毛泽东1976年4月20日下午接见新西兰总理后,听取华国锋汇报时,因华国锋无法听清他的话而写在纸上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急。
”“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毛泽东的这三句话,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前两条,当时到会的江青、王洪文都有纪录。
但是,毛泽东去世后,“左派”们在各大报刊媒体上宣传所谓毛泽东遗嘱时把“照过去方针办”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其中当然大有深意。因为毛泽东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就是让邓小平下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第二,在毛泽东身后文件的处理和保管问题上。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的追悼会刚开完,江青便径直来到毛泽东生前秘书张玉凤处,取走了毛泽东9篇文章的手稿和一些手迹。毛远新和江青还骗取了毛泽东和杨得志、王六生两次谈话的记录稿。
毛泽东身后的档案、文件包含着国家重大机密,尤其集中了毛泽东生前的许多个人信息,在当时的政局依然要靠毛泽东的巨大威望来压轴的微妙历史时刻,毛泽东的私人文件由谁来处理,用什么方式处理,对党内各派都举足轻重,事关重大。
因此,对江青等人的行径,叶剑英、华国锋等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为此,在叶剑英、华国锋的敦促下,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追回了江清取走的文件。
第三,在毛远新的去留问题上。毛远新是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选来当联络员的。毛远新和唐闻生、王海容 不同,他和江青走得很近,在政治立场上完全倒向“左派”一边,因此,在毛泽东晚年采取的倾向“左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上,毛远新向毛泽东传递的信息以及这些信息的倾向性无疑起着重大甚至关键的作用。
毛泽东去世后,毛远新作为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陪伴在其身边的特殊人物,在党内各派的政治视野中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焦点。
党内的保守力量当然希望毛远新早早滚出北京,他在毛泽东身边知道的太多,一旦被对手作为炮弹,是有很强的杀伤力的。
而作为党内所谓“中派”力量代表的华国锋,对毛远新也并无好感,这个年轻人的作用除了继续帮助“左派”觊觎他刚刚获取的权力外,不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同时,华国锋的思维方式是要按常规出牌的。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他没有这个资格参与中央的重大政治决策。
而江青的“左派”就不同了,毛远新可以作为毛泽东晚年最后时光的所思所作所为的有力证人,为他们提供攻击对手的大量炮弹,并作为毛泽东亲属的特殊身份加盟“左派”,无疑更能借助毛泽东的威望拉虎皮作大旗。
因此,江青提出留下毛远新为十届三中全会起草文件,也就顺理成章了。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要求姚文元、毛远新参加会议,并称叶剑英有病要叶不要参加会议。对华国锋而言,这个要求显然没有道理。姚文元不是政治局常委,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凭什么要他们参加?华国锋当即拒绝。
江青再一次摆起了毛泽东遗孀的威风,盛气凌人地对华说:“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也不可能懂!……我们几个都要参加,叶帅病了,不要来参加!”江青如此露骨地蔑视华国锋,如此明目张胆地向中央挑衅,华国锋是无法容忍的。第二天,当张春桥找到华国锋充当江青说客时,华国锋当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毛远新的联络员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沈阳,还要干什么?”
第四,在上海的民兵组织问题上。
上海是“左派”发迹的策源地,也是他们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尽管“左派”们觊觎军权已久,对军内掌权的老帅们也多次落井下石,但一帮文人哪是军内战功卓著的将帅们的对手。毛泽东去世后,军内掌权的核心人物是叶剑英,其人早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就和“左派”们结下梁子,他所掌控的军队绝对不会支持左派夺取党内的最高权力的。
相反,叶剑英和党内保守力量有着天然的“缘分”,军队一旦站在保守力量一边,“左派”的未日就要来临了。实际上,毛泽东去世后失去军队支持的“左派”已经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武力“逼宫”走向覆灭,对这样危险的处境“左派”是很清楚的。
因此,他们必然要培植自己的武装力量以应变,这就是“左派”在自己的策源地上海企图以武装民兵作为武力后盾的来由。
还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的8月下旬,“左派”在上海的党羽就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突击发放武器,加紧装备上海民兵。共发枪7万4千多枝,炮300门,枪炮弹药1000多万发。他们还密秘炮制了一个以“反击”为代号的所谓“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案,命令每天有1万名民兵、200辆汽车值班待命,并组织民兵“夜间拉练”,进行应付突发事变的预演。
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他们又在20小时内突击下发子弹600多万发,炮弹1万5千发,进行“战备演习”,其领导人还亲自到民兵指挥部突击检查,部署应急力量,随时准备以武力对抗党内保守力量的进攻。
9月下旬,王洪文、张春桥多次指示其上海的党羽,要求上海“要提高警惕,也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由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上海会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见《尘封岁月》第564页)“左派”如此磨刀霍霍,准备动武,显然是夺权心切,不愿和当政的华国锋合作了。
第五,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问题上。毛泽东去世后的9月15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要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李鑫向他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泽东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要李交出这些稿件。李鑫立即意识到“左派”在这个关键时刻插手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其用心非同小可,拒绝了姚文元的要求。
9月23日,姚文元再次写信给李鑫索要文稿,李把姚的信相继交给汪东兴、华国锋,提出“左派”可能要借此夺权。为此,张春桥对李施加了压力。在李的要求下,华国锋于29日和李鑫进行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秘密谈话,交流了“左派”的动向和可能采取的夺权行动,李鑫提出对“左派”进行隔离审查,华国锋要求李鑫密切从媒体上注意“左派”的动态。
李鑫不辱使命,于10月4日就《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向汪东兴、华国锋报告,指出其中一些攻击性的语言(如“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等等)已传达了“左派”急于夺权的信号,再次建议中央果断采取措施。
可以说,李鑫的提醒,对华国锋下定决心解决“左派”问题起了重要作用。
第六,党中央主席的人选问题。这是核心问题,也是最敏感的焦点问题。本来,这已不成问题,毛泽东临终前既然把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位置留给华国锋,其意图显然是让华国锋在他死后担任党中央主席,接他的班。但是,江青等人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在江青看来,华国锋无论是资历和威望都不能胜任党的主席的重任,毛泽东把他扶上台,不过是让他充当一个过渡人物,而毛泽东身后党中央主席合适的人选,却非她莫属。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在多种场合表露了她想当中央主席的意图。
江青的党羽为达到目的,曾布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单位的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信”,有的在信中公然提出要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挑起这副重担”。利令智昏的江青为梦想上台,还叫天津市为她特制了一身礼服,王洪文也拍好了准备让全国悬挂的标准像,还下令文艺界拍摄“盛大的节日”等影片。(《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06页)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摊牌,却是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这次政治局会议有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参加,原定议题是过好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但就在这次会议上,江青为首的“左派”提出了党中央主席的人选问题和毛远新留北京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当即遭到了叶剑英的反驳。争论中,张春桥就江青的“工作”问题提出了“最后通碟”:“……口头上讲对主席忠诚,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对现在活着的人嘛。具体地说,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主席的态度。今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张春桥的“通牒”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的反驳后,王洪文索性把事情挑明:“政治局有权提出这个问题(指中央主席的人选问题)。很多同志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党的主席。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席职务。”“左派”如此蔑视现场主持会议、也是党中央主席最“名正言顺”的人选的华国锋,几乎把华国锋逼到墙角,这种丧心病狂的作派当然令华国锋忍无可忍。
本以为有毛泽东的“保驾”,华国锋被选为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事,孰料形势急转直下,争权者明火执杖,急不可耐,华国锋除了和保守力量联手铲除政敌,已别无退路。在华国锋的力争下,会议通过三项决议:一,毛远新要回辽宁工作;二,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交给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三,关于党中央的领导,应由政治局讨论安排。
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两派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夺权的步伐骤然加快。早在毛泽东病重和去世后的几个月的时间内,党内保守力量的头面人物人就酝酿着解决“左派”的问题,但就当时党的核心层权力格局而言,对组织实施这一行动起关键作用的人物有三个,一个是华国锋,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汪东兴。
而叶剑英,既是军方的掌权人物,又是党内保守力量和所谓“中派”进行沟通、结盟的桥梁。这一段时间,通过叶剑英表达解决“四人帮”政治心愿的有王震、陈云、邓颖超、傅崇碧以及受聂荣臻委托的杨成武等人,叶剑英还主动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肖华等军内高级将领,为“解决”四人帮问题做准备。
9月21日,华国锋秘密通过李先念和叶剑英沟通,征求叶解决“左派”的具体意见。9月25日,为躲开“左派”监视而离开西山住地的叶剑英秘密前往华国锋住地,两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密谈,叶承诺华如主持解决“左派”的行动,将得到党内保守力量和军队的全力支持。次日,叶剑英再次和华国锋密谈,确定解决方法为对“左派”实施隔离审查,叶建议华立即和汪东兴商量具体事宜。
华国锋当即和汪东兴商量,得到了汪东兴的支持。10月1日,华国锋临时召集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和李先念密商,向他们传达了用“隔离审查”的方式解决“四人帮”的计划,得到了支持。具体行动方案由汪东兴策划。汪东兴于10月3日深夜请来了李鑫,向他宣布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并根据李鑫的建议,经华国锋、叶剑英批准,由李起草中央的三个文件: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0月5日,华、叶、汪三人再次商讨了行动方案,并对北京的部队作了具体部署。
10月6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当晚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会议的公开名义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建筑方案;研究毛泽东故居的安排。
当晚,汪东兴手下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对前来赴会、毫无防备的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施抓捕。几乎与此同时,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率人秘密逮捕了江青、毛远新等人。至此,中共党内张狂10年的“左派”,不费一枪一弹,仅几个小时就垮了台。之后解决“左派”在上海的势力和爪牙,就容易得多了。
“左派”集团的覆灭,是毛泽东晚年人生悲剧的必然结局。不错,“左派”秉承了毛泽东一生所做“第二件事”的思想理论、政治路线以及政治理想,但这些思想理论、政治路线、政治理想实施起来总是和历史现实产生巨大的背离,总是和社会经济的常规发展格格不入。
而毛泽东精心培植起来的“左派”们生命攸关的政治利益总是和毛泽东那些虚妄的、超越现实的政治理想休戚相关,血肉相连,因此,每当毛泽东的所谓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和现实发生剧烈的冲突、碰撞时,“左派”们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而不得不火上加油,推波助澜,却丝毫不懂得妥协、变通、退却甚至调和,使毛泽东每每处于尴尬的境地。
因此,毛泽东去世后,党内的“左派”在严峻的政治现实中根本无法立足,也就顺理成章了。“左派”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牺牲品,他们的覆灭预告了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