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 新孩子】少将:毛远新那个毛孩子为何成东北太上皇？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自左向右）

    他曾经是“中共党内一支笔”、毛泽东的秘书、中科院院长胡乔木的秘书，有幸亲历了1978年中国的历史转折---

    当代中国出版社最近推出由曾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秘书的朱佳木新著《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中透露了一些珍贵的历史片断。

    会议中途“跑题”在党史、国史上极少有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情况，已有不少公开出版的书从不同角度作了不同程度的披露。会议的地点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是212人，参加三中全会的代表是281人。两个会都分为6个组，即东北组、华北组、西北组、中南组、华东组和西南组，但人员构成不完全一样。

   

我感到这两个会议有三大特点---

    一是议题中途发生违反主持人意愿的改变。中央工作会议原来宣布有三个正式议题，即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是在进入正式议题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但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意见、真理标准讨论中暴露的问题和中央人事调整问题，并且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也只是为了成立中纪委和通过中纪委领导班子的组成，但实际上变成了确认工作会议成果和充实中央领导机构的会。

    二是持续时间长。中央工作会议11月10日开始时宣布会议准备开20多天，间隔一段时间，在12月10日再开全会。结果，工作会议结束时间一延再延，实际开了36天。

    三是气氛热烈、活泼，真正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言无不尽，简报有闻必录、及时详尽。

    就我所知，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在我们党史、国史上即便不是绝无仅有的，恐怕也是极其少有的。

   

邓小平说：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里，华国锋同志也是重视抓生产的。但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和历史的惯性，他当时在指导思想上一方面急于求成，造成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另一方面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抓纲治国”，在安排工作时还是把重点放在政治运动上。

    1978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后，路过东北，先后视察了黑龙江、吉林、辽宁和沈阳军区，一路走一路讲要重视发展经济的问题。回到北京，邓小平同志于10月3日下午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去谈话，请他们帮助修改由其他人为他准备的代表中央在工会九大的致词稿。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把话讲得更清楚了，他说道：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现在有些事将要考核我们自己的干部，批了“四人帮”还搞不好，总得整一下自己吧，总得问一问领导人、领导班子是不是可以吧。外国人有个议论说，你们什么都归罪于“四人帮”。归罪于“四人帮”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想从这个讲话开始，讲一下这个道理。……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就要问“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

    工作重点转移绝非三中全会的临时动议、心血来潮，而是从1975年开始就在党内反复酝酿，并且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时机逐渐成熟的决策。

   

批评焦点对准四位政治局委员

    关于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会上谈的最多的问题之一。从发言看，大家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四位政治局委员身上。

  早在11月12日，吕正操同志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就说：少数人进了政治局，“一入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他这个话是从唐人崔郊的诗句“一入侯门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转化来的---笔者注）。举旗不前进，把旗当幌子，实际上是砍旗。他还说：中央专案组“三办”对一些案件奉命保密，这是替林彪、“四人帮”保密，建议将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交中组部。

    李人林同志说：政治局的同志不都是那么强，有的不令人信服，毛远新那么个毛孩子为什么成了东北的太上皇？有的人插手河南，把河南搞乱了。新疆、北京搞成这个样子，能使人信得过吗？有些有能力的同志进不了政治局，有的人既无功劳也无能力，为什么一定要搞成政治局委员？现在要整顿领导班子，中央可不可以整顿一下，个别同志是否可以整顿一下？能上能下嘛！

    万里同志说：活着的个别高级领导人干了错事坏事，必须作自我批评，不要欠账。吕正操同志插话：你指的是纪登奎，说明白点儿。万里说：对，就是指他。

    段君毅同志说：群众反映河南问题在上边，上边就指纪登奎。“四人帮”倒台后，纪给造反派通风，让他们表态，河南人说“心有余纪（悸）”。

    纪登奎同志在中南组检查后，大家面对面给他提意见。

    许世友同志说：你是造反起家，进了政治局，官不小了，还搞什么名堂。

    邓颖超同志说：你的检讨很坏，避重就轻，应把十年来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立场上与“四人帮”是什么关系说清楚。建议中央也要查清，一批二保三看。有同志说你是翻云覆雨的政客，你今后还是政治局委员，希望警惕，不要利用权位报复我们。

    谷牧同志说：检查太不像样，鼓掌的手举不起来。

    廖承志同志说：外交部有反总理和陈老总的逆流，但却捂盖子，有你的账，而且是相当大的账。

    另外，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表示了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压制民主的不满。

  

 谭震林同志说：罗瑞卿出国前到我那里，谈了一个小时，流了泪，说中办、国办要整顿，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要撤销，否则是定时炸弹。说到党史问题，罗说陈云、聂帅写了第二次国内战争的材料，大革命时期知道多一点的只有叶帅、小平和聂帅了，要抓紧写。有人提出，搞“两个凡是”就是想篡改党史，搞“四人帮”那一套。

    姚依林同志说：从去年工作会议后，几次会上的简报组都耍手法压制民主。去年3月工作会议上，不少人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没登简报。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十一大的政治报告稿，我和方毅、陈国栋看到里面还批“唯生产力论”、宣传“全面专政”，提了系统意见，而简报组却把它们分割成具体条文的修改意见，弄得面目全非。这次会上，又有扣发简报和随意修改发言的事。还有一个手法，就是拖到会议快结束时把简报一齐发出去，然后很快收回来。极不正派，违反党章。

    程子华同志说：十一届一中全会，我揭发纪登奎等人，没出简报。前几天，我批纪的简报又有好几天没出，我问简报组，说是送主席、副主席传阅去了。建议给华主席写个报告，这样做叫什么民主？

    王必成同志说：中南海修房子，不准下面搞，中央为什么带头搞？

    黄新廷同志说：有人兼职过多，现在党内有党，军内有军。刘震同志接着说：现在还兼警卫局长，能否不兼？

    王平同志说：兼中办主任、警卫局长与中央副主席职务不相称。

    耿飚同志说：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人总要暴露。有的中央领导不敢出门，一出门就警卫森严。铁托常常一个人上街。

    李人林同志说：建议整顿中办、中宣部、《红旗》杂志社、毛泽东著作办公室，这四个部门问题最多。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批评的四位政治局委员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检查，有的还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后来，在1980年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根据党内外广大群众的意见，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四位政治局委员的辞职请求，决定免除和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华国锋说：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

    闭幕会后，工作会议并没有马上结束，而是又开了两天，分组讨论中央领导人在闭幕会上的三个讲话。胡乔木同志在发言中，借华国锋讲话中的一段话，作了一篇大文章，而且把这个意思写进了公报，形成了三中全会的又一个成果。华国锋同志的那段讲话是这样说的---

    还有一件事情，向同志们讲一下，党中央是集体领导，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向中央作请示报告的时候，文件的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中央党政机关向下行文，也希望照此办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文艺作品多创作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不要宣传我个人。

    胡乔木在第二天的分组会上发言说---

    华国锋同志在闭幕会上讲话时说到对他个人的提法问题，这在党的生活中看起来是件小事，实际上是件很大的大事，涉及的不简单是个形式问题，而是党的生活的准则和秩序问题。毛主席在解放初期说过，如果要提个人，一定要把个人放在党组织之后，个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党。就是说，要讲党中央毛主席，不能把次序颠倒过来。就我记忆所及，文化大革命前似乎一直是这样做的。后来变了，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不存在党中央，至少不存在党中央政治局，只有毛主席了……以后不讲“华主席党中央”，只讲党中央或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这样讲完全符合党的原则，是拨乱反正，恢复党的生活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