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月花的近况 杨月花:毛泽东不为人知的长女
国内外的有关资料都说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唯一幸存的孩子,其他孩子或夭折或下落不明。其实,贺子珍的长女尚在人间。
1929年,红军第二次解放了福建龙岩,贺子珍在这里生下了长女。不久,国民党“三省会剿”,红军被迫撤离龙岩,毛泽东决定把孩子寄养出去。
贺子珍委托邓子恢找到城北鞋匠翁清河。临别时,贺子珍掏出20块银元,含泪道:“孩子叫毛金花。”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回龙岩,贺子珍委托毛泽民去找翁清河,得到的却是小女孩已死的消息。毛泽东接报后十分伤感,沉默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真可惜啊!”
虽风传女儿已不在人间,但贺子珍既不相信也不死心。建国伊始,她多方托人寻找。1951年,政务院内务部长谢觉哉率中央慰问团前往闽西慰问老区人民,毛泽东也托其调查女儿的下落。福建省妇联和龙岩地区妇联、龙岩县公安局还组成了一个秘密工作组,着手调查。
1964年元旦过后不久,一封署名“杨月花”的群众来信要求龙岩行署副专员吴潮芳帮助调查身世。杨月花的信,受到了来龙岩指导工作的福建省省长魏金水的重视。1964年1月17日,在魏金水的主持下,龙岩县委召集杨月花及其养母邱兰仔、舅母郑秋地及翁清河夫妇等有关人员参加座谈会。邱兰仔坦陈杨月花非己亲生(给月花取杨姓,乃因邱兰仔的结发夫君姓杨),是邱应松(杨月花的“伯父”)抱来的红军小孩。
翁清河叙述说:1930年五六月间红军离开龙岩前夕,他经邓子恢的介绍收留了毛金花。不久国民党白军来了,他甚为惧怕,就把毛金花送给了商会隔壁石壁头翁姑抚养。不久,国民党旅长杨逢年果然亲自审讯了他,问毛泽东孩子的下落。
他怕连累翁姑,就骗说死了。翁姑抱养毛金花时间不长,后来七转手八转手又送给了邱应松。解放后政府调查孩子下落时,也就说“死了”,这样省得多事。翁清河说完,指着杨月花告诉魏金水:“魏省长,杨月花就是当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女儿毛金花。”
仅隔一天,翁清河却变了卦:“报告魏省长,昨天我说错了,毛主席的小女孩养到第二年六月初十左右,不幸得病死了……”由于翁清河的出尔反尔,调查取证工作只好暂停。
“文革”风暴袭来时,杨月花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龙岩街头巷尾的大字报,众口一词地骂杨月花“假冒毛主席的女儿”,攻击她是“政治骗子”。
1971年底,老红军罗万昌受迫害回龙岩老家居住,听到有关杨月花的风言风语,他开始着手查证此事。1973年初,罗万昌满怀喜悦之情,将调查材料送到贺子珍的哥哥、曾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贺敏学处。贺敏学趁赴京开会之机将材料送给了周恩来。毛泽东得到消息非常高兴并指示贺迅速用飞机把女孩送往北京见面。可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又改变了初衷,对女孩的身世持一种怀疑态度,表示还是民间来民间去为好,由贺敏学照顾就可以了。
事实上,贺敏学把有关杨月花的材料送呈周恩来后,周恩来十分关注,同意毛泽覃、贺怡的儿媳妇周剑霞赴闽落实此事。据贺子珍回忆,孩子的右脚腋有一个较大的黑痣,膝盖前有两个小些的黑痣。见到杨月花后,罗万昌的女儿罗海明在谈话间大喊一声:“不好,有跳蚤!”周剑霞等人会意,不约而同地挽起了裤筒。杨月花不知是计,也跟着高高地挽起了裤筒找跳蚤,周剑霞定睛一看,果然,她的右膝上有黑痣。
一天,单位领导对杨月花说,组织上准备安排你去上海检查身体。这实际上是贺敏学安排的“母女相会”。杨月花到了上海,因贺子珍病情加重,未能见面。罗万昌带着杨月花辗转来到福州,敲开了贺敏学的家门。贺敏学老泪纵横,无限感慨。
1974年5月末,杨月花同家人和养母去过北京一次,当时由于江青等原因未能与生父毛泽东相见。1977年,贺子珍移居福州养病,准备重返阔别近半个世纪的龙岩,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病逝,此事无言落幕。
杨月花如今已经退休,子女都属工薪阶层。杨月花所在居委会负责人说:杨月花1958年入党,曾任居委会妇女主任、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和百货公司主任,后来到电影公司工作。60年代曾因救火负伤。退休后仍帮助街道工作。谈到姓氏,她说:“前些年肖克同志让我把姓改过来,原省委领导也劝我改姓。我说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改它做什么?”(摘编自《福建党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