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鸿烈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
自1938年1月沈鸿烈任省政府主席至率省政府机关辗转于鲁西、鲁北及进入鲁南山区初期的一年时间内,沈鸿烈主要致力于重建全省国民党各级行政机构。在重建省政的过程中,他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设立鲁西、鲁东、鲁北三个主席行署。横贯东西的黄河及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线,将山东自然地划分为鲁西、鲁北、鲁东和鲁南四块地理区域。山东沦陷后,日伪军占据了主要城市和铁路线,造成四块地域分割的状态。这种状态必然影响到省政府与地方政权的联络,不便于指挥。
为了就近指挥,掌握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的行动,沈鸿烈便大体依照上述基本地理区域,先后建立了三个主席行署。鲁西行署设立于沈鸿烈离开聊城时的1938年7月间。
行署初驻聊城,后移驻张秋镇。行署主任先是廖安邦,旋为民政厅长李树春兼,后改由孙良诚接任。鲁东行署是沈鸿烈进入鲁北后设立的,以卢斌为主任,驻莱阳。鲁北行署是沈鸿烈率省府机关南移鲁南之前设立的,以何思源为主任,驻惠民等地。
各行署在编制上配有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军事各类人员,代省政府主席行使职权。行署以无线电与省政府及行署所属各县政府联系,上传下达,就近指挥。行署发挥了联系行踪不定的省政府与地方政权的作用,这是沈鸿烈的一个独创。
二是重新规划专区,任命专员公署专员。山东省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始于1934年,当时韩复榘设了7个专区。韩军南撤后,这7个区除第三区张里元、第六区范筑先仍在原地任职外,其他5个区的行政人员全部南撤。沈鸿烈就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对已撤逃的5个区的专员重新任命,并陆续规划了其他一些专区,终其任期,共设立了14个专区。
这些专区划分和专员的任免多因人因枪及其活动范围而定。因而,区划混乱,专员调换频繁,大多不能有效地统筹全地区的军政活动,其作用只限于武力所及的范围。所以沈鸿烈所规划的14个专区及所派专员未能如愿地统一指挥各该区地方军政活动。
三是重建县政,任命县长。重建县政为沈鸿烈主政山东后首先面临的关键问题。重建县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派任县长,建立县政府和县属武装;二是建立县内基层组织。关于派任县长,沈鸿烈在任职后的约半年时间内,就对全省107个县都派了县长。
一般各县县长都掌握一定的武装力量,但也有赤手空拳的。各县长所掌握的武装力量从几个人到十几个人乃至一个营不等。武装力量的大小直接决定着县政府的组织规模和行政权力的大小。没有武装力量的县长等于徒有空名。
县政府一般由县长1人,秘书和科长、科员若干人,以及1个班至1个营的卫士组成。至于县内基层组织的建立,从表面上看,各县都规划了区公所、乡公所等基层组织,实际上这些基层组织大多不能发挥作用,有的县有名无实,有的县连规划都没有。
总之,沈鸿烈主政山东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率省政府转退为进,对已经溃乱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产生了一定的维系作用。但省政府无固定驻地,处于流动之中,控制力量很弱,既不可能统一全省的军政系统,也不可能领导和指挥全省军政活动。
沈鸿烈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改变这种局面,但措施不力,效果不明显,只是对其走过的地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沈鸿烈为了重建省政,规划了专员区,分别派任了专员、县长,但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地方行政亦如省政府一样,缺乏力量与号召力。
沈鸿烈主政后,率领省政府机关频繁移动,实际是在寻找省政府固定的驻地。鲁西北和鲁北的复杂情况使他难以立足,于是他转向鲁南。1939年1月,沈鸿烈率领省政府机关越过胶济铁路移进鲁南,从此开始经营鲁南。
沈鸿烈经营鲁南主要做了4件事:一是于1月13日在沂水发表了整理军事、发展民运、调整财政的讲话。讲话反映了他试图立足鲁南、经营鲁南的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力图控制地方军政的欲望。二是公布了山东省施政方针,即所谓“山东省政府之八大政策”。
政策贯穿了“抗战高于一切”的精神。这“八大政策”涉及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全部军政活动,也可以说是沈鸿烈的施政纲领。沈鸿烈在“八大政策”中,只字未提与共产党的合作,说明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是亦步亦趋的。
此后,山东省政府开始依据“八大政策”开展工作:在军队方面,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在给养方面,从省政府至县分别设立了“给养统筹委员会”,区、乡、镇设立了“给养统筹所”;在动员民众方面,制定了《兵役干部办法》、《壮丁训练办法》,在各县政府中设立主管兵役的军事科;在行政方面,组织视察团,加强对地方的检察、督导,对县则派工作队,协助县政府开展工作;另外,还组织开展“县政讨论会”、“经济讨论会”和各种“工作讨论会”等活动。
三是宣布筹备成立民意机关——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四是于1939年2月召开了鲁南军政会议。这是沈鸿烈到鲁南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反动的一面。
其积极的一面是:第一,整个会议贯穿着坚持抗战的精神;第二,会议虽然对于各抗日党派的合作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纲领和具体的办法,但确定了“精诚团结、互信互让”的原则。其反动的一面是沈鸿烈有利用此会防共限共的目的。
沈鸿烈召开这次会议的根本目的是向各方面说明,作为山东省的唯一合法政府——山东省政府已进入鲁南,要担负起指挥全省军政活动的任务,要把各方面的军政力量和活动统一于省政府的控制之下。所以,沈鸿烈在会上提出了“统一划分防线”、“统一指挥”、“统一行政”、“给养粮秣,统筹统支”等等规定和要求,这实际上是限制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军政活动。
鲁南军政会议后不久,省政府机关移驻沂水东里店。自此,进入了省政府近4个月的相对稳定期。这4个月间,沈鸿烈加强了对党政工作的推动和军政势力的培植。首先,沈鸿烈继续加强对地方特别是鲁南党政的控制,派遣党务指导专员,更换县长,改组县民众动员委员。
其次,于3月在省政府设立了设计委员会,沈鸿烈自兼主任。至此,沈已身兼省府主席、全省保安司令、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省设计委员会主任等数职。其三,加强地方军政干部的培训。
沈鸿烈非常重视干部培训,在他看来,只要掌握了干部,就可以控制地方党政军。所以,他一进入鲁南,就着手筹建干部学校,先在鲁村设立军事干部学校,附设于教育团,招生对象为初中学历、年龄在20岁以上的青年,经2至3个月的短期培训派往各地。
后在东里店附近设立省政府政治干部学校,招收高中毕业、30岁以下的青年,培训2个月后,由省政府分派工作或返回原保送机关工作。其四,抓紧培植个人军事势力。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整编地方部队,尽量将其划归保安系统。这时期编成了3个保安师,直属全省保安司令部。另一方面是扩编直属警卫部队。这有两支,一支是教导团,这支部队是沈鸿烈亲手创建的近卫军;另一支是吴化文部,也是由沈鸿烈直接指挥的一支部队。到1939年夏秋,山东省内国民党系统的地方武装约有19万人。
1939年6月后,省内形势发生变化,日军大规模对鲁南用兵。沈鸿烈努力建立起来的地方政权大多瓦解、溃散。省政府被迫退出东里店,再次陷入游移不定的移动中。数月后,省政府移至临朐南部山区吕匣店子一带,并在此地稳定了较长一段时间,形成了以吕匣店子为中心的方圆20华里范围的省政府驻地区,此亦即省政府的“吕匣店子”时期。
这一时期是沈鸿烈大力推行其在主政山东之初提出的重建省政、整编地方部队两大中心任务的时期。省政府的各种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两大中心展开的。
但是沈鸿烈并没有圆满地完成这两大任务。关于省政建设:在机构重建和政令推行方面,沈鸿烈的成绩是,恢复和扩大了省级机关,创设了三个主席行署;完成了行政督察公署的设置及专员的派任;完成了全省107个县县长的派任。
但从整体上看,这一系列举措,并未能达到全省政令统一的目的。省政府机关局促于鲁中山区,与地方政权机关缺乏联系的情形仍然严重存在,其政令能达者多限于省政府驻地周围地区,对其他地区则缺乏约束力,以至于地方官员独断专行。
专员区规划混乱,专员因人而设、时生冲突,专员职权所及仅为武力所至,皆不能达到全境。县政更是多流于形式。很多县区被日伪占领,县政府不能在县城办公。许多县长常常境内境外流动,有名无实。在吏治方面,沈鸿烈虽然重视对军政人员的快速短期培训,但吏治不整、官风败坏、贪污腐化现象仍严重存在。
在党务方面,沈鸿烈曾力图恢复党务,但实际情形是县党部只挂个招牌,强行招几个党员;党纪废弛,党内派别林立。总之,沈鸿烈的所谓省政重建只是重新制造了层层行政机构的空架子,不仅不能尽收其省政、县政之实效,而且造就了一批横行地方的大小官吏。
关于地方部队整编:沈鸿烈始终将其作为第一要务,在保安司令部建立整军机构,制定整军纲要,并设立了省、区、县给养统筹委员会,对某些地方部队甚至不惜采取收买、分化、瓦解等手段。
但直到最后,沈鸿烈也没有达到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目的,反而制造出许多矛盾。在吕匣店子前后,沈鸿烈亦曾经给地方保安部队下达了一些番号,但仅是名义而已,各部队仍各行其是。因此,沈鸿烈也没有真正达到整军的目的。
沈鸿烈是顽固的反共分子,流动于鲁西、鲁北期间就不断挑起反共事件。进入鲁南后,沈鸿烈更与猖狂反共的元凶秦启荣联手,不断指使所部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其任内,山东发生的包括太河惨案在内的一系列摩擦事件,都有沈鸿烈插手或幕后主使,有些事件就是他一手挑起或制造的。可以说,沈鸿烈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顽固派的总代表。对于以沈鸿烈为代表的顽固派,中共方面也采取了坚决打击和孤立的方针政策。
至1941年,由于军政活动难以推动的困局,再加形势的日趋困难和沈鸿烈与于学忠之间的种种矛盾与隔阂,沈鸿烈陷入政令难为、军令难行的境地,遂生离鲁之意。1941年9月前后,沈鸿烈将省政交由秘书长雷法章代理,悄然离开鲁南,经阜阳转赴重庆。1942年1月,沈鸿烈被免去山东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结束了他4年的主政山东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