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鸿纪念碑性 巫鸿:“国家遗产”与“纪念碑性”的关系(图)
王炜/戴章伦:您怎样看待“国家遗产”这个概念?
巫鸿:首先,艺术的边际是很宽广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谈,而这个题目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角度。我本身是做历史研究的,所以“遗产”这个概念对我来说很熟悉,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人们习惯把“遗产”想象成一种过去时的东西,但它恰好也是还在进行的、完成中的东西。此外,“遗产”往往也含有碎片的含义,与我一直在研究和思考的“废墟”的概念有关。
就我的文章(《权威的面容》)来说,我所研究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例,并且跟参加《国家遗产》这个展览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形成一种呼应,比如卢昊关于恢复北京城的九座老城门,汪建伟对天安门观礼台的调查等等。我曾想对大家提出一个问题: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重要的绘画形象是什么?或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重要的一幅画是哪一幅?答案无疑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肖像。
但出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它却逃出了艺术研究者的注意,大家没有从图像的角度去谈论它,好像都不把它当成“一幅画”。
这说明它的意义已经超乎了作为一个狭隘的艺术作品的概念。当我们谈到一个国家的时候经常会谈到关于这个国家的形象,当谈到中国的时候就很自然会想到天安门。那么悬挂着这张毛主席像的天安门又是如何成为了一个新中国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而且,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又是一个相对的东西,隐含着一种会面。这样,画像,天安门和广场就必须连起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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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毛主席的画像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既属于遗产,又代表着现在。毛主席已经去世多年,虽然他的遗体现在存放在毛主席纪念堂中,但是他的像却一直存在,正好在纪念堂的对面,代表着一种超乎个人存在的意识形态。
这也符合“国家遗产”的概念,即它仍然是一个活着的东西,并对我们当下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谈论这张画的时候,过多地去强调它的艺术性是不恰当的,它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化意义上的肖像。我的文章里也提到,创作这张画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隐身”的,直到近年来才有一些报导。
这种隐身也是有意识地对画本身的艺术性的削弱。当年邓小平所作的一个决断是很关键的:虽然别处的过多毛主席像应该被摘下来,但是不能把这幅画像从天安门城楼上拿掉,因为这幅画像代表了国家的起源和意识形态的认同。
中国经历的历史经验太复杂,对“遗产”这个概念的理解因此就会与其他国家的不一样。对遗产的反思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政治性的。一个国家总有一个形象、一个象征物,这个形象是怎么造成的,里面的机制是什么样的,这是我所感兴趣的。
“人民”的概念和想象是怎么形成的?由此就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会面”、“游行”、“检阅”等等。研究“看”和“被看”的关系,研究它们在历史中的构成,这些都符合我对研究“国家遗产”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