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亦人学生黄煌 黄煌教授给大学新生的一些话

2015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入学教育讲话

黄煌

同学们、老师们: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谢谢主持人热情洋溢的介绍!也谢谢校领导给我这个光荣的任务和难得的机会!

三句话的诠释——我所期望的大学与研究生

那天我问张旭院长,今年招了多少研究生?她告诉我,687人!我很感慨。1979年,我校首届研究生招生21人。1995年我接手研究生部的时候,在校研究生数68人。这几年,我校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今年的招生数是1979年的32倍!这一数字,标志着南京中医药大学这几年亮丽转身,从教学型大学发展为教学研究型大学,作为一位我校首届的研究生,作为一名老教师,我为学校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自豪和骄傲!

什么是大学?我有三句话。第一,大学要有一批教授。教授是学术的传承者和守护者,他们是有独特视角的学术牛人,他们是特立独行的学术大咖,他们是大学精神的宿主。大学的教授们越有学术个性,大学就越有活力。第二,大学要有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是知识的集散地,是图书资料的聚集区,是信息资源的高地,是历史文献的仓库。大学的图书馆越现代,利用率越高,大学的教学及研究就越有深度和广度。第三,大学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人都是懒惰的,都喜欢悠闲,但读大学不允许这种状态。同学,情同手足,也是竞争对手。“无限风光在险峰”,充满着挑战和竞争的大学环境,才有利于发现人才和培养人才。当然,竞争必须公平。

什么是研究生?我也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研究生是学人。所谓学人,就是读书人,一个能够充分利用教授和图书馆的读书人,一个具有超强自学能力的读书人,一个能够在浮躁的大环境下潜心学问的读书人。院士吴以岭教授,当年和我同寝室,他没有其他爱好,就好读书,而且经常开着收音机读书。

我也读书,我是埋头读,读成高度近视。上研究生之前,我的近视度数450,研究生毕业时是750。到当教授时,是1150!(当然,这是眼病,吴以岭也读书,但他却不戴眼睛,我也不希望在座大家多戴眼镜)

第二句话,研究生是强人。研究生时代所遇到的困难,前所未有。收入与付出的压力、成家与立业的压力,写论文与找工作的压力,一个接着一个,但这个时期也是让你心智趋于成熟的时期。不要怨天尤人,不要垂头丧气,要做一个勇于挑战自我的坚强的人。大学就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地方,一个不想负重奋进、勇于争先的大学生,他就是精神上的“肾亏”患者。(这种病,六味地黄丸无效!)

第三句话,研究生是“狂人”。这里说的是加引号的学术“狂人”,是说研究生在学术上不能墨守成规,要敢于挑战权威,勇于实践创新,善于填补学术空白。就是研究生毕业后,依然要有“狂野之气”。吴以岭毕业后分配在河北省中医院,碍于体制,90年代初期干脆辞职成立肌萎缩研究所,放开手脚大干,产学研结合,提出络病理论,发明数只新药,终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还有今年入围院士候选人的仝小林教授,当年是周仲瑛先生的博士生,他治糖尿病敢于创新,别开生面,善用大剂量黄连,外号“仝黄连”。开首30克,谁敢?

以上关于大学和研究生的三句话,不全面,纯属个人看法。下面,给大家说说学习研究中医的体会,也是一得之见。

经方是这样发现的——我的治学经验

中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活经验和生活方式。中医如何学?中医如何研究?在座的研究生如何尽快进入研究状态?我的看法如下:

一是学贵比较。比较必然选择,比较是一种方法,选择是一种能力,就是说,学中医,贵在比较和选择。说心里话,中医确实难学!中医历史悠久,积淀很深,医学、哲学、宗教、文化、民俗、生意经、江湖诀……,什么东西都有。

学中医如当年红军过草地,稍不小心,就会深陷泥潭,无力自拔,让你耗费一生心血而毫无建树。怎么才能学好中医?我的回答是“不识货,货比货”。只有在反复的比较中,辨别优劣,分清泌浊,选择精要,才能促进自己学术水平的提高,营造适合自己的学术空间。

徐灵胎是清代著名医学家。他因家人先后病故,而发奋研究医学,上追灵素根源 ,下沿汉唐支派,朝夕读书,精读上千卷,泛览上万卷,反复比较,才看出医学的门道,写医是要读经典的,从而写出了《医学源流论》这篇名作。

当年,我就是看了这本书,才恍然大悟的,中医原来是这样!我也读过好多书,金元的,明清的,近现代的,读来读去,比来比去,还是《伤寒论》《金匮要略》这两本书最有看头!张仲景,不欺我,句句是实话,方方是规矩。后来我决意一心搞经方方证,就是比出来的。

二是学贵专一。就是说,学中医,贵在精,贵在专,贵在持之以恒,一门心思。“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好啊!中医世界,浩如烟海,如何看?看什么?如何在有限的学习周期或生命周期内,取得最大的人生效益?我的回答是:“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这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关于忠贞爱情的一句经典表白。在这里,我引申为做学问不能贪多,要专一。选题不必过大,一旦选准研究方向,要持之以恒,一门心思,不断深入。我的定位是经方临床,这个选择,经过了反复的比较和痛苦的抉择,80年代读书比较,90年代初开始清晰定位,决定搞经方。

什么是经方?经方是经典方的略称,经方是中华民族使用天然药物的经验结晶。经方最实用,经方最朴实,经方最规范。

我一搞就是二十多年,几乎没有停止思考的一天。我搞经方很有成就感。我主持的经方专业网站《黄煌经方沙龙》已经十多年,点击率达1570万;我编写出版了《中医十大类方》《张仲景50味药证》等书,一印再印,海外发行了日文版、韩文版、德文版、英文版还有繁体字版,甚至出现盗版。

我开设《经方应用》课程,越讲越有味,多次出国讲学,将经方推向国际,将经方推向大众。中医的宝贝很多,但是,我只捧经方这块璞玉。

三是学贵求真。就是说,学中医,不求其全,但求其真,贵在搞实实在在的东西,中医虽然有浓浓的文化味,但研究中医必须强调科学性。八十年代,我满怀热情地参与搞中医的多学科研究活动,请古代哲学、古天文、心理学、甚至数学的专家来讨论,来讲学,试图搞中医理论现代化。

但是,忙乎了好一阵,感觉心里空荡荡,那些学问似乎另有门道,和中医的临床不沾边。那时的我,很迷茫。后来细读《伤寒论》《金匮要略》才读出味道来。经典不愧是经典,没有空泛的说理,都是具体可见的方证,或是按之心下满痛,或是往来寒热、胸胁苦满,或是心中烦、不得卧,或是心动悸、脉结代。

此方用什么药物用多少量,用多少水煎出多少水,一天服几次,服后有何反应等等,说得明明白白。

后来,我终于悟出这个道理: “中医的学问未必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科学的中医必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中医,应该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开始!”。 (很抱歉,俗话说,三句不离本行。我搞经方,所以,都以经方为例,但只是个例子,中医不仅是经方。好东西多着呢!针灸、推拿、中药、养生、药膳、导引、护理、医学哲学、医学历史等)

执着责任创新——南中医人的气质 我在南京中医药大学已经学习工作了36年,熟悉很多人,知道很多事,我能感到弥漫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校园里的一股气。这股气,就是校园精神。南中医的校园精神的准确表述有难度,但我可以说我的感觉。

凭我的感觉,南中医人的精神世界有以下三点动人之处: 第一,认真和执着。这是一种治学态度,严谨,求实,较真,一丝不苟,甚至把这种对中医事业的爱融入自己的生命。陈亦人教授一生研究《伤寒论》,晚年他大脑萎缩,住在省人民医院,已经不认识人。

我去看他,他只是拉着我的手,喃喃自语,说的还是“伤、寒、论”。其他都忘了,唯独《伤寒论》忘不了!这就是南中医的陈亦人教授,著名的《伤寒论》学者。 南中医人擅长编写工具书,著名的大型辞书《中药大辞典》《中华本草》《中医方剂大辞典》都出自南中医人之手。

这种书最难编,资料收集,分类整理,文献考证,不能有一点马虎,花费的人力物力巨大。你们可以去看看文献所的资料库,那一张张发黄的卡片,那一个个字迹工整书稿,可以想见当年参与此项工作的南中医人是何种工作状态,是何等的认真和执着!

第二,责任和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社会责任感,这种价值观,同样体现在南中医人的行为中。

承淡安先生最有代表性。先生生活的那个年代,内忧外患,饥馑连年,贫病交迫者比比皆是,而针灸治病,简便验廉,是当时中国平民医疗的最佳选择。先生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将针灸推广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事业。

抗日战争期间,先生创办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在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里,仍然坚持针灸教学,先后培养学员3000多人,分校遍及南方各省、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承淡安先生后来成为我校前身江苏省中医学校的第一任校长,而且是新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承淡安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忧国忧民的医学家!他是我心中的伟人。

许济群教授,曾主编五版教材《方剂学》。2003年5月初,非典肆虐,南京也出现非典疑似患者数人,形势十分紧张。8日,北京中医召开座谈会,吴仪副总理呼吁中医上抗击非典的第一线。许老听到消息,9号清晨就给我来电话,问我此事情知道否?我告诉他昨晚的新闻联播就播放了。

老人很兴奋,他说,现在是中医出来的时候了,并极力鼓励我争取上抗非典的第一线,说“我拼老命也支持你!”老人瘦弱的身躯中原来还充满者一腔沸腾的热血!

许老的这句话,至今余音不绝! 第三、激情与创新。搞中医不是玩家家,困难多,挑战多,需要智慧和勇气,需要极强的求知欲和探索欲,需要有创新开拓精神。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是现代高等中医教育的发足期和草创期,办学条件极其艰苦,没有经验,没有教材,但是,一批来自省内的中青年中医聚集在金陵古城,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师生团结,兵教兵,官教兵,从无到有,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就编写出来《中医学概论》,这本书成为现代中医学的奠基之作,南京中医药大学的这段历史,成为现代中医教育史上辉煌的一页。

叶橘泉先生,是江苏省中医院的第一任院长,也是江苏省中医学校的副校长,他与承淡安先生都是中国科学院的最早的学部委员。他在30年代就倡导中医的科学研究,特别是临床研究,他重视经方的应用及研究,也重视民间验方的收集整理,同时,他也密切注视着日本等国的汉方医药研究动向和方法,并及时地将其引入中国。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扣上了“里通外国”、“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三顶帽子被批斗,住牛棚,干杂活。

身处逆境,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为之奋斗的事业, 25万字的《食物中药与便方》就是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写成的。 周仲瑛先生是我国中医界的一员骁将。

上世纪70年代末,江苏的流行性出血热十分猖獗,死亡率居高不下,省政府指示中医介入。先生临危受命,率领科研小组下疫区,根据经方桃核承气汤以及后世验方清瘟败毒饮等研制了数种中药制剂,很快解决了急性肾功能衰竭期、休克期等难题,病死率仅是1.

11%,远远低于其他疗法,大长我中医志气。80年代,先生力主中医急症学,在全国率先组建了中医急难症研究室,创建了中医内科急症学科。没有临床的功力,谁敢碰急症这个硬骨头?横刀立马,唯我周老院长!

认真与执着,责任与担当,激情与创新,成为南中医人的优良气质,也是让我作为一位南中医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理由。当今,我也以此为前进的标杆,砥砺鞭策的动力,并努力加以践行。

我坚信,在座的各位南中医的新人,以后一定能传承这股南中医人的精气神,为中国特色的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为弘扬民族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南中医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的静听!祝各位研究生学业有成!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