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在中国 《尼克松在中国》:给黑白叙事着色(组图)
2011年2月12日,歌剧《尼克松在中国》在纽约上演,尼克松和夫人帕特、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成为剧中主人公。 革命戏码穿插其中——吴清华惨遭老四鞭打,尼克松夫人冲上台去救她。尼克松也卷了进去,试图把一杆枪交给不同人等。
最终帕特把一支步枪给了吴清华,被认为影射了当年的世界各地革命运动中美国外交政策的尴尬。 尼克松与毛泽东见面,两人在北京宴会上举杯。当时似乎喝高了的尼克松说了句名言:“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
”但这句名言并没有在歌剧《尼克松在中国》中出现。 (Ken Howard/大都会歌剧院/图) 1987年,《尼克松在中国》在休斯顿大歌剧院首演时,《纽约时报》批评这部歌剧只是一台综艺秀,充其量能挣得几声傻笑,“能让你重新领会无聊是怎么回事”。
诚然,当年的反应也是毁誉参半。《芝加哥论坛报》就称之为“歌剧的胜利”,而《圣路易斯快递报》则认为它是一次“能让剧评家失望得哭出来的失败”,创作者“最初的想法其实很精彩”。
美国人似乎都认同这部歌剧的潜力,但面前这出戏的性质他们有点吃不准,就像尼克松开创性的访华也曾让他们犯嘀咕。1972年人们就问了,尼克松在政坛主要是靠反共活动起家的,他是坚定的共和党党员,怎么能在冷战期间出访红色中国呢?在1987年,人们又问,一个在美国媒体上早成了嘲讽对象的丢人总统,这部歌剧写他的辉煌时期,怎么可以不是一出嬉笑怒骂的讽刺剧? 访华成了尼克松了不起的成就。
同年,前苏联跟美国签署反导条约,然后尼克松以压倒性胜利获得连任。而在报纸的政治、商业、评论、文化诸多版面,尼克松访华的各种长期效果至今还在各自复杂地上演着。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历史性握手的39年后,紧接着胡锦涛主席对华盛顿成功的国事访问,《尼克松在中国》登上了美国最大的歌剧舞台——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
2月12日到19日一共演出六场,《华盛顿邮报》称之为“现代的杰作”。《纽约时报》提及此剧时用了“不朽”这个词。
这些20世纪的大人物非常适合歌剧的舞台,歌剧历来擅长重演历史,使那些高于生活的人物丰富鲜明。但这出歌剧的独特在于,主要角色及其创造历史的事件还在世人记忆中,人们不禁要问:仍在延续的历史,与描述这历史的艺术作品,二者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剧中尼克松承认“我错了” 歌剧从美国总统走下座机“76年精神号”同周恩来握手开始。
他的咏叹调里有狂想式的句子:“新闻是个神奇的东西”,他近乎着迷地反复颂唱“新闻”这个词。
第一幕里还突出表现了另外两个最难忘的新闻时刻,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见,和北京宴会上的举杯。当时似乎喝高了的尼克松说了句名言:“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但诗人爱丽丝·古德曼写的剧本并非逐字照录,唱词里不单没有这个名句,尼克松还承认了他反对中国,甚至说出“我错了”。
这句坦白,美国人从1972年6月窃贼进入水门酒店那时起就眼巴巴盼着听到了。在审视剧中人物和上世纪重大话题上,歌剧《尼克松在中国》不那么史实。
“尼克松和毛泽东,实际代表了20世纪对人类福祉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追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在Nonesuch唱片公司出版的新版歌剧光盘的附页里,作曲家约翰·亚当斯写道。
“另一方面,故事的主要人物——尼克松和夫人帕特、毛泽东、江青、周恩来和亨利·基辛格——都是复杂而有争议的公共人物。” 如果说第一幕讲的是男人和历史的缔造,那第二幕说的就是女人和理想的局限。
在第一场,观众看到兴冲冲的帕特·尼克松参观医院、养猪场和学校。参观工厂时她看到雕刻的大象——她丈夫政党的符号。“它是独一无二的么?”她幼稚地问,以为中国人也一样以个人主义为傲。工人自豪地回答,他们每天都能轻松生产出几百个一样的大象。
第一场末尾,帕特看见一尊更大的石头象,又被迷住了。她天真地想着中国文化的精深,而此时扮演中国人的合唱部分,正低吟出生产大象这个时代的压抑。 第二幕的第二场可能是全剧中最令人难忘的。
台上跳起《红色娘子军》,就跟1972年为美国代表团演出的一样。不过,南霸天的打手老四正是刚才扮演基辛格的那个演员,这呼应了由于基辛格在越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对他的看法。
芭蕾舞剧正演着,又一出革命戏码插了进来——吴清华惨遭老四鞭打,尼克松夫人冲上台去救她。然后尼克松也卷了进去,试图把一杆枪交给不同人等。最终是帕特把一支步枪给了吴清华,明显影射在世界各地的革命运动当中,美国外交政策的尴尬。
不过,打断《红色娘子军》演出的不只美国人。江青最终也插足其中,以她丈夫毛泽东的名义发动暴力革命。在情绪最激昂的一刻,这个瘦小的女人厉声唱道: 中国人民上次是何时 遗弃自己的女儿?在历史的乳房 我吮吸我便溺, 无知,无情,红色而盲目, 我从地上长出牙齿 当我迈步,双足受缚于 革命。
让我做 老天眼里的沙子 我会尝到无尽的喜悦。 最后一幕,台上六人站在六张棺材一般的床前准备就寝。
他们不再以国家领袖的身份发言,而是一个个弱小的人,说着他们的期待和渴求、恐惧和懊悔。这时候就显出周恩来在实用主义和深刻反思方面是底子最扎实的一个。歌剧在他的自问中作结,“我们的事业,究竟有多少是做得对的?”也有千秋大业尚待完成的乐观展望:“工作吧!
屋外清晨的草叶上/寒气还重呢。” “革命芭蕾舞剧比《吉赛尔》好得多” 歌剧第一幕,尼克松夫人帕特·尼克松兴致勃勃地参观医院、养猪场和学校。参观工厂时她看到雕刻的大象,这是她丈夫政党的符号。
“它是独一无二的么?”她以为中国人也一样以个人主义为傲。 (Ken Howard/大都会歌剧院/图) 导演彼得·塞勒斯在1980年代初访问中国大陆后有了《尼克松在中国》的灵感。
当时他刚从哈佛毕业,在学校里他就是出了名的爱冒险。因为在大学一个空游泳池里排演了莎剧《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他至今颇有名气。“我很喜欢毛夫人的革命芭蕾舞剧,我觉得比《吉赛尔》好得多。
”在纽约,与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的一次座谈时,塞勒斯说,“让我特别兴奋的是,毛夫人的芭蕾舞剧赋予女性积极、有力的角色。她们很强大,不再只是受害者。” 邀请两位哈佛校友一起创作这出歌剧时,塞勒斯才26岁,而且两人都没有任何歌剧经验。
写歌剧剧本的时候,爱丽丝·古德曼只发表过一首诗,还在剑桥念研究生。 他也邀请了当时36岁的约翰·亚当斯作曲,尽管后者主要以前卫管弦乐和极简主义著称。他们后来合作过另一出歌剧叫《原子博士》,也被归为现代古典作品,2008年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
亚当斯那时已成为美国最好的古典乐作曲家之一,2003年,他为纪念“9·11”受害者所作的《灵魂转世》获得普利策奖和若干项格莱美奖。
《尼克松在中国》的配乐是典型的极简主义,这种风格始于1970年代,与传统欧洲古典乐的厚重反其道而行。极简主义使用跳动的节奏和不连贯乐句,而后逐渐发展。 亚当斯和古德曼的写作使《尼克松在中国》成为不折不扣的美国歌剧。
从标题就很明显,歌剧的要点是历史当中美国人的体验和美国人制造的神话。“歌剧中的关键一段,尼克松说对华关系很重要,这样中国将成为美国商品的市场。很多观众都笑了。”歌剧专家傅雷德·泼洛特金说。
他是《101部歌剧:学习和爱上歌剧》一书的作者。“与所有艺术杰作一样(而且我认为《尼克松在中国》本身就是现代歌剧杰作),它的意义随着时间变化。总有一天,跟这些角色同时代生活的人都会离去,那时观众会把作品当成历史文献。
他们不再对照自己的记忆看歌剧里的事情,而是对照历史书。” 音乐学者安东尼·谢泼德最近在哈佛大学主讲了一期针对《尼克松在中国》的研讨课程。大都会歌剧院首演后他也做了演讲,主题是“重复叙事如何制造历史及历史事件可以怎样制造”。
他还讲到了亚当斯对历史的音乐处理。“尼克松热爱"历史母亲",这从他的唱腔就能反映出来。中国角色却讨厌历史,体现在他们说出这个词时,刺耳的音程与和声。
”他说。 亚当斯说自己作曲时,尼克松的角色是照着威尔第歌剧里的悲剧英雄西蒙·波卡涅拉写的,而毛泽东角色是受到“大跃进”时期宣传画的启发,写成英雄男高音。事实上在1987年歌剧作者们还被批评说把毛和尼克松写得太讨好。
24年后在大都会歌剧院首演,这样的微词没有了。 1980年代大众对这些人物及其历史地位的看法是扁平刻板的,冷战末期新闻报章上仍在书写种种可以视为他们对历史评价的初稿。歌剧中这些角色的写法对这种空洞乏味的大众认知提出了异议,但又不是另写一稿,更像是给黑白的叙事着以颜色,使它立体。
“我很希望《尼克松在中国》能去上海。”塞勒斯表示。但阻碍《尼克松在中国》来到中国的,实际上可能是最后一场戏里的色情意味。“这部分是史实,要说我动了什么手脚,那就是淡化。”塞勒斯在美国亚洲协会的座谈上说出他一己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