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加爵、杨佳、李启铭、药家鑫 记录了时代变迁的伤痛

    药家鑫昨天被执行了死刑,他的生命虽然终结了,但是,对他制造的血案的讨论现在不会终结,今后也不会终结,药家鑫这三个字今后一定会被人们随时提起,就像马加爵、杨佳、李启铭至今没有被人们遗忘一样,因为,他们的案件背后记载了一个时代的变迁;浓缩了一个时代的症结;留下了不仅是案犯身上才有的心结,需社会思考不断修正完善,方能解开。

没有人是先知先觉,也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穷尽所有矛盾,相反社会正是在不断修正完善中发展进步的。

    1986年,台湾《人间》杂志报道了一个案例,一个18岁的阿里山少年到台北打工,工作才九天,杀死了他打工的洗衣店老板一家三口。这案子同样容易简单归因于人性的残暴,但台湾以媒体人、律师、宗教团体等组成的一群人,一方面对死者家属寄予极大同情,为之捐款,提供心理帮助,另一方面对于杀人凶手的过往经历进行了详细的追踪,发现了杀人凶手的诸多可悲可怜之处,虽然最终少年仍然被判死刑,但引起台湾社会对于原住民生存环境的关注,促进了台湾社会的极大进步。

    同台湾案件一样,四人的犯罪从本质上讲是社会问题,因为,没有人生来就是恶魔。一个人犯罪跟社会的影响、家庭的熏陶、学校的教育是有必然联系的,通过对罪犯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找到他生活的环境存在的问题,甚至是这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完善,防止和遏制类似的案件发生。

    马加爵,出生于贫困家庭,受环境的影响,养成了自尊心高于一切的思维,一次次被经济优越于他的同学欺凌,不敢承受羞辱的他,举锤残忍的将同学杀死;

    杨佳,家境一般,受父母的影响,养成了事事必须“讨个说法”的习惯,在遭受不公正执法后,为泄私愤,无情的剥夺了多位无辜民警的性命;

    李启铭,家庭经济殷实,受有权能够摆平一切的影响,或许他形成了权力大于法律的思想,当他撞人被挡住后,说出了震惊全国的“我爸是李刚。”;

    药家鑫,家庭经济殷实,受望子成龙但忽略了如何做人的教育影响,使他自私、冷漠和残忍,加上不知受到何处影响,形成了“农村人难缠”的思维模式,于是就要了震惊全国的“八刀”。

    对他们成长经历进行了简单梳理,不难发现,他们制造的案件之所以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除了案件有他自身的特点外,更主要的是案件背后反映的社会问题或矛盾,引起了公众的共鸣。

    马加爵案当时媒体和舆论对此的看法是:贫穷使得马加爵受到歧视,因此而社会不公正才是这个恶果的根源,社会应该对这个悲剧负责,对马加爵应该从轻量刑;

    杨佳案给公众期盼信息公开透明、执法文明健康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个契机,也让公众有机会重新审视司法制度、社会保障以及国民心理。才能巩固政府公信,也才能让类似杨佳者绝迹;

    李启铭案是一个公共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带着我们所处时代的各种元素,掺杂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权与法、官与民、法制与人性、正义与妥协、舆论宣传与监督……包括落幕的形式——“完美”大结局,种种蛛丝马迹,都是这个时代某一块影子,尘封也罢,再提起也罢,挥之不去;

    药家鑫案能引发社会的全方位热议和深刻反思,折射出一个令人胆寒的隐忧:社会公众最担心的是弱者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在法律构筑的丛林中,如果生存下来的只有老虎狮子、大象河马这些猛兽,那么处于弱势的兔子等动物将难逃灭顶之灾。

    四个案件是不可多得的价值标本,但不能成为价值孤本。每个案件蕴涵的司法价值和它所承载的各种社会价值,也不会因为一次审判而完全体现,更不会随着审判的结束而终结。在血淋淋的背后,不停地悲叹唏嘘,不停地哀呼悲哉,不停地痛定思痛,同时也不得不一再承受这些接二连三的案件割裂社会、践踏人性、冲击道德底线的痛苦。

    比如,为什么杨佳、马加爵杀的人更多却会博得不少人同情,而李启铭、药加鑫却都面对网民的追杀?

    比如,时下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特权阶层横行,仇官、仇富心理对社会造成极大冲击,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那么,杀一马加爵未必能儆百。

    比如,望子成龙似地读书、应试,不教人独立思考,今天毙了药加鑫,后面还有后来人!

    比如,官位、金钱依然受到膜拜,“我爸爸是李刚”的叫嚣就不会停止。

    比如,如果社会、学校和家庭不营造尊重敬畏生命的环境,凡事要讨说法的“杨佳”就不会消失!

    四个案件结束了,只要是一个健康、积极和向上的社会,讨论不会结束,反思不会结束,纠偏不能结束。这一切仅仅依赖公众是无法完成,更主要在于政府能够起到引导作用,官员们带头有所为。但愿,这四个人背后的故事很快成为往事,当人们再提起他们的时候,没有了沉重,只有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