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图片 诗人朱湘之死:投河自尽[图]

朱湘(1904~1933)字子沅,安徽太湖人。中国现代诗人。

一个诗人死了,这本不是什么大新闻。

他选择在一个冬日的凌晨,当轮船即将驶入南京时投河自尽。据说,这个名叫朱湘的年轻人,最后的时刻一边饮酒,一边吟诗。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海涅的诗集,另一本是他自己的诗作。

几乎无人知道诗人自杀的真正原因。梁实秋猜测是因性格怪癖,闻一多则感叹“谁知道他若继续活着只比死去更痛苦呢”?不管怎样,这个被鲁迅誉为“中国济慈”的诗人,死前早已没有才子的风貌,只剩下流浪汉的潦倒。那张三等舱的船票,是亲戚接济的,那瓶酒,是妻子打工所得。

而早在10年前,他还和杨世恩等4名清华学生,因在新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并称为“清华四子”。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年仅18岁的朱湘在《晨报》、《小说月报》等知名刊物发表作品若干。看起来,少年诗人的前途该是多么远大。

然而,他好像故意跟光明、美好这样的字眼作对似的。在清华专攻文学而肆意逃课,抵制斋务处的早餐点名制度,终于因记3次大过被开除。在美国读书时因同学说了句“中国人像猴子”,又愤而退学,什么学位也没拿到。在安徽大学任教,由于校方将自己主持的“英文文学系”更名为“英文学系”,便发誓再也不教书了。

清华、“海归”、教授……若干耀眼的光环,只因诗人的一时任性而纷纷远去。就连“中国济慈”的雅号,也被诗人鄙夷为诗坛的崇洋之风,再三表示“我只是东方的一只小鸟”,“只想闻泰岳嵩间的白鹤”。

“一个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一下子捣得粉碎?为什么要脱离安适的环境,走上饥饿寒冷而又耻辱的道路?”同时代的女作家苏雪林曾发出这样的疑问。

对此,朱湘自己的解释是“向失望宣战”。只是,宣战的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从安徽大学离职后,向来清高的朱湘竟毫无生计,四处流浪。时人回忆,这位曾经穿着笔挺西服、深情傲慢的大学教授,一度住在黑暗狭小的码头饭店里,低声下气地问人借钱。而他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因为没有奶吃,哭了7天后活活饿死。

诗歌创作,对于此时的朱湘来说,不要说闲情逸致,连养家糊口都勉强。一次在武汉大学,朋友邀请其参观图书馆,问是否有新作出版。只见诗人脸上露出悲凉的表情:“新著诗稿数种在长沙妻子身边,还没有接洽到出版社。”

如果不是死后《石门集》的出版,几乎无人了解朱湘内心的苦闷。“我弃了世界,世界也弃了我……给我诗,鼓我的气,替我消忧。”在诗作《我的诗神》中,朱湘这样写道。

于是,诗人之死被赋予了多重含义,一时间成为文学专栏的头条。较多的说法是《申报》提出的“黑暗对知识分子的戕害”。作家陈鹤祥甚至著文呼吁,朱湘之死,应给所有不愿向恶势力妥协的人以警策,“那就是要更加顽强地活下去”。

也有人赞叹他是用生命谱写诗歌。苏雪林就曾说:“生命于我们虽然宝贵,比起艺术却又不值什么……我仿佛看见诗人悬崖撒手之顷,顶上晕着一道金色灿烂的圣者的圆光,有说不出的庄严,说不出的瑰丽。”

反倒是他的诗作被人忽视了。以至于后人周良沛在编纂《朱湘诗集》时不得不建议,与其讨论朱湘是新月诗人,还是爱国诗人,不如先读读他的全部诗作。

不仅如此,诗人所在的时代也不复存在。按照当代诗人西川的说法,写诗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泛滥的时代。而走在朱湘年少时曾和其他文学青年畅谈诗作的清华园,人们不再看到手捧诗集的学生。他们大多在背英文单词,为考GRE和托福而努力。

打开BBS水木清华站的诗歌版面,搜索朱湘、“清华四子”也是毫无结果,倒是一个请网友帮孩子取名的帖子十分热门。大半个世纪前,这所园子里萌生的诗人、诗派和诗意,似乎已随诗人的离去而渐远渐淡。

还有朱湘,除了那则1933年12月4日投江自尽的新闻,人们也已不记得这个曾和徐志摩、闻一多比肩的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