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集团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的关系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个性。所以虽然胡风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在文艺理论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但也对左联内部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在创作上强调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主张上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领导人(如周扬)以及毛泽东的观点相冲突。
早在1936年,左联内部有关“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同时也有周扬与胡风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现了与毛泽东等有异的观点。
40年代和50年代初,胡风等已经处于受批判的位置上。1948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对胡风等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该刊的主题之一。
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与此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排挤的地位。不过对所坚持的路线、主张能取得胜利,他们也持乐观态度,并未料到此后成为被围剿的对象。对于批评和质疑,性情直率的胡风则也毫不客气的做反批评。
前期
1948年,在正定召开鲁迅逝世纪念会,当时会上诗人艾青就不点名的批评胡风的文章风格。1951年起,一些人写信给《文艺报》编辑部,要求再次批评胡风文艺思想。1952年初,《〈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陆续刊登了这些来信,从此拉开运动序幕。
1952年5月25日,胡风旧友舒芜在《长江日报》发表检讨自我的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2年6月8日,《人民日报》转发并加编者按,在"编者按"(胡乔木撰写)中,为“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错误性质,做出裁定:
“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际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
同年9月到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中宣部写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中,对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做了如下归纳: 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
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地强调知识分子的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非常轻视的。
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文艺遗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为了清除胡风和胡风类似的这些思想的影响,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同志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评。
……此后,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左翼文学权威力量对胡风等的异质思想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于1953年年初,分别刊登在第2期和第3期的《文艺报》上。
当时作为中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为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支持者的协助下,完成《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所谓“30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转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共四部分: 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 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 作为参考的建议
高层介入
胡风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明他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他的建议。同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系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的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
胡风以为毛泽东和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文学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两次长篇发言,抨击当时文艺界主持者。
于是,此次本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将斗争的风向转向胡风。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问题单独提出,并作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主席团将胡风报告其中的二、四两部分专印成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
毛泽东也在此时的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一场全国性质的批判运动全面展开。大量报刊发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不久,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抨击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同时还交出了在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上升为“犯罪”。
当时的中共认为,利用胡风事件,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进行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是正确且必要的。其直接成效是,仅仅两月,就揭露出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9230人,“反革命嫌疑分子”12488人,还发现了为数甚多的“小集团”。
据陆定一后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审查于1955年6月开始,到9月中旬时,已“仔细审查”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
8万人,揭露11000个集团和派别。但至1980年代,胡风从政治上、历史上、文艺思想及文学活动上,获得全面彻底的平反。胡风案件也被官方承认为一大“冤案”。 对于胡风案件的反思也一直没有终结。
胡风在后来回忆为何遭到整肃时指出,因为毛泽东“不愿意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他觉得我不尊重他。”。以李新宇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对胡风的批判已经是对鲁迅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整肃也成了对鲁迅思想和文学方向的整肃。
责任方面,无论中国大陆内外,文学界普遍认为,中共,尤其是毛泽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有观点认为,舒芜的信只是给予毛泽东一个“可以下的台阶”,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加之纠缠不清的文艺流派争执甚至“文人相轻”的传统,产生了政治定性,群而攻之的历史悲剧。
进入21世纪,谢泳等学者将目光转移到制度层面,指出五十年代的“文字狱”并非个人所为,而是制度化暴力的产物。甚至贾植芳曾说,“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 胡风案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象也被视为文革的“热身”:凭空捏造、舆论动员、全国声讨,从行动到大批判语言都惊人的类似。由舒芜“献私信构筑‘反革命材料’,卖友求荣的道德败坏倡导,导致此后打小报告、作窃听机器者群起,知识分子和全民道德崩溃,假大空盛行。
同时,当时的大陆媒体,尤以《人民日报》为首,受到政治干预,完全成为政治宣传机器,用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新闻界自身的形象也受到损害。
” 由于胡风案件已有定论,今天的史学和文学界公认为,由于此前已经有过对胡适、俞平伯等人或事件的批判之风,胡风案件以及此后掀起的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和清理,使得当时的知识界噤若寒蝉。
由于时代变迁,带有民国身份的诸多知识分子“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虽然1955年之后胡风案及其带来的整肃运动最为狂暴的时期已经过去,但“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最为脆弱、敏感的文艺界批判后的萧条表现的尤为明显。此后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文艺界的紧张氛围。19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封笔,前解放区的作家也率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刻板印象、公式化现象严重。
而对胡风案和此后的整肃运动造成了知识分子群体性的疑虑、压抑和恐惧,他们对此极为不满。肃反的扩大后来为1957年“鸣放”运动中表达最多的一个话题,同时缺乏真实客观的信息为依据,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效果也受到了影响。
一定程度上为反右运动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