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才上将之子朱新民 朱良才 开国上将和长征女兵的恋爱之旅

 李开芬在红军队伍里显得有些稚气未脱,但表现却勇敢、坚强,刚17岁,就加入了共产党。不料,就在这一年,突如其来的横祸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差一点成了革命枪口下屈死的冤魂。

 李开芬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是张国焘。张国焘是共产党内资历最深的人物之一,1921年建党时他就参加了“一大”,一直是党的领导者,由此渐渐养成了一种骄傲自大、惟我独尊的作风,在他管辖的范围内,只要是他张国焘说的事,人们只有无条件地服从。

1934年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从张国焘那里刮起了血腥的“肃反”风暴,不少革命的同志被关押、被杀害,李开芬就是其中的一个。她被当成“反革命”五花大绑拘押起来,罪名呢?说来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仅仅因为她是“念过高级小学的知识分子”、“父亲是当地团总”,这样的“千金小姐”参加革命不是真心实意的,只不过是混进革命队伍里伺机破坏罢了,所以该肃该杀。

 这天,受尽折磨的李开芬,在荷枪实弹的行刑队战士押解下,步履蹒跚地向一座山坡走去。来到土坑的边沿,行刑队长喝令她站住,说:“李开芬,这里就是处决你的地方。”

 李开芬抬起头,仰起脑袋,凝视着前面的一丛翠竹。

 “你还有话要说吗?”行刑队长冷冰冰地问。

 被捕后,她曾经申辩过,要求上前线死于战场,而不是死在自己人设计的刑场,但毫无用处。此刻,她还是坚持说:“我要向党申诉!”

 “此案已结,用不着申诉了。”行刑队长一挥手,“准备执行!”

 执刑的战士举起步枪,向李开芬的头部瞄准。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她想哭、想叫骂,她毕竟才17岁,真不甘心就这么死去,但终于没有开口。她闭上眼睛,只是想念着爸爸、妈妈、哥哥,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心中不禁一酸,泪水沿着她的睫毛滚在脸颊上……

 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刑场外出现几匹战马,“得得得”地奔来,4名持短枪的女战士大喊:“停止执行!”随后,一个穿列宁服的女干部跳下马来,用马鞭指了指行刑队长,斩钉截铁地说:“把李开芬放了!”

 行刑战士听到命令,立刻缩回了手中的步枪。

 原来,这位女干部就是张琴秋,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极富传奇色彩的女将。

 政治部主管“肃反”,张琴秋的工作作风是严肃的,当她审查决定立即处死的“反革命”材料时,大吃一惊,李开芬的履历简单又明白,还是个未成年的女孩,哪是什么“反革命”呢?她拍案而起:“胡来!”急忙赶到刑场,要行刑队“枪口留人”。

 李开芬从刑场上被拉了回来,幸免一死。由于她有当时非常宝贵的文化水平,被安排到列宁小学当教员。学生都是红军干部的子弟和烈士遗孤,他们的父母都有一番英雄业绩或者悲壮的故事,大多数孩子已失去了父母或无法常见到父母。李开芬很喜欢孩子们,不仅耐心地教他们文化知识、唱歌跳舞,还细心地管教他们的生活,整天忙得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但她心里感到充实、欢乐。

 政治部考虑到李开芬能唱歌、有文化,不到一年,就把她从列宁小学调到前方,当了火线宣传队的队长。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对敌攻心,开展宣传,阵前喊话,瓦解敌人。宣传队包括队长在内共有7人,都是十六七岁的姑娘,都是因为各有特点而调进来的,或唱或吹,或者嗓门大,适合做宣传工作。

 这支小小的“红色娘子军”训练两天后就上了前线。她们仅凭两天的紧张训练,学会了唱红军歌曲,对敌喊话、射击、隐蔽等等。她们不顾自己的安全,坚持同前线战士在一块,利用拂晓和傍晚的时机宣传,因为这时当官的不在,当兵的随便,对敌喊话没有干扰。

 喊话一开始,敌兵在静听,偶尔打几声瞎枪。他们听见喊声是女性,笑着讲起了下流话,有的姑娘气得流眼泪。

 时间长了,姑娘们从中摸到了敌人的规律,知道哪些话能感动他们、瓦解他们。于是,她们对敌兵宣传红军的性质,讲穷人翻身的道理,替反动派卖命不值得,还编了《白军士兵苦》、《兵变回老家》等民间小调唱给对方听。

 由于红军的战术主要是运动战和游击战,流动性大,与敌人阵地相持的机会极少,因而火线宣传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李开芬便和宣传队的同伴们转到设在万源的方面军工农总医院,经过短期培训,她成了医院里的一名医务人员。

 但是,“肃反”的阴影仍然跟着李开芬。一天,李开芬还在上班,两名持枪的“肃反”人员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把她抓走。原因是发现一条反动标语,追查下去,怀疑是李开芬干的。这时,医院的王连长走过来,伸手一拦,对“肃反”人员说:“李开芬是我连的战士,我要对她负责到底。你们可以把她的字拿去核对,现在不能带人,查出证据后,我亲自把她捆了给你们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