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良才子女 朱良才上将简历生平经历 朱良才的子女后代[第2页]

1936年10月下旬,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在靖远附近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朱良才和教导团也随着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

朱良才率领的教导团在永昌城遭敌围困,只剩下100多人。半夜里,敌人上来了,教导团随指挥部一起突围,继续西进。此时,董振堂指挥着刚刚改编的红五军一举攻克了高台县城,但随后陷入了马匪军的重围之中。马彪等匪酋以十倍于红军的兵力,猛烈攻城,终因敌众我寡,红五军损失惨重,董振堂壮烈牺牲。

消息传到西路军总部,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陈昌浩对朱良才讲: "如今患难之际,你去五军当政治部主任吧。"不久,红五军建制撤销,朱良才被调到红三十军政治部当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

三十军同敌人打了几仗,未能改变形势。只好天天走,经常连夜赶路,可敌人还是紧追不舍。部队子弹打完了,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机。在石窝,总指挥部开了会,决定把剩下的 2000人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以三十军为主; 右路以九军军部为主。朱良才本来是三十军的人,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在宣布分左路右路人员时,要朱良才到右路军,跟王树声一起负责部队的指挥工作。

朱良才跟右路军出发,天亮之后,队伍又被打散。朱良才身边,只有李聚奎、方强、徐太先和十几名战士。

朱良才和这十几个人在祁连山里与敌人周旋。没有粮食,他们杀了战马充饥;没有水喝,他们吃雪止渴。四天后他们商量: 这样在山里转下去,不被敌人抓住也会冻死、饿死,便决定出山,探风声。结果,被一股搜山的敌人发现。

幸好旁边山上响起了枪声,敌人向枪响的地方跑去,朱良才、李聚奎、方强才趁机跑掉,但他们几个也跑散了。朱良才单身一人,决定寻找部队。他不敢走大路,只走小路,途中遇到一个挖煤的工人,很同情他,给他换了衣服。

朱良才经过化装后,就向陕北的方向走去。一天,他刚走进一个村子,敌人也从村的另一头进来了。朱良才急忙躲进了一户人家。敌人走后,他拿出一块钱,向主人买了一双鞋,主人还送给他一些馒头干。他又上路了。又一天,他正在小路上行走,远远看见一群敌人迎面走来。

刚好路旁有个放羊人,看出他是个红军,便脱下自己的羊皮袄,让他翻穿着,伏在羊群中,才脱离了危险。还有一次,朱良才在野地里行走,看见了一伙打兔子的敌人。他赶紧跳进一条沟里藏了起来,不料一只受惊的兔子也跳进这条沟里。

敌人追了过来,情况十分危急,正巧那只兔子又跑了,敌人才没发现他。朱良才就这样冒着危险,风餐露宿,走了一个多月,在距兰州不太远的地方,他向一位老者打听去青窑树的走法。

那位老者看看他说: "你是红军! 不能往前走了,抓住了要杀头的。"好心的老者把朱良才叫到家中,一面让朱良才吃饭,一面说: "青窑树那里有马家的兵,过不得。"饭后,朱良才按照老者指点的一条小路,翻过了一座山,绕过了敌人的关卡,来到了兰州黄河边。

黄河大桥上敌人的警戒很严,对来往的行人都要盘查,难以通过。朱良才站在附近一面观察,一面等待时机。当一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几个卫兵向桥头走去时,他就大胆地紧跟在后面。哨兵以为他与那个军官是一起的,未敢阻拦。就这样,朱良才机智、勇敢地通过了兰州黄河大桥。

过了兰州,朱良才继续东行,历尽千辛万苦,历时36天,终于到达了甘肃的镇原,找到了红军援西军。此时,朱良才真是说不出的喜悦,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对于朱良才当时的情形,宋任穷在回忆文章写道: "在甘肃镇原,援西军某团部进来了一个步履艰难的老头,又黑又瘦的面孔,又长又乱的胡子,身上穿一件又脏又破的羊皮袄,一手端着只破讨饭碗,一手拄着根棍子,但目光炯炯,神情刚毅,团长韩伟终于认出了他。

原来他就是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同志。由于过度的疲劳,长期的紧张和突然的兴奋,良才口吐鲜血,一句话也讲不出来。"①

援西军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救援西路军于1937年2 月成立的,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宋任穷为政治部主任。当援西军得知西路军已失败的消息后,就停在了镇原、平凉一带,收容失散的西路军指战员。由宋任穷提议,朱良才被任命为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不顾疲劳和伤口的疼痛,又做起了收容西路军失散干部战士归队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不久,中共中央在武汉、西安、兰州、南京、长沙、南宁、桂林等地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八路军通讯联络机构。朱良才被任命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兰州办事处以谢觉哉为中共中央代表,彭加伦为处长。因工作需要,朱良才对外称吴秘书。他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失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的情况,而后设法使他们归队。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设在兰州城南关的南滩街54号,是一座古旧的平房院落,分前后两个院。8月2日,朱良才从镇原赶到兰州后,当天就向谢觉哉汇报了他所了解的西路军失散指战员的情况。谢觉哉听了汇报,把中共中央关于尽力营救在酒泉、张掖、武威一带失散的西路军人员的指示,向朱良才作了传达,还特别讲了他从延安起身到兰州,途中遇见了朱德,朱德对此向他做的具体指示。

接着,朱良才和谢觉哉、彭加伦等人一起商谈了营救的方案。按照营救方案,谢觉哉亲自找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商谈,请他出面交涉释放这批干部。

朱良才在谢觉哉的领导下,多方设法同国民党军政人员搞好关系。在谢老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二时,同彭 (加伦) 吴 (朱良才) 游五泉山,并邀杜汉三、王教五、呼酒菜,猜拳欢饮。"①

兰州城中有一所私立福陇医院,院长高金城,河南襄城人,性情耿直、正义爱国,因不满国民党的政策,抗战开始后来到兰州,以传教士身分在齐鲁会馆开了这所医院。他既是传教士,又是医院院长,愿意接近下层群众,为穷人看病不收钱,受到百姓的爱戴和信任。谢觉哉到兰州后,认为高大夫为人正直,政治上比较进步,就派朱良才与他取得联系。

朱良才向高金城讲述了红军的宗旨和任务,讲述了红军发展壮大的过程。高金城听了,很受感动和鼓舞。他看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条件简陋,缺少用具,马上把自己家中的桌椅、床等送去,帮助办事处解决困难。

为了请高金城帮助营救失散的西路军人员,谢觉哉和朱良才在兰州的玉泉山与高金城详细地进行了研究。按照共同商量的方案,高金城离开兰州,去张掖县开设福音医院。在那里,高金城同在张掖的被俘红军人员临时党支部的刘德胜、王定国等人取得联系,将医院作为秘密联络点。高金城以看病为名,了解失散人员的情况,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传递各方消息。

张掖县县长马鹤年比较开明。高金城同他联合起来,把找到的失散人员集中在一起,发了钱和路条,组织他们返回兰州办事处。这期间,朱良才还到张掖,秘密地向高金城转达谢觉哉的话,要他帮助寻找陈昌浩的下落。高金城经过一番查找,打听到了陈昌浩的情况。9月7日,他写信给谢觉哉,言陈已回陕。

张掖福音医院在高金城带领下,先后从河西各县找回大批流散红军,经朱良才等转送,顺利地到达了延安。

一天,一个叫蔡光波的失散人员 (原是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到了兰州办事处后,向朱良才报告说: 在张掖的监狱里,关押着八个人,他们是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阮正明、徐宏才、张玉清等。朱良才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谢觉哉。

谢觉哉一面请贺耀祖帮忙,一面电告毛泽东,并请朱德和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和青海马步芳,要求他们释放这八名人员。后来,又发现在狱中关押的不仅八名,还有黄火青、刘秉甫等 40余人。经过中共中央及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等多方努力,这批干部终于得以获释。

1937年底,马步芳把被俘的西路军1500余人编成了一个 "新兵团",送往河南的卫立煌部队。朱良才在街上看到新兵团都是南方人,一问都是红军被俘人员,就立即报告给谢觉哉。谢觉哉找到接替贺耀祖的职务的朱绍良,要他释放这些红军。

谢觉哉又亲自找新兵团团长谈话,向他讲明道理。彭加伦、朱良才也奉谢觉哉之命,到新兵团驻地找失散的人员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做好回到自己部队的准备。正当办事处积极营救时,朱绍良却秘令这一团人偷偷开走了。谢觉哉立即把这一情况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在林伯渠等的努力下,这一团人终于被营救回到了红军部队。

1938年2月,朱良才奉调离开兰州,回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秋天,朱良才被调到晋察冀军区三分区任政委。

朱良才由延安到达第三军分区时,正值日军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朱良才等立即指挥全分区军民投入了反 "扫荡"之战。在军区党委"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和保卫家乡"的号召下,他深入细致地进行了反敌"扫荡"的政治动员和具体准备工作,在大小村庄建立起了不脱产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和游击队,还建立了纠察队、运输队、破袭队,彻底实行了坚壁清野。

9月22日,日军7000多人向阜平县进犯。朱良才指挥第三军分区的第十一、十二大队分别在曲阳以东的赵邱和曲阳东北的刘家马、何家马阻击敌人,先后击毙日军300多人。9月 27日,日军又分兵三路,并以一部向阜平作试探性进攻。

朱良才指挥部队在王林口附近袭击日军,使其死伤100多人。10 月4日上午,日军以大炮18门,在飞机掩护下,以骑兵为前导,再一次向阜平进攻。朱良才按照军区的部署,在第一军分区的配合下,在一个叫方太口的地方,指挥第一大队同日军展开了白刃战。

这时敌3000人增援部队赶到,阜平为敌军所占。由于我军民坚壁清野,日军占领阜平后,数千人的粮秣供给全靠后方运送。朱良才等抓住敌人这一致命弱点,指挥军分区的部队,连续截击日军由曲阳至阜平的补给线,并指挥部队袭击了日军部分据点; 各村自卫队、青抗先等群众武装也四处袭扰敌人,使日军连续遭受打击,凶焰顿挫。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敌后抗战,朱良才根据军区指示,在分区境内贯彻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广泛开展政治民主运动;发动群众检举基层政权的反动分子、贪污分子及其他一切不良分子;在区一级设立"区政会议",由村民大会选出代表组成,作为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民议事机关,行使审议区政府重要工作的职权; 为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3月间,晋察冀军区召开党代表大会,传达和学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朱良才参加了军区党代会。会后,他在三分区认真地抓了党的建设,清除了党内的一些腐败分子、不良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在连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团或相当于团的单位建立了党的总支部,并根据军区的要求,开展了"创造模范支部、分总支部、总支部"的活动。

分区还开办了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小组长训练班,进行党的基本知识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朱良才要求在党内的日常生活中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与此同时,朱良才还大力抓了地方武装的建设,在各村中成立了由党员和先进农民组成的基干自卫队(也叫模范自卫队) 。北岳区大规模动员参军时,三分区成立了武装委员会。武委会按照朱良才的指示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很快掀起了群众性的参军热潮。

他还组织三分区与四分区开展"扩大" (即扩兵) 竞赛,要求各大队及民运科采取各种办法,配合当地政府与群众团体进行"扩大"工作,使三分区的扩兵数量超过了军区规定任务的三倍,而且清除了流氓、兵痞等不良分子,保证了兵员质量,受到了军区的表扬。

1939年秋末,日军动用驻平汉路北段的第一一○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等部2万多兵力,对北岳区进行"扫荡"。11月 6日傍晚,日军进至涞源、易县交界处的黄土岭一带八路军的伏击圈。战斗打响后,双方便展开了激烈的山头争夺战。

为了取得战斗的胜利,朱良才迅速组织三分区内各县的基干自卫队赶去参加战地勤务,送弹药、运伤员,巡逻警戒; 组织战地附近的群众给部队送饭送水。群众的热情支援,使八路健儿士气越战越盛。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歼敌500多人,敌"名将之花"、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黄土岭战斗胜利后,朱良才调到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抓创建党的模范总支部、分总支部的活动。他深入基层,调查了解情况,总结出"创模"的五点经验:一是更高的严密党的组织纪律性; 二是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建立集体领导;三是在党内深入进行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 四是开展反倾向的思想斗争,特别反对老干部中个别人对革命的厌倦、颓废、堕落以及骄傲自大的现象和新干部中的自由主义倾向,反对对错误倾向麻木不仁与姑息态度;五是彻底改善支部工作方式,首先肃清党的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只求表面数字,不看实际内容) 与只照例开会、照例上课的刻板的公式主义。

朱良才向全区的党员发出号召说: 同志们,敌人向军区的新的"扫荡"已经开始了,正是对我们模范的总支部、分总支部、支部以及一切总支部、分总支部、支部考验的时候,要求我们全体党员,以战斗的动作,战斗的作风,提高我们党的工作,提高我们党的领导,在争取反战役"扫荡"的胜利中,为创造出更多的模范支部,模范总支部和分总支部而斗争①。

1939年秋,晋察冀边区遭到了数十年没有的洪涝灾害,1 万多村庄被淹,牲畜、庄稼损失惨重,边区军民生活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面对严峻的形势,1940年春耕之前,中共中央北方局和边区政府要求各地党政军民努力生产,开发财源,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坚持长期抗战。

朱良才针对部队中民运工作存在的问题,撰写了《论战时的民运工作》一文。他指出:"边区两年来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取得不断的胜利,使边区成为牢不可破的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谁也不能否认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及每个党员与八路军英勇奋斗和政府艰苦的发动了一千二百万民众参战的伟大力量所得来的。

"文章在指出民运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后指出: "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取之不竭的抗战力量,要发扬这伟大的力量,必须加强我们的民运工作。只有加强民运工作,发挥广大民众的力量,才能坚持抗战、团结与进步,克服投降、分裂与倒退的危机。"②

1940年2月初,朱良才撰写了《克服困难,战胜强敌,必须进一步依靠群众》一文,指出: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一事无成。中国今后的进步,必须充分表现在发动群众力量这一方面。"① "克服投降的严重危机,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依靠群众; 即使投降的危险在某些地区还不能克服,我们必须更进一步依靠群众,就一定能瓦解反动的力量。扩大我们的力量。"②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要求全区干部战士学习朱良才的文章,并深入开展讨论。这样做,使干部战士提高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密切军民关系的自觉性,使军区党政军中影响群众关系的消极因素得到了及时克服。

为了加强军队的建设,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前方总部关于整训部队工作的指示、训令,在1940年1月党的代表会议上,决定在全区部队内开展政治整军运动。为配合整军,朱良才组织编写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定我们的政治方向》等教材。

2月下旬,军区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由政治部主任舒同作了《政治整军计划》报告;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作了重要讲话。朱良才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讲话。

政治整军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干部的学习,提高干部的政治质量。为此,军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成立了干部教育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舒同和朱良才为副主任。各军分区政治部成立了干部教育科,团和相当于团的部队设立了学习指导员或干部教员。从而使在职干部得到了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一部分工农出身的干部中,以扫盲为目的的文化学习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政治整军结束后,朱良才发表了专论文章,总结了政治整军取得的成绩。他指出: 在克服组织中的弱点上,连队支部书记绝大多数脱离了军职,副职制度也随着建立,并有了具体工作;已把审查工作当为经常工作制度;加强了党员与干部过党的生活,提高了党员的组织观念;正确的执行了一切通过支部的口号。

他在文章中还指出了创造模范支部的方向,即: 第一要巩固模范;第二要提高模范;第三要扩大模范; 第四要实现模范的党军——铁军①。

两期整军告一段落后,军区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克服一切困难,坚持长期的敌后抗战"的指示,于7月中旬在唐县娘子神庙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彭真作了《目前政治形势》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朱良才作了《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和《创造模范的党军——铁军的竞赛条约》。

娘子神庙高级干部会议后,八路军前方总部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开展了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对冀晋两省境内铁路、公路交通和沿线敌人据点的大规模破击战役。这就是后来所称的华北八路军的"百团大战"。

战后,朱良才及时总结了政治工作经验,亲自撰写了 《百团大战时期的政治工作总结》的报告。

百团大战后,日军任命冈村宁次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从 1941年1月开始,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实施了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对根据地封锁、分割,实施军事、经济、文化、交通等"总体战"。同年7月,日军又实施了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在复杂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朱良才要求部队进一步做好政治工作。他紧紧抓住军区提出的创党军铁军的号召,要求各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模范的党军铁军。这一活动的开展,极大地激励了全体指战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朱良才激动地讲道: "在连战七夜的磨河滩的战斗中,我们一个连攻击日军500人机械化部队,我虽伤亡过半,但没有一个动摇逃跑的,甚至因被河水隔断失掉联络的人员,在党员的领导下,依然开展麻雀战,不丢伤员、不丢武器,终于归队。

在龙梁战斗中,我们一个连受到极大损失,只剩20余人,连长与支书负伤,党员自动代理指挥,完成了任务。三甲村歼灭战中,我们一个排伤亡仅剩下三个人,最后,指导员振臂一呼,仍将敌堡垒攻占。至于战斗中个人的英勇例子就举不胜举了。" 他说,"没有政治质量的提高,这样英勇牺牲的精神是不可想的。"①

8月13日,华北日军以五个师团、六个旅团和伪军共7 万多人,对北岳区和平西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军区根据敌情的重大变化,在7月22日发布了反"扫荡"训令和政治工作指示,为即将到来的反"扫荡"作出了部署。

反"扫荡"开始后,军区领导机关一直没有离开中心区域,这既是出于指挥全局的需要,也是为了吸引敌人,以便主力跳到外线作战。朱良才一直随机关行动。

在两个月反"扫荡"作战中,根据地军民表现得英勇无畏,事迹可歌可泣。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一例。朱良才怀着激动的心情,挥笔写下了歌颂英雄的诗篇:

北岳狼牙耸,边区血火红。

捐躯全大节,断后竟奇功。

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

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

后来,狼牙山上矗起了烈士纪念塔,朱良才的诗句被镌刻在碑上。

1942年是晋察冀根据地最艰苦困难的一年。敌人为了把华北变为"大东亚圣战"的补给基地,加紧在这个地区制造 "无人区",进行长期反复的毁灭性"扫荡",使晋察冀边区在各个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土地荒芜,疾病流行,人民缺衣少粮,苦不堪言。

春荒开始,老百姓把树叶当成主要口粮。军区政治部即时向所属部队发出训令,要部队的伙食单位不准在村庄附近捋摘树叶。当人民群众得知这训令后,都很感动,纷纷找到政治部,要政治部将训令撤回,因为子弟兵也没有粮食吃。老百姓的真挚感情,使朱良才很受感动。他耐心地向群众做了解释工作。与此同时,他亲自管理政治部的伙食,教育干部和党员们发扬人民军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带领群众克服困难。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贯彻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军区发出了政治训令,提出 "一面战斗,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口号。朱良才又以政治部的名义发出《积极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要求全边区的党政军民积极行动起来,掀起大生产的热潮,大量开垦荒山、荒地,不使一小块土地荒芜。

他对部队的生产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达到能保证几个月的粮食、蔬菜、马干 (即马料) 。他特别强调各级军政首长要以身作则参加生产,要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学习,学习他们亲自耕地、拔草的精神,要求所属各级政府和部队要帮助抗属、贫民搞好生产。

为了粉碎日军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军区领导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的挺进方针,派出了大批的敌后武工队。为使政治工作适应这一方针,朱良才向军区所属部队政工干部提出要求: 把整风精神贯彻在政治工作中; 克服因思想上的僵化而对新事物失去的新鲜感;对精兵简政要有新的认识;加强对敌后武工队的政策教育。

1943年春,舒同调离了军区政治部,朱良才代理主任职务 这时,抗战形势已经进入黎明前的黑暗,胜利在望。朱良才从实践中深刻体会到党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的正确,他对部队讲: "党在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是十分正确的,如果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没有抗战的今天。

只要我们更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战的伟大胜利。"①

这一年的下半年,朱良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全力抓了军区部队党内的整风工作。他在《整顿我们的三风》一文中写道: "主观主义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与共产党不能并存的。宗派主义在党内外的问题上表现是不正派。

党八股是不正的文风。这三个东西是互相有联带关系的。这三股歪风,对我们的各种工作是起着很大的妨碍作用的,所以,必须整顿它,抵制它。"①文章列举了"三风"在军区的具体表现,指出了整顿"三风"中出现的问题。他要求每个同志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强调整顿三风主要是改造自己思想,强调学习与检查必须同边区的现实斗争和生活紧密联系。

1944年春,朱良才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

在晋察冀工作期间,朱良才还下大力气抓了军区部队的文化艺术工作。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报纸《抗敌三日刊》 (后改名为《子弟兵》)、《晋察冀画报》和理论期刊《新长城》等,指导了部队工作,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宣传了许多重大典型。

几年间,军区政治部的抗敌剧社不仅演出了许多节目,还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文艺人才,如剧作家胡可,著名演员胡朋、田华等。他们说:"晋察冀军区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是和朱良才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②

解放战争期间,朱良才调到军事院校,为部队培养军政干部呕心沥血。1946年1月,他协助聂荣臻创办了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担任了该校副校长兼副政委。1948年5月,朱良才调到华北军政大学,协助叶剑英办学,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在这两所学校工作期间,他始终坚持用古田会议决议教育干部,把"决议"列为学员和在职干部的必修课,让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在干部和学员思想上扎下根,使学员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在学校工作期间,朱良才一面工作,一面勤奋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他从头到尾读完《毛泽东选集》和中共"七大"文献,对于毛泽东指定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他读了几遍。他说:"虽未深钻,但在自己看问题、处理问题上是进了一步的,凡事更能坚持从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出发。

政治敏感性加强了,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也有改进,并能逐渐依据时间、地点、条件去看问题,处理问题,进一步养成了凡事谨慎、虚心的习惯。

遇事多进行调查,多征求意见,多请示上级,多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启示,多经过研究,经过一定组织讨论决定。当某一工作计划不能完成或出现了偏差时,能首先从自己本身去检查缺点和原因,然后检查下面的缺点和原因,再想出纠正的办法。因而也就凡事能无顾虑地、坦白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①

对于朱良才这一时期的工作,当时华北军政大学党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叶剑英校长也签署了很好的意见,说他"对党是无限忠诚的,立场观点明确,对问题认识客观"; "对中央局和军区指示执行贯彻是坚决的"。"组织观念强,组织性计划性好,领导能力强; 对学校的思想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走群众路线好,在群众中有资望"①。

1949年8月,全国即将解放,朱良才调到了华北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为了胜利地完成解放大西南的任务,邓小平亲自找朱良才要一批干部。朱良才立即报告了华北军区领导同志,抽调出上万名干部,有力地支援了西南军区。是年10月,朱良才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