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的儿女 周光召:中国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围太少
腾讯科技讯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和科协主席、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周光召院士日前在接受《环球科学》杂志专访时发出感慨:中国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围太少,缺乏学术民主,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
现在大家都在提创新,创新作为科学研究中的较高要求,更需要环境。创新需要的软环境,比硬环境更为重要,而且需要超前培育。一般来说,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渐进性创新,一种是颠覆性创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颠覆性创新。
以下为周光召先生的专访全文:
《环球科学》:为了在本期核武器专题中充分反映中国科学家的观点,我们访问了一些中国核科学家,还专门到四川绵阳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科技馆去参观,回顾中国核盾牌铸就的历程。在不同的地方,大家都会提到你对中国核武器发展的贡献。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你参加和见证了两弹研制的过程,在当时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为什么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
周光召:核武器研制和整个“两弹一星”工程,是中国科技史上很重要的事件。 中国核武器研制成功,除了有相关领导、科研人员等全国上下几十万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具备了历史形成的特殊条件。
解放之初,中国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的氛围,吸引了数万名知识分子从海外归来——这些人的回国,不仅仅是因为向往新中国,也是被当时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所吸引。这一批回国的知识分子,有很多成为了“两弹一星”的功臣。
而且,除了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领导人真心实意地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外,中国政府还对核武器研制进行了战略部署。如果没有1956年制订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也就不可能建立后来这些参与“两弹一星”研制的研究所:计算机所、自动化所、一些化学和材料方面的研究所;就没有人才来从事“两弹一星”的研制,没有技术和知识储备来解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所以,当我们回顾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成就时,不可以忘掉这段历史。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尊重科学和知识的氛围,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中国自己的技术骨干——参加“两弹一星”研制的一大批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自己就是在1954年毕业,走上科研道路,加入这一队伍,逐渐成熟起来的。
当然,这中间也经历了曲折。1958年开始的“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顾客观科学规律,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完全破坏了科学研究的秩序和应该遵循的规律,使得整个社会丧失了科学精神。那个时候,刮起了粮食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浮夸风;大炼钢铁运动中,仿佛完全不需要知识就可以炼出钢铁……解放初期形成的良好科学研究的氛围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被破坏殆尽。
直到1961年,这种情况才得以纠正。那一年,聂荣臻副总理提出了著名的《科研十四条》,恢复对科学、知识的尊重,重新凝聚起知识分子,让他们把精力放到研究中。1962年,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还脱下帽子,代表党和政府向知识分子致歉。
经过了前段时间的破坏,科研环境的恢复和科研秩序的重建工作非常艰难。聂荣臻亲自到研究所,检查实验室,帮助制订实验室管理规则,他的要求细致到“要保持实验室清洁”等,就是要以严肃的态度、严密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经过拨乱反正,科技界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基本恢复到了正常状态,这样才能保证“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真正按照科学规律来进行。
一项重大的科技发现,由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候发现,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如果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创新环境,形成了有高度的科研战略,集中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并坚持按照科学规律和科学方法去研究,终究是会做出成果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