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瑛出生 铁瑛的三任秘书口述怀念老先生
2009年2月6日,浙江省委原第一书记铁瑛同志在杭州病逝,享年93岁。铁瑛同志是河南人,1960年到浙江,算起来,他与浙江结缘近半个世纪。他生前经常讲:浙江是我的第二故乡。
口述人:方文
1972年3月底,时任东海最前线舟嵊要塞区政委的铁瑛同志正在舟山群岛靠外海的一个前沿小岛上检查部队战备。我作为秘书随行。半夜,屋里电话骤响:中央紧急通知,要铁瑛同志明天赶到北京。
那天海上风大浪高,我们乘坐了南京军区专派的军舰才得以渡海,九点钟飞机从宁波起飞,同机的还有东海舰队马龙司令员。因为北京天气不好,飞机只能降落南京。时任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接见了他们。回来后,铁瑛同志表情凝重地说:林彪事件后,为解决浙江问题,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了一周了,没有什么进展。这次是调我和马龙去北京参加会议。
3月31日晚,我们终于赶到北京,那是铁瑛同志第一次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到半夜十二点多才结束,我一直在会场外焦急地等待着。回到宾馆,铁瑛同志无法入睡,他和我谈起了会议的经过:
周总理一宣布开会内容,他便举手发言。联系浙江的实际,揭发了林彪及其追随者搞乱浙江、分裂军队、分裂党、破坏军民团结的具体情况,一口气讲了近一小时,马龙也讲了一二十分钟。周总理听后宣布,明天继续开小会。在起身离开时,站在门口的周总理,紧紧握住他的手,用力摇晃了一下,大声地称赞着:“铁瑛同志,你真痛快!”
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仍在继续,中央让铁瑛同志担任浙江小组的召集人。会议结束回到屋里,铁瑛同志心情很不平静,他在屋里一边踱着步,一边像在自言自语:中央让我去浙江当省委书记,真是太意外了,我参加革命后,工作也曾有过多次变动,主要还是在部队,现在要到地方,尤其是到省一级领导岗位,去管理3300万人民的衣食住行,我能行吗?!
我在旁边忍不住问道:铁政委,你向中央领导反映自己的意见了吗?
铁瑛同志说:会议一结束他就向周总理如实讲了。周总理握着他的手说:“铁瑛同志,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吧,只要认真,可以做好的。”接着再三叮嘱说:“到省委后,要抓紧安定团结,尽快恢复工农业生产,保障全省人民的生活。”
由于受文革动乱影响,当时浙江真是百业凋敝,我记得从北京回部队的路上,铁瑛同志和我谈得最多的,就是如何让浙江老百姓尽快恢复生产,改善生活。
根据中央命令,铁瑛同志带着周总理的教诲、鼓励和嘱托,在197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浙江省委赴职,我作为秘书跟着来到了杭州,开始了夜以继日、艰苦复杂的地方工作。
口述人:应华
我是铁瑛同志最后一任秘书,与老马、老方比,年龄相差二三十岁,只能算地道的后生小字辈。
我2000年10月到铁瑛同志身边时,他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刚开始我认为他已经休息了,自己最主要的任务是照顾好他的身体,让老人家健健康康安度晚年。没想到的是,铁瑛同志卸职而不卸责,年高而不懈怠。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他曾连续参加了8次党的代表大会。
十七大时,有记者采访他,他认真地说,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资源要素制约问题比较突出,推进结构调整,解决高能耗、高排放的任务很重,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断创新。
在铁瑛同志身边,他的博闻强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听过的中央文件精神、省里主要经济指标、经济发展的数据以及增产比例,他都能随口而出。有一次,我调侃道,自己年龄不到首长的一半,为何记性赶不上他的一半!铁瑛同志笑着说,他一直牢记和实践着周总理的一句话,那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逐渐熟悉铁瑛同志的生活节奏后,我渐渐明白他好记性的原因:
每天早晨,他第一件事在床上听中央广播新闻,早餐后写大字一小时,上午看十几份大报和文件,下午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或参观各种书画展览。晚上六点半开始收看浙江新闻和中央电视台新闻,晚9点再看凤凰卫视的新闻。如此这般,这一天的天下大事还有记不住的?
我陪伴铁瑛同志的这些年,无论到哪里,从没看他摆过老革命的架子。到下面市县,无论住哪里的宾馆,他总是客随主便,很好说话。记得有一次我跟他从外面开会回到宾馆,一位女服务员神色不安地连声检讨:“铁书记,因为连续几天下雨,宾馆送洗的床单没干,所以今天没给您换床单,真对不起。”铁瑛同志亲切地微笑着说:“没关系,小同志,我在家里也不是天天换床单嘛。”
铁瑛同志有不少平民百姓朋友,其中一位是梅家坞的陈午云,铁瑛同志的儿女都管她叫午云阿姨。
87岁的陈午云曾是梅家坞的大队书记,铁瑛当年陪周总理来梅家坞,就是她出面接待的。陈午云说,她第一次见到铁瑛时,觉得省委书记肯定架子很大,没想到铁瑛喝茶,连茶叶也吃了。陈午云很奇怪,铁瑛笑笑说,龙井茶太珍贵,浪费了可惜。
过去,铁瑛同志每年去陈午云家做客,说要直接听听茶农的心声。年纪大了,他才叫子女或警卫员带上礼品,替他问候陈午云。陈午云曾激动地对我说:“铁书记不像大领导,他没有看不起我们这些土头土脑的农民。”
口述人:马寿根
铁瑛同志1972年5月到浙江省委工作,办公厅派我给他当秘书。
第一次见面,铁瑛同志笑容满面地握着我的手说:“马寿根同志,你在省里工作时间长,也年长方文几岁,我就叫你老马吧。我从部队来,不熟悉地方工作,今后,要靠你多多帮助。” 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又意外又兴奋,能遇上这样诚恳不摆官架子的领导,真是我的福气。
跟随铁瑛同志工作,他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精神,确实令我十分敬佩,至今难忘。
1975年2月8日,毛主席到杭州治眼睛,谭启龙同志和铁瑛同志到专列上去迎接他。老人家握着铁瑛同志的手,第一句话便问:“你们不是挨打了吗?”
铁瑛同志后来对我说,当时心里真是惊讶:几天前才发生的事,毛主席也知道了?他回答说:“主要是我们工作没做好。”在造反有理的氛围中,干部除了作自我批评,还有什么理可言?!
落座后,毛主席面带微笑地先问道:“铁瑛同志,你是哪里人?”
“河南人,南乐县的。”虽然是第一次与毛主席面对面谈话,铁瑛同志心里并不紧张。“在哪里读书的?”“在保定二师。”“哦,保定二师,那个学校,好学校。”毛主席明显带有赞赏的口吻,接着话题一转问道:“谈谈省里情况吧!”
铁瑛同志立即抓住重点,汇报了省里的生产情况:省里许多工厂停工,像杭州钢铁厂,1973年生产形势很好,还炼出特等钢,造反派却说:多生产几吨钢铁算什么?苏联钢多,不还是修正主义?农村也受武斗影响,江南鱼米之乡,都吃北方省运来的地瓜干、玉米面……前后谈了20多分钟,毛主席脸上表情凝重,吸着烟,只是听着思索着。
铁瑛同志实话实说了省里这么多问题,不是自己往枪口上撞嘛!我真为他捏一把冷汗。当我们说出自己的担心时,他总是点点头说,你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搞不好,我还可能被批判,被打倒。然而,个人的荣辱与国家人民的利益和前途相比较,毕竟是不足挂齿的小事。
不久,毛主席表扬了铁瑛同志,并做出了果断决定,批准浙江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占领的杭州饭店赶出去。此举对杭州市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