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评论 张季鸾什么人都批评 就是不碰蒋介石
在评论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时,许多论者都说到"白璧微瑕"、"瑕瑜互见"、"瑕不掩瑜"等,"瑕"者,就是"拥蒋"。
张季鸾在西安事变时的"拥蒋"是无条件的,即要求张学良等人无条件地释放蒋介石。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为了抵抗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必须有强有力的领袖,在当时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物就是蒋介石。他在《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这样评价蒋介石:"蒋先生不是全知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早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各国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
这样的人才与资望,绝再找不出来,也没有机会再培植。
"对蒋介石可能采取的态度,他这样设想,"你们(指东北军)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一定陪你们痛哭,安慰你们,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大更多。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国民这样焦虑,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自己开火,而又受你们感动,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
其实,当蒋介石初登政治舞台时,张季鸾对他印象并不好,还写文章对蒋介石的婚姻进行过讥讽。但随着以后的形势发展,他逐渐尊崇蒋介石为"国家中心"。
"国家中心论"是张季鸾的主要思想,也是其"言论报国"办报宗旨的产物。这个观点提出于新军阀混战之时,在西安事变之后正式出台。有人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报恩主义思想。张季鸾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又坐过北洋军阀的牢,亲身经历了诸多内忧外患,这一切使他深感中国要团结振兴,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
西安事变发生时,国难日益深重,需要有领袖人物率领全国军民抗日御侮,而在当时大部分民众眼中,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张季鸾"国家中心论"中的"拥蒋"很大程度上是抗日和爱国的具体表现,而不是单单拥护蒋介石个人。
对蒋介石,张季鸾也并不认为他十全十美,只是为了大敌当前,必须奋起抗战的国家利益,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把蒋介石推到了中心的位置。他曾说:"我的中心思想,是要抗战救国,必须要有一个国家中心。蒋先生有很多地方也不尽如人意。
但强敌当前,而且已侵入内地了,没有时间容许我们再另外建立一个中心。而没有中心,打仗是要失败的。所以,我近几年,千方百计,委曲求全,总要全力维护国家这个中心。"他进而说:"当然,我仍希望蒋先生从一党一派的小圈子里跳出来,真正成为全民的领袖。建国大业如果在他手里一手完成,可以顺理成章,省事得多。但那时我们要坚持一个口号,即国家至上,民主第一。以此号召全国合作。"
此时,张季鸾着重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张季鸾早期对蒋介石的"骂",在西安事变中对蒋介石的"拥",以及抗战前夕《大公报》对国民政府"缓战"政策的支持,都是出于对"国家中心论"的坚信与坚持。张季鸾的"拥蒋"是以民族救亡为出发点,暂时舍弃了纯粹的民主追求,不论是"国家中心论",还是"拥蒋",都是站在爱国的立场上,都是为了抗战建国的需要,都符合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追求言论自由是张季鸾的重要新闻理念,他提出的"四不"方针,其实质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这与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十分接近。他对国民政府压制禁锢新闻言论自由进行过多次抵制和斗争,直言不讳地提出过严厉批评。
但是,在如何实现和保证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上,张季鸾和胡政之的观点很不相同。胡政之寄希望于建立一种制度,通过社会上各种力量的互相监督和制衡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张季鸾则更多地寄希望于一种"开明专制"。他呼吁改善新闻检查制度,保障言论自由,是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行一些开明的、带有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统治政策,以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进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完整。
这实质上是一种民主渐进的思想,即认为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开明专制",创造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各种社会条件,逐步实行民主政治。
因此,他的政治倾向是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对国民政府的政策和其他人物时有批评,对国民政府的某些弊政及贪污腐败现象,也有很多抨击和揭露。他还反对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径,主张对共产党平等相待。
而当国难当头的时候,这些追求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了。西安事变以后,张季鸾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39年5月5日,张季鸾发表了《抗战与报人》这篇著名的社评,他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中国新闻事业:"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
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
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自从抗战,证明了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这些问题全不成问题了。所以本来信仰自由主义的报业,到此时乃根本变更了性质。就是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战建国而宣传。所以现在的报,已不应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私人言论机关,而都是严格受政府统制的公共宣传机关。"
张季鸾的这个思想一直影响了以后的一代报人,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979年10月1日,陆铿在香港《明报月刊》以陈棘荪为笔名发表了长文《三十年大梦将醒乎》,当时有人认为这是三十年来最反共的一篇文章。为此,费彝民找陆铿谈话,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费彝民说:"作为老大哥,我要劝你一句话,邓小平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寄。你可以理性地批评党的政策和做法,但请不要批评邓小平。"陆铿说:"我曾听金耀基谈到中国的政策时,说过一句话:‘对邓不忍心批评。
’我很受启发。"费彝民继续说:"对呀!金耀基是台湾背景,你不能连金耀基都不如。"陆铿又说:"按照你的意见,我什么人都可以批评,就是不要批评邓小平。
这正是抗战期间新闻界人士对张季鸾先生的看法,说季鸾先生掌握了一个原则,什么人,什么事都批评,就是不碰蒋介石。这也许是你们大公报的传家宝吧?"费听后,正色道:"文章千古事,下笔不慎重不行啊!"据陆铿回忆,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说了十个字:"态度是好的,观点是错的。
"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也对陆铿说,"我倒看出你文章中贯彻了一个总的精神,可以用五个字概括——恨铁不成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