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文强老上司朱明国的双面人生

这位时有惊人之语的官员,虽然职位是承担维稳任务的政法委书记,但是他总在不同场合强调,对媒体要有“承受力”和“容忍度”,要“善待媒体,尊重媒体”“把舆论监督作为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的帮手”,“顺应民意,回应关切,改进工作”。

因此,在当地的一些媒体眼中,朱的“一直善待媒体”,不仅在各种场合主动“爆料”,也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他甚至在一次接受采访后笑着对记者说,自己就是给记者打工的。类似的表述,是“给人民打工”。

“顺应民意,回应关切”的表述,在朱明国处理2011年广东爆发的乌坎事件时称得上名符其实。

当时,因为土地和腐败问题而爆发的乌坎,一度气氛极为紧张。担任工作组组长的朱,却直截了当地表示“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表态“大多数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党和政府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只要诚意跟政府解决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谈”。甚至对于组织者挑头者,他也说“可以考虑从宽处理”。

在见诸媒体的报道中,当时进入乌坎和村民谈判,共进午餐的朱,受到了热烈欢迎。广东官场小钻风告诉岛君,也正是因为此次危机处理中的“开明包容”,朱在广东官场和民间的印象分都增加不少。

在事后的全省总结会上,朱明国声色俱厉地批评当地干部“久拖不决酿严重后果”,称“群众已经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或许是这次事件的经历,让他在政协换届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要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打捞沉默的声音。”

政坛双面人

朱明国是一个值得挖掘的人物。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史时,朱曾经动情地说道:“我从一个广东贫困的农家孩子,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我深感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组织和人民的培养之恩,地厚天高。 ”今年,在党校学习的他,也曾把焦裕禄引为榜样,称“自己这个年纪的干部从小就是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学习、成长起来的”,“焦裕禄是我们从政的老师、标杆,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而这样一个“苦孩子”,也在2007年十七大广东代表团发言时说:“

要预防贪官摔在批地上、倒在高楼下、毁在红包中、垮在买卖关、死在路桥边、烂在色情里。

一语成谶。

按照一些媒体的套路,你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朱明国反贪语录”。这种做法,不能说没意义,但是格调不高。

所谓“打脸”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言语的靶心已经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和机会。虽说“痛打落水狗”,但是也不能沦为简单的情绪发泄。

毋庸讳言,朱明国在各种任上的一些说法,还是很精彩的,有许多颇有见解。

比如,在纪委任上,他就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分析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模式;而在一次会议上,他也批评走马灯一样更换县委书记的做法,认为县委书记干一两年就走,“说白了就是欺负老百姓,就是拿老百姓开玩笑。”当过县委书记的他表示,“没有五到七年,很难把一个县治理好”。

我有时会想一个问题:

一个有过贪腐经历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且不说收了钱晚上睡不着觉这种推测,一些吃喝根本不愁的官员,白天是勤政能干的官员,晚上是花天酒地的日子,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种角色的自如转换是如何完成的?如果说利益输送是为了家庭尚可“理解”,那么如果是“大家都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这是规矩和规则”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反思政治生态的问题?尤其是,作为纪委书记的他,亲手把很多官员拉下马、送进号子的时候,自己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2011年,朱明国在《学习时报》上发过一篇文章:《换届:进退留转话官德》。字里行间,透出他对官场众生相的深谙:“有的一心晋级升档,四处活动,拉关系、走门子;有的当退不想退,离巢还恋栈;有的感到提拔无望,精神不振,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的挑肥拣瘦,对职务安排不满,不愿去‘清水衙门’和欠发达地区,向组织讲条件,对群众发牢骚;有的纪律松弛,违纪违法;有的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等等 。

”

文章里,他归纳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有“官德”和党性的缺失,也有考核监督机制的失位。而他本人,在仕途戛然而止的今天,也得有人来总结其中的原因。

不过,巧的是,文强死的日子,恰好是朱明国升官日。而今,当老朱在机场被架走的时候,是否会想起过去的这位老部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