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一无所有 崔健:《一无所有》对我来说就是一首情歌

“我就是因为导演是崔健才来看这片子的,想看看他导出来会是什么样?演员表里没有一个对我有吸引力,除了崔健。”从事IT业的80后蔡先生说。他提到的“片子”是正在上映的《蓝色骨头》。显然,导演比海报上有着“自由男神”一般动作的青涩男主角更有号召力。

10月10日晚,这部影片在北京东三环一家影城的两个厅进行内部放映。放映前,地下VIP室里的老崔很忙。采访、拍摄、视频各路人马,轮番上阵。

他黑衣黑裤,戴着永恒的红五星棒球帽——除此之外,还有一只积家Reverso系列的腕表。“请您来点动作!”摄影师说。崔健于是“听话地”不时扶下帽沿或做低头沉吟状,神情严峻。5分钟后,当被摄影师提出“再来一个”时,他终于说“不”,返身离开。

回到采访室,他的第一句话:“看片了吗?没看,我就走了啊。”

话是浅笑着说的,语气是“别废话,直奔主题”的执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和记者讨论起电影的细节。随着采访的深入,崔健的语气越来越激烈,话题迅速延伸到了对腐败、中国传统守旧的性观念和愚孝意识的驳斥,一个人“喷”了好几分钟。

他认为大多数批评他“倒退”或者“没有变化”的人,都没有认真听他的音乐。“我没有权利去批评那些我不听的音乐,那些不听我音乐的人也没有权利来评论我的音乐。”

“这话听起来硬,但这就是崔健。”他多年好友、合作者刘元说。

 我的电影是交响诗,不喜欢的别来

《蓝色骨头》并不是崔健的电影处女作,却是他酝酿数年、历经10余年终于问世的第一部长片。

故事讲述文革时,身为文工团歌手的施堰萍被地方军队首长的儿子看上,她和男舞者孙洪都爱着同团的陈东,最后孙陈二人却因排演的“毒草”歌舞《迷失的季节》而遭开除。施堰萍在绝望中嫁给了首长司机,却无意中发现丈夫是所谓的特工。这让她的信念崩塌,意图自杀,结果并没有死成,却患了失忆,从此远去异国。

多年后,施的儿子长成为会做音乐的城市青年、电脑黑客钟华,因为生计和给罹患癌症的父亲治疗,他不得不给音乐公司老板打工,包装一个看似“有胸无脑”的女歌手萌萌。在和萌萌陷入爱欲不明的感情中,钟华通过一个邮包发现了父亲和母亲当年的往事,他试图通过自己制作的短片来还原他们的过去,并借由网络演出中的一曲《蓝色骨头》表达了对独立和真实的追求。

“你知道这部片子怎么来的吗?”和崔健相交多年,却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老申(化名)问记者。

“是崔健当年(2001)和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合作的现代音乐舞剧《给你一点颜色》,接着诞生了这盘CD,完了他便老想讲这个故事。所以创作这电影的中间有无穷多的人,但最后能把它写下来的,只有崔健他自己,别人帮不了他。”老申说。

据崔健回忆,一开始写剧本时,没有标点符号,全是一行字一行字,“哗”写出来一大堆。写完要拍,他找到职业编剧改,据说换了20个人,到最后出来他还是得自己“划拉”一遍。

剧本和音乐若是“胸有成竹”,摄影、美术、服装这些,崔健明白全是自己的弱项。好友杜可风在4年前就义无反顾地表示愿意掌镜,老导演谢飞更以监制身份来给他“壮胆”。

为什么叫“蓝色骨头”,崔健在和作家周国平对谈时曾经提到,他认为“人的脊椎很重要,是你的精神通天的途径。”但在采访时,崔健已经忘了自己说过这个。他对记者强调,重要的是“蓝色”,而非骨头。

至于“蓝色”又代表什么,是很多人解读的自由和智慧,抑或其他?崔健没有给出更多答案。

影片除了用音乐穿插,还有一个极强的崔健式表达:大量的旁白。对父亲和母亲性格的分析,对于社会现状如网络的描述,还有诸如“孤独是穿越时空的途径,浪漫是穿越时空的目的”之类的形而上。

在老申看来,崔健肯定是有话要说。

“说实话,过去这20多年,思想的大环境是很差的。老崔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把触角伸到那个年代,和今天连到一起。说白了,吃力不讨好。有人说,后半段的现代戏弱。因为老一代在用庄严的形式把自己送走,这就完整了。年轻人还在走着呢,还在后面呢。这片子除了完成一个人寻找他从哪儿来,更多是往哪儿去。我们没有解决未来的事。作为导演,他也希望作为观众的你和我,想他想的事。”

片中最受人激赏的现代舞那场戏出自崔健的想象,文工团的氛围则来自他和父辈的生活。“我跟我爸爸同事聊天,那种感觉特别自由。平常宿舍里的气氛,和他们的言谈话语甚至比电影还要过。同性之间的那种感觉,我真的亲眼看到过,人们肯定是有这样的冲动的。”

这部电影出来,圈内大咖几乎一边倒地说“好”。姜文直接赞“牛X,老崔应该多拍电影!”,管虎很喜欢江边戏份那种“生命的张扬”。见面会上,顾长卫直言“没想到崔健这么年轻,这么接地气,又这么不服气。

电影充满了神秘和未来的气息。”一旁站台的票房灵药宁浩谦恭地身子往前低着,声称这是他“最近看过最好看的电影”。

而在此前举行的电影发布会上,摄影师杜可风说:“我们都是有心的人。这个电影不要看叙事,结构什么的,只要看他的意图就好。”

杜可风在帮崔健说话,但这句话也正透露出了崔健这部电影的短板。三个段落的混乱结构和不成功的蒙太奇,叙事的紊乱,表演的稚嫩,让不少人直呼“看不懂”。

而原本的故事,比这还要复杂得多。

“最初出现在我脑子里的,是一歌三唱。文革时期父母的故事在原始剧本里面不是占颜色,是黑白的,另外是红色、黄色和蓝色三个颜色。而现在这个电影,只是黑白的和蓝色,所以这是为什么叫它《蓝色骨头》。还有一个父亲故事,因为要拍这个片子加出来的,所以把另外两个颜色割掉了,等于现在另外两个故事都在那儿呢,还没拍。只是抽出了它的一半。”崔健解释。

老申承认,崔健在这个电影里试图做的东西太多,会造成一些观影障碍。“如果拿张纸,一二三四,他可以给你讲为什么,怎么着,就像他那么多的旁白。这么说吧,他使劲使得比较大。”但老申还是认为,“技巧不重要,重要的是情怀”。这和杜可风的意思如出一辙。

80后的蔡先生却认为强调细节的严谨和内容的好懂,不是吹毛求疵:“作为一个非专业导演的作品,确实有他强烈的个人风格,也很有力量。看到它,会想起《太阳照常升起》。但段落之间的联系,崔健处理得有点杂乱。父子之间的故事穿插在一起,每个时代都有闪回,看完某一段,经常觉得需要‘脑补’一下。还有现代戏也许不是他的年纪的经历,有好多bug。应该再严谨一点。”

影评人木卫二赞扬了崔健的思维宽广度和在当下寻求历史真相的大胆程度,同时指出,崔健耗费大量台词来讲解对黑客、网络病毒以及记者收红包现象的看法,“无奈,他真是上一辈的人了。太过表面不说,对网络和黑客的理解,更像是过于简单抽象的概念,功能原理跟《全民目击》的U盘差不多,站不住脚。”

蔡先生告诉记者,他不会向朋友推荐《蓝色骨头》,“这个片子,可能更适合搞电影的人来看。实验性强。我会给朋友推荐好玩儿的大片。”

在老崔眼里,要看“好玩儿”的人,显然不是他的受众。

“如果有人看不懂,是风格问题,听交响乐的人受不了流行乐。我的电影是交响诗。”他在此前的访问中说。

“枪”是《蓝色骨头》里的重要道具,是一种身份象征。 没有专辑,但还好有现场

“大家躁起来!不要坐下好吧!工体——摇滚——蓝色骨头!蓝色骨头!哈哈,谢谢你们。”

“大家过得怎么样?凑合!希望一会儿我问的时候,你们也能配合。”

4天后,《蓝色骨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首映礼。在拘谨的主创见面分享之后,崔健用现场演唱会拉开和观众的互动。他不时把两手伸开放在耳边,做出“让我听到你们声音”的动作。

这是他最擅长的形式,也是他内心最亲近的。

从2012年开始,他一直忙于《蓝色骨头》全国巡演。加上各种国内外音乐节和商演,大概一年平均演出场次在二三十场。

其实崔健挺向往自己在电影中编排的那个“网络直播”——身处全世界不同地方的鼓手、贝斯手、主唱……通过网络,相互配合一起做一场表演。

电影中的这个情节是来自于崔健的想象,后来,他问过专家,才得知“这个技术到现在也完成不了,那是有时差的。而这种时差不是音乐家能接受的,这一下就得马上响”,不过,他很乐观,“将来肯定会完成,这是一个技术上问题,这是信息产业的一个无限大和无限快的一个过程。”

但他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在美国已经有实现的。”

他对新的技术和新的表达方式兴趣盎然。但另外一个事实是,从2005年《给你一点颜色》之后,几近10年崔健没再出新专辑。朋友老申说,“他一直研究歌词,对社会问题有各种关注。但这个年代,大家的注意力只有3分钟。他再整点什么新的比较难。做专辑是特累的一事,他又是作词作曲,录音配器全都一个人干,又不想重复自己……我都为他着急。”

而他在音乐上的影响力下降,并不仅仅是从2005年才开始——采访中,好几位他的歌迷对他第三张专辑之后的音乐形式表示不太接受。这也是至今未能扭转的大众印象。而在音乐界,既有赞赏的,也有人表示“一方面他继续赢得各方的尊敬和爱戴,一方面又缺乏来自音乐本身的回应。”

对于受众的离开和换代,他的经纪人Kenny Bloom曾经说,“大概微博取代了崔健的作用。”

刘元对此则要“洒脱”得多:“其实不断地‘出新’也是一种消耗,你说什么是新呢?他在我心里是个非常愿意创新的人。”

《外滩画报》报道,2010 年,20 岁的说唱音乐人大卫去拜访崔健,还没开口介绍自己,崔健先说,“我知道你,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你的说唱非常棒。”

大卫说,“没认识崔健之前,我就知道,他有一天会来听我的音乐,因为我们要表达的事物是一样的,对爱情,对这个社会的态度、困惑和愤怒,都是一样的。”

但很少人了解,贵为“教父”的崔健,经常会自己花钱去看一些“小孩”的演出,“这对他来说已经是生活的常态。”张晓舟说,比如汪峰或是郑钧等很多人在成名之后已经不屑于去看别人演出了,崔健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他比很多人都有平常心,他对这个世界保持了足够好奇。”

扮演孙洪的陶冶是国内顶级现代舞编舞和表演者,在电影中,他的舞蹈同样让人难忘。

让他纠结的汪峰,还有商业

这几年,崔健与汪峰这两个名字经常一同出现。一个被封为“摇滚教父”,另外一个,被封为“摇滚新教父”。 两人身上都贴着“摇滚”的标签,但又如此不同。

10月10日的专访开始之前,崔健的助理提醒记者,“不要问崔健一些绯闻和八卦的话题”。记者略有不解,“崔健最近有什么绯闻吗”,助理为难地解释,“就是……咳,主要别提汪峰就成了。”

之前,《全球商业经典》一篇关于汪峰的报道里提到了崔健,“在‘欢乐中国行’现场,崔健的乐队当着毫无耐性、吵闹迭起的观众调音足有40分钟,主持人在中间不断圆场,从此很少有电视台再敢邀请崔健。”而作为对照的是,汪峰“被很多企业、银行、甚至国际大型活动邀请时,他便与经纪人拎着装有一张伴奏光盘的塑料袋,到处去唱卡拉OK。”

崔健也曾有一些发言,被认为或许是指向汪峰。比如他说过“用摇滚乐表现爱国主义,这是一件非常丑恶的事情”,“爱国根本不需要通过摇滚乐表达。我觉得摇滚乐的价值就在敢于问问题的出发点上。

否则,你在肯定周围,你在唱颂歌,你就是一直在利用摇滚乐。”而汪峰恰好就有这么一首《我爱你中国》,收录在2005年出版的专辑《怒放的生命》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首歌,帮助汪峰打开了商演的局面。2013年,汪峰唱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就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国好声音》节目里,汪峰主动提到了崔健,他说自己二十岁的时候想成为崔健,三十岁的时候想成为鲍勃·迪伦,四十岁的时候只想成为自己。以一种“过来人”的口气。

崔健和汪峰,被认为是“一种人”,和“另外一种人”。但在一些人眼里,崔健也在逐渐变成“另外一种人”。

39岁的杜先生是一位地产公司的市场推广,他是中国早期摇滚的歌迷,网名叫做飞翔鸟,来自唐朝乐队的一首歌。他既自豪于自己策划的推广项目请到了崔健,“我就不爱请蔡依林罗志祥还有什么韩国出来的、选秀出来的,这些人的粉丝都还是些小孩儿,根本没有消费能力”,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对自己所在公司真的邀请来了崔健感觉失望,“崔健现在也是有钱就能请到了”。

对待商业应该采取的态度,也困扰着崔健本人。

2013年4月,以“崔健”命名的“蓝色骨头”纪念手机正式推出,并在北京时代美术馆这样的艺术场所举行了发布会。据说这是中国第一款与名人合作作为品牌的定制设计手机。

创意来自大连一家专门做高端定制产品的制造商。这款方方正正的智能手机使用安卓操作系统,黑色为主色调,带一些红色元素——如同崔健的服装风格。手机内含65首崔健重新编曲制作的歌曲、700分钟视频集锦、100多张崔健成长时期的照片,还有专属的APP。

记者在太平洋电脑网站上查到,这款手机定价接近4千元。参与评价的34人中,16人评“很差”。有人评论其优点是“个性”,缺点则是“配置低了,配不上喜欢崔健的人群对性能的需求”。

六七年前,当制造商找到崔健提出推出定制手机这个想法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回绝。但对方负责人是一个狂热的摇滚爱好者,经一再请求,最终此事落定。

作为一个坚持艺术至上的“旗手”人物,崔健对于商业的态度经历了几重转变。

《南方周末》报道,在经纪人还是陈戈时,崔健就拒绝过一款汽车代言,陈戈为此和他争吵了很久。“他觉得这种商业合作的模式太低级。”崔健还抱怨安排的商业演出过多,要不然可以腾出时间来拍电影,以及发明效果更好的现场录音设备。

这种状态延续到尤尤做经纪人。一款洋酒也想过找崔健代言,出价500万。尤尤当时觉得机会不错,整整两个月的谈判已经都落实到了细节问题,但最后一刻,崔健拒绝签字。“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头像出现在商品上。”

直到 2008 年,经纪人将滚石吉他手Keith Richards和LV合作的广告拿给崔健瞧,他觉得也不难看。彼时的崔健方才开始相信,即便与商业结合,艺术家也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后来做了,就是为了改变。但我把握平衡把握得很严格。如果我做了这个事情,就希望在创作上更完美一些,或者努力在其他方面做得更多一些,让我自己内心好接受这个事情。”崔健表示。

多年和电视绝缘的崔健也开始参加地方台的春晚,力荐姜昕去参加山东台的《歌声传奇》。

“现在电视台都找我们,去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摇滚乐到底是被中国接受了。可是滞后了二十年。”崔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们现在写的歌上电视也不可能。这就是面子在作怪。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早晚会接受,但他们宁可放慢历史发展的步伐。”

2014年央视春晚,他的“想上”与最终“落榜”都成为新闻,甚至有解读说国家电视台或许是有意地要先抛橄榄枝再将他抛弃。

这些,崔健都不予回应。

崔健和他的红五星帽子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他对这种“被符号化”并不抗拒

符号化的意义:雷锋?但丁?

身为职业平面设计师和摇滚乐手的80后詹盼记得,刚上中学的时候,他经常到海淀图书大厦去买打口磁带,那个时候CD这种载体刚刚盛行不久。

“有一次我在一个玻璃橱窗前偶然看到了崔健老师的专辑《红旗下的蛋》,当时整个人就莫名地怔住了,就觉得我以后也得做这样的事情——倒不是做那样的音乐,而是做唱片的封面设计”。后来,詹盼就真的去学习平面设计,考了设计艺术专业大学,并从事这个行业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乐队逃跑计划说到崔健,“最大的影响就是对摇滚乐的理解,让我们觉得摇滚乐是有态度,有力量和想法的音乐。”他们认为,无论是音乐还是立场,崔健都对得起“教父”这一称号。

不过,他们都承认,现在基本从来不听崔健的音乐。

在10月10日的电影观众见面会上,崔健的发言每每话音未落,台下便响起有如春晚“领掌”般的叫好声——“好!好!牛×!”比如,崔健表示《蓝色骨头》不适合那些想看悬疑、恐怖的观众,“看不懂的别来了”,场下便响起如雷掌声。

他又说,“我希望我的电影票,每张都有三张副券,观众第一遍看完如果不懂,还可以看第二遍、第三遍,后两遍都免费”,掌声继续如雷。

这个时候,有一个女记者站起来问,“崔健,你能预计一下你这部电影能达到的票房成绩吗?”

“傻×,别问了!”他台下的拥趸们喊着。

在这些时候,崔健的意义就简化成了,“一个反商业化的斗士”。

乐评人杨波曾言辞刻薄地讽刺过消费滚石的人群:“流行文化里最虚伪的那部分,即通过表演者和观赏者双方的合力和共谋来制造出某个假象来,这假象可能是某位女星的性癖好,也可能是滚石不死的摇滚精神,总之,买卖双方都能借此各得其需,所谓双赢。”

如今,杨波觉得崔健就像“雷锋”,“本来之前他在音乐上还算有点意义,而那些过于看重其意义乃至无限拔高、不惜杜撰其意义的人,将他所剩无几的意义也剔除了。”杨波遗憾的是,“不能像窦唯或王朔那样全身而退,还是不行”。

但崔健自己看得很开:“符号化的东西是我财富的一部分,我的调整能力和我自己最初的愿望完全能改变这些东西。就像有人说脚正不怕鞋歪一样。就像有人批评我说,老崔非常非常狡猾地入世,跟着各种各样的人都打成一片,这就是我的自我调整。而且我希望,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当代的艺术家也是受益者。同时,我们也有能力调整它(腐败和不公平)。”

他还从另外一个方向为自己进行辩护,“我这个符号化的财富很有可能也是负的,比如搞摇滚的人怎么可能搞好电影?可能反而不信任我。”

这个“符号”的意义,有时候显得与现在这个时代很远。2012年北京国际音乐节,主办方请来罗大佑、谭盾、余隆三人和他进行“跨界”对话。有记者描述,“崔健低头看手机。

在他一米远处,几人相谈甚欢,不时爆发出笑声。崔健没有抬头,他四周似乎有一个无形的屏蔽圈,无论多高的声浪传过来,都被一一挡在外面。另外三人滔滔不绝,聊得热烈,唯独他话很少。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安静地听,只有问到他了,他才说几句。”

就和木卫二对《蓝色骨头》这部电影的批评类似,崔健与现在大众的语境脱节了。他不知道“屌丝”是什么意思,也因为不懂“大叔控”和Hello Kitty在舞台上遭到大家哄笑。

他偶尔上微博潜水,但谁也没关注,只记得自己在微博上看到过俞心樵的诗,很喜欢——“有时候照镜子,我真想和镜子里的人拼命!”这是俞心樵的一条微博,崔健觉得这种语言特别有意思。

媒体们仍然在讨论他的意义——他过去的意义。2010年时,央视做崔健的人物专题,要采访梁和平。梁和平构思了几天,抓起电话打给了崔健:“你知道你像谁吗?我告诉你,你就像但丁,文艺复兴的但丁!”

意大利的但丁,死于56岁。而今,53岁的崔健早上5点睡觉,下午2点起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每周坚持游泳,有和谐的私生活,从不沾染毒品,有一种“为摇滚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