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同宇简历】揭秘:周恩来女儿孙维世被脱光钉死?

周恩寿(1904～1985) ，周恩来的小弟弟，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同宇，出生后因皮肤稍黑一些，家里人给他起了乳名“小黑子”，学名恩寿。

1924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觉悟社交通员。1925年受党委派入北平宏达学院学习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宣传工作。10月应周恩来、邓颖超之托，陪同邓母杨振德到广州，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在入伍生团的同班同学有林彪、文强、李运昌等，之后进入四期政治科。1926年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小队长，总政治部劳资仲裁委员会代表。1927年春任武汉邮电检查委员会主任。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是“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共同讨蒋筹委会”执行委员，并在《讨蒋宣言》上署名，后遭通缉。

1928年初，在上海辞别长兄恩来往吉林读书，对外称同宇，脱离党的组织关系。他只身前往吉林伯父处，任吉林海拉尔铁路局检查课的课员。同年5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赴莫斯科出席六大，途经大连遭日本水警盘查，被迫折返吉林。周同宇随机应变掩护长兄嫂，并陪同往哈尔滨脱险。其后，在吉林、太原、天津等地从事税务、禁烟、证券等事宜。

1946年3月在北平与长兄恩来见面，要求重新参加革命，周恩来嘱李克农、赖祖烈交其一笔资金，到天津做生意，为当地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和医药．并与中共地下党员周世昌建立联系，继续为地下党提供掩护以及经费和药品。

核心提要: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副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 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要求尸检,却被以尸体早已烧掉为由拒绝。

孙维世与总理一家持续十几年的特殊感情,在灾难来临之际也没能成为她最后的庇护。若干年后,每每提起孙维世,邓颖超说:孙维世的脾气太直太暴了!不然她也不会死得那么惨!(本文史料参考《我的伯伯周恩来》(周秉德著)、《周恩来自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等)

9月8日,北京西便门的一家西餐厅。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迎面走来,朴素的装扮、淡然的微笑和优雅的步伐,让人看不出她已届古稀之年。她就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妇周秉德。从伯伯的点滴谈起,从丰泽园到西花厅,中南海时的年少往事,让一个少年秉德的形象清晰呈现。

丰泽园的回忆:我在毛主席家吃饭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我是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的,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同宇(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份的时候,随父亲来到了北京。

初入中南海,小秉德诧异于一个个的院门、一排排的古柏。在这个皇帝的御花园,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要见当大官的七伯。她的目的地是丰泽园。在这个园子里,东边的北院住着毛泽东,周恩来就住在东边的南院。

让我仔细看看你长的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亲热地把小秉德拉到了身边。大爷,我叫周秉德。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妈去上海了。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60年后,当周秉德回忆起与伯伯的第一次见面,恍如昨日。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毛主席最爱吃苦瓜,告诉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干不成革命。

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周秉德回忆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小学毕业时,我自制了毕业留念的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作纪念。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我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他在第一页就给我写了好好学习毛泽东七个大字。

1949年底,伯伯的家搬到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我就很少去看望娇娇他们了。从此,周秉德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了长达15年的生活。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对亲人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1949年,45岁的周同宇去华北大学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2间平房, 20多平米,6个儿女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伯伯就把秉钧、秉宜也接到他那去住。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一间屋子。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一到周末,周秉德就回到伯伯家,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这是因为,伯伯觉得我们这一大家走着各种各样的路,他曾经想进行相关的记叙,写写周家这些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作罢。

周家确实是个大家族。虽然周恩来只有两个亲弟弟,在大家族里,周恩来的大排行是老七。周家各房今何在?现在我们和绍兴以及各地远房的亲戚还有一些来往,目前这些亲戚的生活状态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周秉德能说出一连串的周家平民。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1945年就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1950年到北京的时候,已二十出头,伯伯就说家里的人都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把我的这位堂兄派到了河南焦作工作。从此,周恩来二弟一家在焦作扎根。我的堂兄去世后,现只有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一人是普通工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他们大哥在担任城管大队的队长。

文革期间:伯伯说他自己少活十年，作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他的眼里无宿政,当天的工作连夜也要办完。然而,再苦再累累不过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进门后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

于是就有了如下一段对话: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本来国务院各部委处理的文件,由于各部委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都报到西花厅了。现在他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少,常常我早晨起床了,他屋里的灯还亮着。伯伯曾经说过文革的十年让他少活了十年,真的是心力交瘁,对他身体的打击和摧残都是非常严重的。周秉德说。

林彪出逃坠机的事情发生之后,伯伯三天三夜没有睡觉,在人民大会堂处理相关的事务,最后把林彪搭乘的飞机坠亡照片都拿过来,知道了他的下落,伯伯才能够放松一点点。全国各地和林彪相关人员的监护和控制都顺利地进行了。

周秉德回忆:当时伯伯因为这件事情曾经大哭了一场,我认为伯伯嚎啕大哭并不是从个人感情上、也不是对林彪的惋惜,而是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党怎么向国家交代、怎样向全国人民交代,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影响这些都是伯伯不能不考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