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的最后岁月 王映霞的最后岁月

王映霞一生育子女较多。中国人传统认为多子多福,王映霞不以为然,曾说: “养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当然,这也许是句气话。后半生她与儿子关系最紧密的数钟嘉陵了。嘉陵常接老人去住,他的居住生活条件也较好。1996年,王映霞在深圳致笔者信中屡屡提及“此间生活与上海不可同日而语”,“儿子请个保姆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天已入夏,我这里有空调,不开,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给你看看我的这些照片,都是儿子为我拍的”。

洋溢着幸福感。远在美国的郁飞,经常打电话问候老人,寄钱寄物;郁荀父子也曾来看望。

钟嘉利是老巴子(最小的),她唯一的女儿,1968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当教师。她是母亲晚年的一根拐杖,步移寸随。暮年的王映霞访台,就是她陪伴的。她早就想与母亲一道生活,陪她度过晚年。70年代末,钟嘉利还在浙西乡下教书,她想调回上海工作,也好照顾母亲。王映霞竟然拒绝:“你来干什么,我要在上海过清清静静的晚年,你只须在乡下住住就可以了。”嘉利觉得母亲的想法太奇特,人老了是需要子女照顾的。

由于书稿出版了,我与王映霞也疏于音问(她也不能提笔了,打电话也听不见)。有一年4月我与《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相约,专程到杭州去看望王映霞。此前,我给钟嘉利打电话询问老人近况。她说,母亲昨天刚出院。第三天上午,我们便赶到杭州。

钟嘉利的爱人吴荣权是浙大教授,儿子在浙大读书,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好,一大一小(只能放张床)两个卧室和一个“三合一”的厅——客厅、饭厅加王映霞的卧室。钟嘉利很能干,把十八平米的厅一分为二,中间用活动布幔隔开,饭桌与沙发挤在一角,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十分雅致。

厅内整洁,简直一尘不染。王映霞的床靠窗子一边,正对面的站柜,是从上海老家搬来的那只老掉牙的旧物,王映霞是恋旧的。侧面窗台上放着五六盆花草,鸟笼里还养着一对鹦鹉,大自然的景观浓缩在窗内。

嘉利说,这好让母亲看看绿色,听听鸟叫打发寂寞。女儿是娘贴心的小袄啊!我们去时,只见王映霞昏睡着,崭新、洁净的花被子,身着白色镶花边的毛衣,双手伸在被外,脸色显得有点苍白,那纤纤十指虽布满皱纹仍显得秀气雅洁,特别是满头白发,给人一种难言的沧桑感。

她仍不乏是个冷美人。一脸憔悴的钟嘉利告诉我们,母亲再次脑昏迷时,是打120报警的,住了二十天医院,她用四张方凳为床陪老人过了二十个日日夜夜。

没有办法,请保姆总不如自己贴心,家里也住不下。她只有向学校请长假,专侍老母了。我们询问王映霞的近况,她说,老人现在病情稳定了,只是昏睡,头脑不大清楚,语言也有障碍。

钟嘉利说:“这次是母亲没有办法,才肯来我们这儿的。她老人家脾气大,个性强。这些年,深圳、杭州、上海折腾个不停。她先住深圳蛮好,不几天吵着要回上海,嘉陵哥哥把她护送回来。上海的房子又破又旧,没有卫生间,在上海住了一晚,我又雇车把她接回杭州。

在这儿住了两周,她又打电话给嘉陵要回深圳,嘉陵只好再接回去。到了年底,她的情绪烦躁,又吵着回杭州……”钟嘉利叹了口气,又笑着说:“没办法,老人家爱折腾。我们做儿女的只能顺着她。

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我们不敢答话。”嘉利爱人吴教授笑着说,自己就躲到房间里去不出来。“妈妈不糊涂时,大家都高兴,我们用轮椅推她到西湖边上去玩,游人见了都说:‘这么漂亮的老太太。

’”李泓冰指着钟嘉利身上泛白的红毛衣说:“你还没有老太太穿得漂亮呢。”钟嘉利说:“别人家的女儿穿旧的衣服妈妈拣过来穿。我们家,是妈妈穿腻了,指着我说:‘我不要了,你穿吧。’”我们都笑了。我们谈了大约两个小时,王映霞醒了。

我走上前去,把送她的花篮放在她床边的椅子上,问:“王老,您还认识我吗?”她目光黯然,毫无反应。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递到她眼前,她接过纸片端看一会:“呵,有点印象。”又挥挥手用杭州话轻轻地说:“请——坐。”

时近中午,钟嘉利盛情留饭。吃饭时,嘉利备好松软的汉堡和烂饭(和汤),一口一口地喂母亲。老人爱吃鱼,嘉利小心翼翼地剔去刺喂她。王映霞还是吐出一根细刺,捏在手指上晃了晃,哼哼两声,嘉利赶忙接过来。喂毕,嘉利刚端饭碗,老人又哼了。嘉利赶忙扔下碗筷,拉起布幔,从柜中掏出一条纸裤。接着倒纸篓、打水、上卫生间。嘉利刚扒完饭,正收拾碗筷,老人又哼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