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的分析 曾国荃的秘书赵烈文:“参谋”不好当【4】

一个多月后的九月十二日,人在安庆的赵烈文听说朝廷已经批复了曾国荃的折子,轮船巡海的事情交总理衙门商议后上奏,已基本获得批准;有关军务的附片,却遭到朝廷严厉批评:“曾国荃的浙江巡抚一职只是个虚名,并未到任,以后军务方面的事情,一律与杨载福、彭玉麟联名,由曾国藩负责奏报,用不着曾国荃单独奏报。

”这实际上是剥夺了曾国荃的专折上奏权,并不视他为巡抚,事态自然极其严重。赵烈文马上去见曾国藩,曾国藩要他当即赶回金陵,给曾国荃做安慰开导工作。

他生怕脾气暴躁的曾国荃想不开,做出傻事来。赵烈文却说:“我虽然劝说过沅帅(赵烈文一直称曾国荃为‘九帅’或‘沅帅’)要尽量少上奏折和夹片,却没有阻止他奏报军情,所以心中深感惭愧,不好意思见他。

”曾国藩也就不再勉强。第二天,赵烈文特意给曾国荃写信,做了深刻检讨:“昨天在友人处,听说您前次上给朝廷的奏折受到严厉训斥,我于是立即拜见曾大帅,如实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为此惊愕不已!

您在写给曾大帅的信中,还说我曾经劝过您不要向朝廷奏事,因而把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您越是这样做,我越是感到难过。我在您身边,充当上等宾客,享受丰厚俸禄,就是发生了与我完全无关的错误,心里也会惭愧不安,何况我在您那里负责文稿之事,现在您因上奏折而受到朝廷训斥,我怎么能说没有过错呢?所以您越是对我宽厚,我就越是感到愧疚。”

朝廷这次之所以要在曾国荃的军务奏片上发难,不是因为他上的奏折太多,而是恼火他多嘴多舌,阻碍了朝廷命令的执行。朝廷要求鲍超率军北上,自有朝廷的考虑,作为臣子的曾国荃只有无条件执行。可他倒好,不但不执行朝廷命令,反而喋喋不休,提了一大堆反对意见,朝廷自然无法容忍。

加之曾国荃久攻金陵不下,早已引起朝野指责,皇帝对他也有一肚子意见。赵烈文要曾国荃少上奏折,很大因素是他知道朝廷对曾国荃失去了耐心,而不是上多了奏折本身是一种罪过。

再说奏折带夹片的事,也没有硬性规定可以带多少。官员上奏,如果还有其他事情需要同时报告或请示,只要不违犯一事一奏的原则,便可“再”字起头,另纸奏明。通常一个奏折可带二三个夹片,亦有多达五六个的。

曾国荃在轮船巡海的奏折里面,多带一个军务夹片,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严格说起来,赵烈文确实没有起好参谋作用,至少是提出的对策太简单了。他只是一厢情愿地站在曾国荃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既没有顾及朝廷的感受,又忘记了臣子应尽的职责,结果惹下大祸。

正因如此,当曾国藩要他迅速赶往金陵安慰开导曾国荃时,赵烈文才像一个犯下大错的孩子,不好意思前往。他觉得自己无面目见曾国荃。事实也确实如此:惹祸的赵烈文不在身边,曾国荃还眼不见心不烦,他如果赶回来,居高临下做所谓的思想工作,曾国荃不仅有可能听不进,说不定还会火冒三丈、大发脾气呢!赵烈文何必自找没趣?

相比之下,在处理同类事情上,李鸿章的政治手腕,就比赵烈文高超得多。

咸丰十年(1860)秋天,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救援。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大伤脑筋。他既不愿意湘军主力被朝廷抽走,又不敢公开违抗皇帝命令。

李鸿章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几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的重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间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

而奏折来往需时,曾国藩所接圣旨已在路上走了半个月,这里再耽搁数日复奏,等奏折送达热河皇帝手上时,又要半个多月,在这一来一往一个多月时间里,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鲍超北上了。曾国藩欣然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来:和议已成,援兵无需北上。

赵烈文呢?他只是要曾国荃少上奏折,却鼓励他用夹片阻止鲍超率部北上,结果被朝廷剥夺了专折上奏之权,惹祸确实不小。而就在不久前的七月份,曾国荃要赵烈文起草保举人才的奏折,开头只保举了五个人,脱稿后,又要赵烈文添上七个人,其中包括赵烈文本人。

在考语中,不仅说赵烈文是优秀的顾问人选,而且一连写了二十多句褒奖他的话。赵烈文极力推辞,曾国荃坚决不答应;想删掉几句褒奖自己的话,曾国荃也不同意,还说这份保举折子,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名字,才体现了它的分量。

八月一日即接到廷寄,所保各员均交军机处存记,候旨擢用。不久,曾国藩又接到上谕,各处特保的十四人俱发往江苏,以知县用。赵烈文也名列其中。清朝任官实行回避制度,朝廷显然忘了赵烈文就是江苏人。为此,攻克巢县、含山、和州等地之后,曾国荃又在保举人才的奏折中,以“器量闳深,调度有法,实属尤为出力”保举赵烈文,并请求朝廷免送本班,以知县留于浙江补用,奉旨允准。

不久前还接二连三受到褒奖的赵烈文,如今便因为自己考虑不周,给曾国荃带来了大麻烦,赵烈文有多么懊悔,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挫折,吸取了这次教训,以后他代曾国荃起草奏折时,才会不顾曾国荃的反对,甘冒被误解的风险,坚持自认为是正确的做法。

五、曾国荃功成身退,与赵烈文和好如初

打下金陵后,曾国荃满以为劳苦功高,会得到朝廷重赏,不料上奏后不但没有得到表扬,甚至连句安慰鼓励的话都没有,反倒严厉指责他不该在攻破外城后马上返回老营,甚至说什么:“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惟曾国荃是问!

”这简直是一记闷棍,打得曾国荃晕头转向,心中气愤异常。七月十一日,朝廷又发来廷寄,说什么“御史贾铎上奏,请朝廷下旨,让曾国藩更加勤勉国事,力图有长久远大的打算。还有太平军所得金银,全部运到了金陵,现在金陵已经收复,也请他查明后上报中央。

曾国藩以儒臣带兵打仗,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只是他统辖的各位将领,自曾国荃以下,都应该由他严格管教,不要让他们因为骤然得到的胜利而骄傲自大,这样才能长承恩眷。

”更让曾国荃难以容忍的是,朝廷还从扬州派了江宁将军富明阿到金陵来,他表面上是来查看八旗兵驻防的营地,实际上是来秘密调查李秀成是不是真的被湘军活捉,以及了解金陵城内的其他各种情况,其中最受他关注的是太平天国的财宝,因为太平天国有所谓的“圣库”,“圣库”里堆积了大量金银财宝的消息,早已传得纷纷扬扬,成了公开的秘密。

朝廷如此不相信曾国荃,对他防范如此之严,无疑让他伤透了心。曾国藩到了金陵之后,在其安排之下,曾国荃退出官场的意愿便越来越强烈。

有一天赵烈文去看望他时,他便对赵烈文说:“我自己并不具有封疆大吏的才干,局量褊浅,性格急躁,太没有学问;朝廷制定颁布了许多条条框框,而这些规章制度又没有多少实行的价值,让人动辄得咎,真是做事越多,过错越大,所以我很不适合这种官场环境。

”赵烈文看他如此推心置腹,也就把自己的真实看法说了出来:“您的心胸未尝不开阔,但遇事急躁确实存在。至于工作中有许多规定和约束,大的方面当然要遵守,在一些无关紧要或者脱离实际的事情上,其实并不要求拘泥于成规,刻板而不知灵活变通。

您作为国家名臣,岂能像古代的隐士一样,长久在山水间游乐?只是希望您遇到事情的时候,更加考虑周详、谨慎对待,自然就没有什么愧疚和过失了。”曾国荃不仅完全赞同赵烈文的意见,而且表示一定虚心采纳,铭记于心。这一天,他们两人谈话时间很长,以前所有的不快,都随着这次谈话烟消云散。

早在将两江总督府移驻金陵之前,富有政治经验的曾国藩考虑到他们兄弟功太高,朝廷对他们防范太严,嫉恨他们的人又太多,为了保全曾氏家族,避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惨剧发生,于是在主动提出裁撤湘军的同时,不仅为曾国荃代请回籍养病,以消除清廷的疑虑,而且希望他越早离开官场越好。

结果,拼了老命、经过数年血战才争来的一袭伯爵和封疆大吏官衔的曾国荃,在攻下金陵三个月之后就辞官回乡了。随着曾国荃的离去,赵烈文自然也结束了第一次在曾国荃幕府的工作。之所以说第一次,是因为三年之后的同治六年,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之后,赵烈文还在曾国藩的安排和照顾之下,第二次参与曾国荃幕府工作,这是后话。

赵烈文第一次到曾国荃幕府工作,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半不到,而且是安庆、金陵两地兼顾,但因为机会千载难逢,工作又肯卖力,得到了曾国荃的极大认可,于是最后论功行赏,赵烈文亦以花翎直隶州保叙。直隶州与府同级,知州相当于知府。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赵烈文,于是一跃而成了清朝的知府级官员,并为自己争得了一袭花翎顶戴。

曾国荃回湖南时,赵烈文从安庆接家眷和行李来金陵,在大通(安徽省铜陵市大通镇)与曾国荃相遇。赵烈文即安排眷属继续东下,自己则另雇小船送曾国荃到安庆。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两人进行过多次长谈,最后分别时,都怅然若失,并激动地流下了热泪。

曾国荃对赵烈文说:“阁下相爱,无异骨肉,当佩君言,他日总有面目相见。”意思是以前确有许多对不住赵烈文的地方,以后定当尽力改正,达到赵烈文所要求的那样。这一年曾国荃四十一岁,赵烈文三十三岁,但听曾国荃的口气,他自己倒仿佛是小弟弟。

赵烈文因此非常感动,于是在当天的日记中留下了他对曾国荃的总体评价:“沅帅为人笃厚无比,任事之勇,为事之敏,亦世希(稀)有。惜举动失之稍轻,遂增瑕累。然君子之过,人皆见之,固不能与消沮闭藏者同日语也。”